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吉爾與歐威爾》:「後九一一」時代,促成歐威爾死後第三次的聲譽崛起

《邱吉爾與歐威爾》:「後九一一」時代,促成歐威爾死後第三次的聲譽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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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一些專家偶爾會爭論,二十世紀中葉的作家中,哪個人預測的未來最準?究竟是赫胥黎,還是歐威爾。其實這種比較是錯的,他們兩人預測的未來都是對的。

文:湯瑪斯.瑞克斯(Thomas E. Ricks)

歐威爾的非凡崛起:一九五○~二○一六年
Orwell’s Extraordinary Ascension: 1950–2016

(前略)

蘇聯集團中的歐威爾

歐威爾的聲譽之所以崛起,背後的一大動力是他對東歐和俄羅斯知識分子的影響,那些知識分子試圖理解及描述他們的新共產主義統治者。波蘭詩人兼外交官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ław Miłosz)在一九五三年出版的《禁錮的心靈》(The Captive Mind)中寫道:「連那些只從傳聞得知歐威爾的人,也很驚訝一個未曾在俄羅斯生活的作家,竟然對俄羅斯的生活有如此敏銳的洞察力。」當時,那本書讀起來像是在闡釋《一九八四》。米沃什指出:「黨反對任何深入探究人心的趨勢,尤其是文學和藝術方面。沒有表達出來的東西,就不存在。所以,只要禁止人們探索人性深處,就可以摧毀探索的衝動,內心深處會慢慢變得不真實。」他警告,結果是,「在東方,人與社會之間沒有界限。」

一九七○年,蘇聯的異議分子安德列.阿莫爾里克(Andrei Amalrik)發表他批評蘇聯權力的作品時,為了向歐威爾致敬,把書名取為《蘇聯會存續到一九八四年嗎?》(Will the Soviet Union Survive Until 1984?)。在那本書中,他準確地預言:「任何國家被迫把那麼多精力用來掌控數百萬國民的身心狀態時,是不可能無限期存續下去的。」


一九八○年代,歐威爾聲名鵲起,甚至在學術界引爆了一場爭論。那場爭論的焦點是,如果歐威爾活到晚年的話,他是屬於哪種意識形態。新保守主義運動的教父諾曼.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在一九八三年斷言:「歐威爾若是現在還活著,我覺得他會是新保守主義者。」

波德霍雷茨之所以如此斷言,是因為他堅信歐威爾主張的核心主題是左翼知識分子的失敗。不過,文學批評有一個陷阱是,把自己的觀點歸因於某人的主題。從新的右翼觀點批評左翼,可能為波德霍雷茨指引出一個方向,但是那並非歐威爾的主張。貫穿歐威爾所有作品的主題——從早期的《緬甸歲月》到一九三○年代末期的作品,再到多篇擲地有聲的散文,最後到《動物農莊》和《一九八四》——其實是在探討現代世界中左右派都有的濫權問題。有時那是以緬甸殖民時期主人與僕人之間的應對關係呈現,有時是以經濟大蕭條時期巴黎侍者和洗碗工之間的應對關係呈現。

不過,最常見的形式是出現在一九三七年起的隨筆和作品中,那是以國家和個人之間的關係呈現。正因為這個原因,一九八○年代波蘭的工會運動積極地採納歐威爾的看法,以他的人像為非政府的郵政服務發行郵票。(此外,大家應該也會納悶,波德霍雷茨怎麼會忽視歐威爾對以色列建國的反對呢。歐威爾的朋友費佛是猶太復國主義者,他回憶道,對歐威爾來說,「猶太復國主義者是白人殖民者,就像那些住在印度或緬甸的英國人一樣;阿拉伯人則像土生土長的緬甸人……所以他反對猶太民族主義——反對所有的民族主義。」然而,費佛並未解釋一個明顯的矛盾:歐威爾在作品中是英國鄉村生活的強烈擁護者,那即使不算是民族主義,也算是一種地域主義。)

