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塔莉娜》：到了最後，卡塔莉娜成了一種失敗的「藥」

文：朱歐・畢尤（João Biehl）、托本・埃斯可拉德（Torben Eskerod）

他們在話題中疏離地顯露出對卡塔莉娜變成「一條受傷的流浪狗」的同情。「我認為她的處境很可憐，」厄巴諾繼續說，「明明有弟弟、有公婆、有小孩，但還是被像動物一樣遺棄了。被人到處踢來踢去，就像沒主人的狗，只能乞求一點食物。這就是她當時的人生；後來一直是如此。」

她的家庭關係怎麼了？

「結束了。他們對任何人都沒有愛。尼爾森全家都那樣。他們有一種邪惡（ruindade）。他們是非常無知的人。」

那弟弟呢？

「他們從沒為她出頭。」

為什麼？

「怕要照顧她吧。她沒有任何收入，完全沒有。所以很難有任何地方願意收容她。」

古希臘時代，每年都會有兩個男人——所謂「真正的人渣兼廢物」——會被選出後逐出城市，並作為塔爾戈里亞節慶的一部分。一開始，這些人是被當作解決城市遭受饑荒或瘟疫的手段，之後成為幫助城市免於禍害的方法。這些被稱為「藥」（pharmakos；複數pharmakoi）的男人不可能再回到城市。歷史學家對於他們如何被挑選為代罪羔羊的方式爭論不休，對於他們究竟是直接遭到殺害還是放任其死亡也沒有定見。

在我完成了這輪與卡塔莉娜的弟弟、前夫、孩子、姻親及朋友的對話後，卡塔莉娜遭受放逐的情節逐漸明確起來。她完全就是現代的「藥」。在人們憑經驗形塑出種種事態的核心，就是她的缺陷身體，而他們也是在跟她經歷了醫療、市政府及法律的體系之時，在那具缺陷身體中看見了自己。

回顧尼爾森最後說的：「我們結婚之後，他們才告訴我這個家族有的問題。我媽媽的親戚說，『可憐的尼爾森，他不知道自己惹上了什麼麻煩。』她早就知道了，但因為身為信徒不想說些什麼。我直到親眼目睹了才真正相信。上帝保佑我不致受苦（Deus me livre）……我開始認識了她的親戚。她有一個阿姨就是死於這種毛病，另外還有一些表親也是……我告訴自己，『啊，原來會這樣……他們等著瞧吧。』」

這是充滿復仇心態的話語——彷彿透過卡塔莉娜，這個男人要給這些人一個教訓。如此回顧起來，卡塔莉娜的意義不在於身為一個人，而是代表了一種集體及其擁有的病變。以此病在醫學上的未知及其身體表現為中心，卡塔莉娜在社會性上的無關緊要逐漸成形，因此容許尼爾森現在能將家庭關係解讀為一種報復性的交換。

那你現在有什麼計畫呢？我問卡塔莉娜的前夫。

「好好過日子。想辦法進步。我現在對我的家庭很滿意。這個女人不會害我得處理之前那樣的麻煩。那個人她得想辦法自助。就像我之前說的，醫生有治療卡塔莉娜，好讓疾病別再復發。只需要吃藥就行了，但她不願好好照顧自己……過去的已經過去了。你得讓一切入土為安。」

卡塔莉娜的身體已遭放逐，她的人生已入土為安。隨著她的故事被揭露開來，醫藥科學已成為「常識」的一種工具，封閉了許多同理及感受的可能性。藥物的商業交易及政治已變得跟各種生活世界密不可分，而正是作為這些過程之具像化的藥物，影響了卡塔莉娜作為「藥」而遭到驅逐的結果。無論是讓卡塔莉娜實際上不可能生存的經驗現實，還是對其進行批判的可能性，都已遭到封鎖。正如卡塔莉娜反覆告訴我的：「他們都不願意對話，而疾病的科學已遭到遺忘。我不想吃藥……科學是我們的良心，有時很沉重，背負著你無法解開的死結。如果我們不去細究，身體裡的疾病會惡化。」

德希達在〈柏拉圖之藥〉一文中沿用了希臘文的「藥」一詞，並將此當作代表柏拉圖哲學的概念。書寫同時具有解藥及毒藥的作用，對言語據稱可以直接理解的事物真相來說，它是一種人造的對應物。根據柏拉圖的概念，德希達推論指出，寫作被視為「一種悼念、一種補償，一種對於顯露病態之言說的解藥」——「寫作是悲慘的子嗣」（Derrida 1981:115, 143）。當「活生生的言說」屈服於法律的同時，書寫是一種遊蕩在生活領域之外的力量，無法引發任何效果或自我再生：「一種活著的死亡，一種受弱化的言說，一種受妨礙的生活，一種還在呼吸的假象……彷彿一切都是鬼魂，都是迷途。」（143）然而對德希達來說，書寫作為「藥」是表意（signification）的獨立秩序。書寫以延異（differance）的狀態運作——「任何原初在場的消失」——且同時是「可能性條件以及真相之不可能性條件」（168）。

柏拉圖使用的「藥」一詞早已受到希臘文化的多重決定，達希達指出：「這一切表意仍出現了……問題是（表意）鏈已遭隱蔽且到了不足取的程度，就算作者本人也無從得知其存在。」（1981:129）而當代哲學家在作為「藥物」的書寫，以及被當作「藥」而遭到政治體排除的人物之間，看到了一種隱蔽的連結。因此，在德希達所揭露的訊息中非常有意思的是，「藥」這個代罪羔羊的角色從柏拉圖的哲學反思中缺席了。「城市的軀體（body proper）因此重新團結一致，封閉眾多內院以保安全，將自己與自己本身在城邦廣場（agora）範圍內產生連結的文字，還回去給自己，使用的方法則是透過暴力，將代表外在威脅或侵略的人事物，從其領土中排除出去。那些具有代表性的人事物代表邪惡的他者性，而這樣的邪惡透過無預警地闖入進而造成影響，或傳染疾病。」（Derrida 1981: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