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場景、文化衝突、口音這三方面談《返校》

從場景、文化衝突、口音這三方面談《返校》
Photo Credit: 中央社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1991年拍攝《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電影團隊為了要恢復1961年的氛圍費盡苦心,但當時的日式建築群基本上都還保留著,反而是2019年的人想要拍1961年,可就沒那麼容易了。

文:呂其正

近來遊戲改編電影《返校》引起熱烈討論,但多半集中在白色恐怖、轉型正義或相關歷史事件上。這裡,我想從「場景、文化衝突、口音」這三方面談談不同的《返校》。

以下內容包含劇情,還沒觀影的讀者請斟酌閱讀。

先說說場景。電影用了屏東潮州鎮一間廢棄的學校做為拍攝主要場景。回到1960年,這間學校應該剛蓋好,發散出現代主義光芒的進步與新穎才對,這點我得碎念一下:電影裡升旗的時候主校舍顯得太破了。電影團隊沒有透過後製把校舍弄新,讓整座校舍顯得不符時代背景。

不止於此,電影主角還去了桃園神社。在1960年代,神社的用途其實已轉化為忠烈祠,變成1960年代主角私下相聚之處其實有點奇怪,但如果當成電影劇情設計,只是要找一處廢棄的日本神社來偷偷聚會,那還說得過去,至於學校警衛亭放在那樣的地方,跟台大徐州校區一樣,都是時代的縮影,因為台灣有時候整間學校都變了臉,就警衛亭和儲藏室沒有改變。同樣在1960年代,不太會變的部分,還有禮堂,電影內的禮堂有一幕因為劇情需求,屋頂結構內有斜屋架撐桿的「洋小屋組」都被揭出來了。

在過去,禮堂可能是學生敬拜天皇奉安庫之處,而在電影故事發生的時代,已變成放置國父遺像的地方。

建築不常說話,如果說話了,要看是誰讓它動口的。台上台下的權威與權力,不管用什麼材質都一樣,那是形式的問題。

戲中私密聚會的場合、看電影的地方、非主要校舍、老師的單身宿舍,都是木門、欄間、羽見板等木料不斷出現的場景,換言之,那是「前朝」留下來的。同樣屬於前朝的建築,還有女主角的家。女主角父親官階不低,我猜測她住在高階的眷村內,但從女主角父親的官階看來,我倒是覺得把這上校的家拍得太小了。

而入住日式宿舍的外省家庭,「把沙發、家具、神明桌、鋼琴通通放在榻榻米上,進出不一定脫鞋子」這點,也的確跟《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一樣,反映那個年代一群抗日過的將官住在「日本鬼子」木屋內的詭異感。一群外省人要用榻榻米?甚至連警衛亭也在訴說同一件事:一位參加過裝甲兵部隊、聽著中華民國裝甲兵之歌的退伍忠誠校工,要在日本人留下的學校木屋內渡過餘下的工作生涯。大時代,誰知道會如此呢?

荒廢18年  屏東志成工商因返校爆紅(1)
Photo Credit: 中央社

我因為玩過遊戲了,所以劇情那些跳躍感我是沒有感受到的,這點略而不談,但還有一點,會讓我想到此片在細緻程度上,無法超過《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就是「口音」。

在《返校》中,也許導演有意要把事件緊縮在國家機器迫害外省民眾上,因此不管是老師還是學生,口音都很「標準」。我們可以發現,少年、少女,包含老師們的國語,就跟我們現代人說的別無二樣。不過,如果不是刻意營造標準口音的話,除了強調工友的鄉音,以及布袋戲偶與雨夜花出現時有台語外,片中少了本省、外省原生家庭,影響小孩學習標準國語的口音落差,也少了許多1960年代的特別流行用語。

還記得《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預告片中,出現了「打kiss打kiss」的用詞,背景音則是美式風情的翻唱歌曲,更大格局地把住在日式木屋的外省人要「去去去,去美國」的美援背景帶入戲中。而《返校》當中,就只有刻意出現的幾句台語,和外省退伍軍人的口音,能略微帶出時代氛圍了。

最後提一件有趣的觀察:1991年拍攝《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電影團隊為了要恢復1961年的氛圍,費盡苦心,但時間是站在他們那邊的,當時的日式建築群,不管是眷村、糖廠,學校,基本上都還保留著,稍做功課,略做清潔,應該就能恢復大場景的時代感。

到了2019年,要拍1961年可就沒那麼容易了。政府自2000年開始大量拆除木屋、日式宿舍,以及許多舊時代公共設施的消失,再加上建築又多了數十年的自我凋零,剩下適合拍攝的地方可能都是單點單點(而且被修復過)的老屋。而有趣的地方就在這裡:2019年要想辦法對1961年做場景再造,用的可能是經過指定、保存、修復後,重新出現的文化資產,這跟楊德昌在1991年要找現存使用中的眷村,以便造景,兩者狀況可完全不一樣。

1991年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有著時代優勢,2019年的《返校》則有著文化資產修復的特殊性。那到底這些近年來修復後的文化資產,對於拍攝日本時代台灣的電影有沒有幫助?是否能夠協助呈現戰後那青黃不接、混雜各省口音的特殊台灣社會?皆都值得繼續觀察。

希望每處文化資產,都是台灣電影能藉此使力的一塊寶。

延伸閱讀

責任編輯:丁肇九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