保守派對歐威爾的推崇之所以那麼持久,是因為現代的左派其實從未完全接受戰後的歐威爾,這實在是令人遺憾。那些相信言論自由、但又懷疑無節制資本主義的人,應該在心裡和腦中為歐威爾保留一席之地,而不是讓他被保守派所獨尊。只有一個派系或派別的政治作家引用某個作者的說法時,不見得就表示作者認同他們的觀點。任何想知道歐威爾政治觀點的人都應該謹記,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他曾寫道:「我屬於左派,必須在其中工作,儘管我痛恨俄羅斯的極權主義。」他不會像他批評的某位作家那樣,讓「當時改革派的愚行把自己變成某種反常的保守主義者」。

不過,話又說回來,如果歐威爾的作品可以做為參考標準的話,一九六○年代末期,歐威爾可能會對嬉皮的自戀以及新左派的許多方面感到震驚。他曾寫過「享樂主義的社會是無法長久的。」但他可能不是以保守派的觀點來批評一九六○年代,而是從農村社會主義的觀點出發。因此,他可能會接納一九六○年代和七○年代的一些其他面向,例如回歸鄉土運動,以及反對企業化農業、支持小農種植有機作物之類的反應。事實上,他在世時,也是從城市返土歸田的人,儘管健康欠佳,他還是到蘇格蘭捕魚及種植食物。有鑑於他對自然的熱愛以及對大企業的懷疑,他要是活在一九六○年代,可能也會參與全球暖化運動。


歐威爾的聲譽二度高漲,是發生在他死後的三十四年,亦即一九八四年實際到來的時候。那一年,《一九八四》再次成為暢銷書,年初的每一天都可以賣出五萬冊。賈伯斯和蘋果公司在當年的超級盃上播放了一支高調的廣告,把歐威爾的聲譽又推高了一層。那是麥金塔電腦上市的廣告,裡面引用了《一九八四》的畫面,廣告中有個類似老大哥的人物出現在巨大的灰色螢幕上,一個青春洋溢的女子穿著運動服跑進來,把鐵鎚扔向那個超大螢幕,把螢幕砸得粉碎。那支廣告雖然只播過一遍,但一播出就成為有史以來最著名的廣告之一。

要是歐威爾能活到一九八四年,那時他是八十一歲,可能會延續不守傳統成規的作風,在內赫布里底群島上一邊衰老,一邊過著隱居的務農生活。斯賓德終於有一次正確地了解了歐威爾的看法,他說:「他重視的是英國鄉間的舊英格蘭概念。在那種環境中,保守就是反對正在發生的變化,尤其是造成不平等的變化。他反對十九世紀出現的那群麻木不仁的工業中產階級。」

如果歐威爾能以某種方式看到當今的世界,當他看到大家批評美國、英國、俄羅斯、中國日益加劇的貧富不均現象時,幾乎一定會支持那些批評。從《動物農莊》的情節發展可以推知,他若是看到中國從文化大革命演變成今天共產黨和新億萬富豪所組成的邪惡聯盟,可能也不會感到意外。如果歐威爾能在今天的中國住上一兩年,不知道他會寫出什麼樣的作品。


歐威爾迅速崛起的新聲譽只受過兩次嚴重的打擊,分別發生在一九九八年和二○○三年。有人爆料指出,歐威爾晚年曾為英國政府準備了一份疑似共產黨人的名單。這種告發行為是發生在一九四九年五月,當時他躺在醫院的病床上。然而,從他所處的時代背景來看,那種舉動是可以理解的。歐威爾曾目睹朋友在西班牙被蘇聯監禁起來,並在毫無司法審判下遭到處決。《動物農莊》出版後,他有理由擔心自己的安危——前面提過,他想出版該書時,就遭到史摩萊特(偷偷為蘇聯效勞的英國官員)的阻撓。史摩萊特是費爾比招募的間諜,當時他和伯吉斯、布朗特等蘇聯間諜都尚未被識破身分,在英國的社交圈裡相當活躍,也備受敬重。一九四九年九月,歐威爾彌留之際,費爾比被任命為英國駐美大使館的英國情報總監。

儘管如此,現代左右兩派的思想家都認同,歐威爾的作品已經變成我們了解二十世紀及二十一世紀的關鍵。新保守主義右派說,他「被一些人譽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作家」。左派的希鈞斯更進一步主張:「他身為談論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帝國主義的作家,以其他的英語作家所無法企及的方式,擁有二十世紀。」二○一三年,《新共和》(New Republic)的一位撰稿者把歐威爾比喻成蒙田和莎士比亞,稱他為「世紀聖賢」。

