大馬留學生社團神州詩社:為認同「中國人」而盛,卻因白色恐怖隕落

大馬留學生社團神州詩社:為認同「中國人」而盛,卻因白色恐怖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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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認為,記憶的追溯,不只在於讓過去和現在對照或對話,記憶也須考古,考掘出那些潛在的低音,故作者重新審視1980隕落的大馬僑生組織--神州詩社,並分析他們的認同想像和文學文化實踐

文:魏月萍

文學記憶是一個「多重記憶的聚合」,考掘記憶也意謂著一個記憶的恢復過程。但究竟「恢復記憶」這回事,到底重不重要,需不需要,是或否,都折射出每個自我主體與記憶的關聯。關於1970年代馬來西亞留學生在台灣創辦的神州詩社,擁有多重的記憶面貌,衍生與之相關的種種關鍵詞──文學江湖、中華文化復興基地、右翼文學行動主義、文化中國實踐者;另一方面,神州詩社備受爭議的,是被認為誤判當時台灣的現實,錯置文化復興的空間想像,以致形成錯亂的三位一體──「因為對馬來西亞政治的失望而離開,最後在台灣,卻要為中國做點事」(鍾怡雯語),又或是「不具現實的根的文學」(黃錦樹語)等。

余光中文化鄉愁的感召

神州詩社的文化憂患與情懷,與詩社幾位核心人物的成長背景有所關聯。1970年代的華文教育危機,華文課與華文寫作成為華人抵抗行動的隱喻,以及文化身份追尋的核心內涵。幾位主要成員在中學時期吸收了大量的台灣文學養份,尤其受楊牧葉維廉以及余光中的文學感召。特別是余光中,是赴台前與赴台後重要的文學啟蒙導師。神州人殷乘風回憶在中學時期,通過華文老師溫任平認識余光中《在冷戰的年代》〈至讀者序〉引的一首詩:「一千個故事是一個故事/那主題永遠是一個主題/永遠是一個羞耻和榮譽/當我說中國時我只是說/有這麼一個人:像我像他像你」(《風起長城遠》),余光中詩所代表的是「海外知識份子」的流離與望鄉的情感,讓年輕學生產生極大的認同。

另一位神州人周清嘯,亦在〈明月照故鄉〉記述詩社成員在台北植物園談論余光中的詩;同時在〈燈下的歷程〉中說:「余光中先生可說是我們的啟蒙者,他的詩我們讀得最多。」(《歲月是憂歡的臉》)。余光中的〈萬里長城〉被年輕的神州人熱烈傳閱,眾人對於文中主角的文化中國眷戀,有很大的共鳴。溫瑞安的散文〈龍哭千里〉、〈八陣圖〉和〈長信〉皆可找到〈萬里長城〉的情感影響,文以移情,以「長城」作為龍族光榮投射出文化與情感符號。在台灣鄉土文學論戰熾熱時期,余光中捲入論爭,神州詩社山莊內部也有零星的戰役。

神州詩社諸人頗有「花果飄零」的心境,自覺承擔弘揚中國文化的責任,這就不難理解,除了積極寫作,出版系列《神州文集》以及個人著作以外,還創辦「青年中國雜誌社」,開拓一個討論中國文化和中國歷史的公共場域。「青年中國雜誌」(下圖)出版了《青年中國》、《歷史中國》與《文化中國》,書中的訪問對象以及作者,如牟宗三、徐復觀、韋政通、胡秋原、傅樂成、王曉波、陳曉林、高信疆、張曉風等,都是一群關心中國文化與中國知識份子命運的學人、文化人、作家等。

溫瑞安與金庸
Photo Credit:溫瑞安微博
溫瑞安多年前到香港與金庸會面,商談其作品在港台出版事宜。

受挫的文學行動

這恰恰是神州詩社另一個備受爭議的面向,他們視「中國」為心靈的故鄉,「中國人」是身份認同安頓,甚至把中國「身體化」,藉練武來趨近「青年中國」的體魄與健旺精神。只是所謂的中國,實是指向「台灣」這個「自由中國」的空間場域,那是他們嚮往文化復興、反共事業的「祖國」。置於今日的語境與現實,恐怕這樣的「祖國論」會引來不少異議之聲。

只不過神州詩社的文學行動,最終陷入政治風波,被扣上「為匪宣傳」罪名,多名社員被捕。方娥真在「獄中散文」,透露她在牢裡被歸為「思想犯」,罪名是從馬來西亞携帶四卷大陸民歌錄音帶入境台灣。除了錄音帶以外,詩社被扣的證物包括《明報月刊》、毛澤東詩、巴金、曹禺、沈從文小說,甚至是雲南白藥,都被稱為「匪貨」。

針對詩社的巨變及政治風波,黃昏星曾說原因在於「樹大招風」。神州詩社創辦幾年後,社員就達至好幾百人。龐大的文學組織,逐漸擴大的影響力,似乎在某種程度上挑戰了國民黨的統治權威,再加上詩社內部的分歧,因此動輒一個與共匪或匪物有關的罪名,都可以輕易拔去神州詩社的根基,使文化中國復興的理想受到挫折。詩社解散之後,當初和神州詩社走得很近的人都沉寂了,或不相來往。「神州詩社」遂成為一個禁忌。黃昏星在受訪時便坦言,他自己沉默了近八年,若不是遇到陳慧樺老師,受到鼓勵重新提筆,為《蕉風》詩特輯提供詩作,成為另一個人生轉折點,恐怕在寫作路上從此沉寂。

神州詩社在台灣的遭遇,是否是單純青年誤判台灣江湖的現實,或可以和其他在台灣戒嚴時期的「台─馬」政治事件相互參照,才能把握神州詩社文學(政治)行動的挫折──從滿腹激昂到寂靜的消音,從烏托邦的人間夢土至幻滅的王國,是否是特定政治環境與政治氛圍造就的結果,提供更多解釋可能性。

青年中國雜誌
Photo Credit:魏月萍
神州詩社出版的《青年中國雜誌》

留學生的左右思想光譜

記憶的追溯,不只在於讓過去和現在對照或對話,記憶也須考古,考掘出那些潛在的低音。多年後重新審視神州詩社的認同想像和文學文化實踐,實可連結到更大的留學生的境外身體實踐問題。神州詩社如火如荼推廣其文化中國理念,鼓吹台灣為中華文化復興基地,從一些社員的文字當中,亦可以了解對於文化想像與「鄉土」的情懷,可以是精神與實體二者並濟。例如在方娥真的散文中,常讀到她移動於馬來西亞怡保小鎮和台北之間。在台北時,懷念馬來西亞,懷念怡保的家鄉,在怡保時又想念台北。偶爾在馬來西亞和台北之間產生情感矛盾,彷彿有兩個家。無論是鄉土或認同的想像,不是一個單一或封閉的存在意義。

在台灣與神州詩社大約同時期的結社團體,還有星座詩社以及大馬青年社,在同一個台灣的空間場域,有著各自的認同與實踐想像。若再往前追溯,1950年代起作為新加坡留學生的南洋大學學生,則更傾向於左翼的文學與思想行動。由此想起一位台灣老師的叩問:如何看待馬華留學生內部的階級屬性和左右翼學生?確實,如何更好梳理不同年代留學生的文學文化實踐,尤其是勾勒出留學生的認同想像與空間場域的關聯,極為重要;而政治文化光譜或是其中一項參考,但也不是唯一。

本文獲當代評論授權刊登,原文請見:留學生的認同與實踐:神州詩社文學記憶的回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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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杜晉軒
核稿編輯:楊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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