歐威爾在九一一之後再度流行

這點促成歐威爾死後第三次的聲譽崛起,可能也是最令人意外的一次。一些評論家曾預測,一九八四年過後,或至少蘇聯解體後,歐威爾的熱潮將會轉淡。一九八七年,文學評論家哈洛德.布魯姆(Harold Bloom)預測,《一九八四》將被視為一部「時代作品,就像《湯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那樣」。就連長期支持歐威爾的文學評論家歐文.豪(Irving Howe)也認為,冷戰結束後,「《一九八四》可能只剩『歷史意義』。」

然而,冷戰後的新世代覺得歐威爾的文字很有共鳴,所以歐威爾的作品不僅沒有沒落,還再度流行起來。《一九八四》的歷史脈絡雖然消逝了,但脈絡的消逝似乎也解放了這部小說,讓大家覺得它是在探討現代人類普遍面臨的問題。

關於這點的證明,從近年來世界各地的讀者和作家紛紛對歐威爾描述的那個近乎無所不知的狀態做出回應,即可見得。二○一五年七月,一名部落客一本正經地寫道:「我們活在新的監控時代,每個公民都受到持續的監視,歐威爾勾勒出來的社會生活概念變得出奇的普遍。」二○一五年,伊拉克作家哈山.阿卜杜拉扎克(Hassan Abdulrazzak)表示:「我確定歐威爾撰寫《一九八四》時沒有想過:我必須為伊拉克的男孩寫一個有教育意義的故事。但那本書為我解釋了海珊統治下的伊拉克,那本書比我之前或之後讀過的任何書籍解釋得更清楚。」二○一五年,《一九八四》變成俄羅斯的年度十大暢銷書之一。

二○一四年,《一九八四》在泰國變成反政府示威者的熱門象徵,連菲律賓航空公司都在一份實用的提示清單中提醒乘客,帶那本書入境可能會被海關及有關當局找麻煩。以「艾瑪.拉金」(Emma Larkin)這個筆名在東南亞工作的美國記者寫道:「緬甸流傳著一個笑話,歐威爾不只寫了一本有關緬甸的小說而已,而是寫了《緬甸歲月》、《動物農莊》、《一九八四》這三部曲。」

現代的中國似乎對歐威爾特別有共鳴。一九八四年以來,中國已出了十三種版本的《一九八四》中譯本。《一九八四》和《動物農莊》也有藏文譯本。譯者董樂山解釋歐威爾與中國的相關性時寫道:「二十世紀即將結束,但政治恐怖依然存在,這就是為什麼《一九八四》至今仍成立的原因。」

歐威爾早期對政治濫權的思考也吸引了新的讀者。一名伊斯蘭激進分子在埃及被囚禁期間讀了《動物農莊》,他意識到歐威爾道出了他個人的疑惑。馬吉德.那瓦茲(Maajid Nawaz)說:「我開始頓悟:『天啊,要是跟我在這裡的人哪天掌權了,他們就像是伊斯蘭版的動物農莊。』」在辛巴威,一家反對派的報紙刊登了《動物農莊》的連載,並以插圖強調一場背叛的革命。插圖中,豬(拿破崙)戴著辛巴威終身總統羅伯.穆加比(Robert Mugabe)所鍾愛的大框眼鏡。有人看了連載後,以防坦克地雷摧毀了報社。二○一四年,一位古巴的藝術家因打算呈現《動物農莊》的畫作,在未經審判下遭到監禁。為了讓有關當局明白他的用意,他在兩頭豬的身上寫了「菲德爾(亦即菲德爾.卡斯楚)」(Fidel)和「勞爾(亦即勞爾(亦即勞爾.卡斯楚)」(Raoul)的名字。

在「後九一一」時代,《一九八四》又找到一個新的關聯以及新一代的西方讀者,因為有三個方面環環相扣。

對當今的美國人來說,《一九八四》那個永久戰爭的背景帶有一種令人心寒的警告。那本書的背景就像今天的美國生活,衝突是發生在舞台外,只能偶爾聽到遠方傳來的火箭爆炸聲。歐威爾在《一九八四》裡寫道:「溫斯頓已經記不得他的國家到底什麼時候沒在打仗。」(現在所有二十出頭或更年輕的美國人也是如此。在小說中,有些人甚至懷疑政府是假裝在打戰。政府宣稱戰爭正在進行,是為了持續掌握權力。)這個時代,美國靠著無人機發射精準的導彈,少量的海軍海豹突擊隊隊員,以及駐守在中東偏遠地區的特種作戰部隊來發動戰爭。敵人可能偶爾轟炸倫敦、馬德里、巴黎、紐約等城市。相較之下,底下這個擷取自《一九八四》的片段彷彿有先見之明:

現在參與戰爭的士兵並不想達成什麼偉大的目標,他們沒辦法摧毀敵人,開戰也沒有物質上的因素……真正參戰的人很少,大部分都是經過高度訓練的專業人士,所以相對來說傷亡也很少,如果真的發生打鬥,也是在前線的某處,一般人只能大概猜測在什麼位置……在國民的心中,戰爭不過是代表消費物資持續短缺,偶爾會掉下一顆火箭炮炸死幾十個人罷了。

第二個促成現今歐威爾熱潮的動力是,後九一一時代情報國家的崛起。無論是西方或東方,這個時代,我們都活在一個專橫跋扈的侵入性國家。二○○○年代初期,美國政府常用遙控飛機在巴基斯坦、葉門等未正式交戰的國家殺人。除了美國政府認為有威脅性的行為模式以外,許多遇難者甚至身分不明。殺害那些人後來變成所謂的「特徵攻擊」(signature strikes)——亦即,有恐怖分子行為模式的服役年齡男性,例如與已知的恐怖分子通電話或會面的人。在巴基斯坦、葉門、索馬里等地,這類攻擊已發生數百次。(美國還引用法律指出,那些鎖定的攻擊對象都有武裝,但那只是一種狡辯,因為那些人位於阿富汗—巴基斯坦邊境之類的地區,那些地方有如現代版的道奇城(Dodge City),成年男性本來就會隨身攜帶武器。「後設資料」(Metadata)——操縱數十億筆資料以辨識以前看不見的模式——讓政府可以悄悄地針對數百萬人的行為收集檔案。

當然,美國政府採取那些致命的侵入性方式,是為了因應九一一攻擊。歐威爾很可能會嚴厲譴責那些攻擊,也譴責美國政府的恐慌反應。歐威爾謹守的指導原則是良知的自由——既不受政府控制,在宗教或意識形態上也不受極端分子的控制。回想一下本書前言末了他說的那句話:「自由若有意義的話,那是指你有權利告訴對方他不想聽的話。」從這個脈絡來看,在《一九八四》中,溫斯頓看到自由的最大威脅不是來自海外,而是來自自己的政府。

第三,或許也是最令人震驚的,是《一九八四》中使用酷刑的方式,預示了今天的國家如何使用酷刑來進行無休止的「反恐戰爭」。九一一恐怖攻擊後,酷刑在美國史上首次變成官方政策。(在此之前只是偶爾使用,但使用時總是不顧法律,有時會遭到起訴。)CIA官員坦承他們使用酷刑,彷彿是在挑戰檢察官敢不敢起訴他們似的(目前為止還沒有人遭到起訴)。

一些專家偶爾會爭論,二十世紀中葉的作家中,哪個人預測的未來最準?究竟是赫胥黎(他在《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中預言國家利用快樂來掌控人民),還是歐威爾(他的觀點比較黑暗,他認為國家是以痛苦建立起來的)。(事實上,赫胥黎曾是歐威爾在伊頓公學的法語老師。)其實這種比較是錯的,他們兩人預測的未來都是對的。多數人覺得生活愉快就很滿足了,他們不會去質疑國家。但每個國家都會出現少數的異議分子,鎮壓他們往往需要採用比較嚴厲的方式。誠如歐威爾在《一九八四》的尾聲所言:「人類有兩種選擇,一是自由,二是幸福……對多數人來說,幸福比較重要。」此外,多數美國人似乎或多或少都覺得,自己的私人通訊受到國家安全機構的監控也無妨。在這方面及酷刑的使用上,美國人民默默地同意那些徹底背離其民族傳統的做法。

其他的國家也效仿美國,探索高科技電子竊聽的可能性。二○一四年烏克蘭動亂期間,親俄政府被抗議者的圍攻下,傳給抗議者最歐威爾式的訊息:政府監測了抗議地點附近的手機位置,然後發送一則集體簡訊給他們:「親愛的用戶,你已登記成為大規模騷亂的參與者。」簡訊開頭的「親愛的」那幾字,特別容易讓人想起老大哥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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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邱吉爾與歐威爾:對抗極權主義,永不屈服!政治與文壇雙巨擘,影響後世革命深遠的不朽傳奇》,麥田出版
*透過以上連結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聯合勸募

作者:湯瑪斯.瑞克斯(Thomas E. Ricks)
譯者:洪慧芳

Winston Churchill, 1874-1965|George Orwell, 1903-1950

這兩人究竟是什麼樣的人物?
他們是以什麼論述,為個人在現代生活中保留空間?
他們是如何得出那些觀點的?

時代的締造者,也是「最令人意想不到的盟友」
邱吉爾比歐威爾早二十八年出生,也比他多活了十五年。貴族出身的邱吉爾是精明的戰爭分析家、卓越的演說家,政治生涯雖曾遭逢低谷,但一直都是眾所矚目的焦點;來自中下階層的歐威爾,以社會觀察者的身分寫作,一生大部分時間其實默默無聞,直到生命後期才成為聞名遐邇的「歐威爾」。兩人的人生軌跡大相逕庭,但在交疊的關鍵歲月裡,他們都為同樣的重大問題而奮鬥——對抗極權主義、阻止國家謀殺的浪潮繼續高漲,並且把捍衛人類自由視為首要之務。

不僅為了理解他們的時代,也藉此了解我們自己的時代
一九三○年代末期,「民主」在許多圈子裡深受懷疑,甚至遭到揚棄,隨處可見威權統治者崛起。有些人雖不至於把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視為救世主,卻覺得是「可以打交道的對象」。相反地,邱吉爾和歐威爾深謀遠慮,一眼就看穿剝奪人民基本自由的政府是一股極權威脅,應當抵制。

儘管邱吉爾和歐威爾並未獲得大家的充分理解,被多數當代人所抨擊,但他們面臨歷史的關鍵時刻之際,秉持著先尋找事情的真相,然後才根據信念行事,最終都證明了他們是那個年代的必要人物。在普立茲獎得主湯瑪斯.瑞克斯(Thomas E. Ricks)的這本精彩的雙雄傳記中,他們的人生成了道德信念堅不可摧,以及堅持信念需要過人勇氣的最佳明證。

邱吉爾:
「我能盡心奉獻的別無他物,只有熱血、辛勞、眼淚和汗水。」
「如果這個島國的悠久歷史終究要結束,那只能結束在我們每個人都浴血搏鬥之後。」
「永不屈服,永不屈服,永遠永遠永遠不要屈服。除了對榮譽和理智的信念以外,永遠不要向任何事情屈服,不分事情的大小輕重,都不要屈服。絕不向蠻力屈服,絕不向敵人的壓倒性勢力屈服。」

歐威爾
「自由若有意義的話,那是指你有權利告訴對方他不想聽的話。」
「邱吉爾升任首相……帶來了深遠的改變,這個國家終於醒過來、開始運作了。」
「政治語言……都是為了以假亂真,讓謀殺顯得合理,使空話聽來煞有介事。」
「轟炸不設防的村莊,把居民趕到荒郊野外,以機關槍掃射牛隻,用燃燒彈焚毀田舍:這就是所謂的『平定』。無數農民的家園遭到劫掠,他們被迫帶著隨身行李長途跋涉:這就是所謂的『人口遷移」或『邊境整頓」。人民無故入獄多年,或從後腦杓將他們槍決,或是把他們送到北極的勞改營,讓他們染上壞血病而過世,這就是所謂的『消除不可靠的因素』。」

透過認識兩人的人生歷程,
我們或許會對現下這個忽略個體價值更變本加厲的時代,做好更完善的準備,
就像他們靈活因應世界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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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麥田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