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街裡的「他者」：他們辛苦移民到另個國家，為何還是按中國方式生活？

文：陳海粟

我對唐人街的印象，是第一次踏上曼徹斯特時。那是我剛到英國的半年，藉著假日的機會漫步在冬天曼城清晨霧灰的街道上。沒有方向感的我並不知道哪裡是哪裡。突然在一個巷子口，視覺上頓時鮮艷起來，紅藍綠夾雜的明亮歡快的顏色，與曼城的灰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除了視覺上的震撼，聽覺上也瞬間從英文切換成了中文模式。我滿腹疑惑，抬頭一看：CHINATOWN（唐人街），身在異鄉的我瞬間感覺中國風撲面而來。

我激動地走進了一家剛開店的中國超市，家鄉的味道撲鼻而來。然而下一秒，超市裡華人店員漠不關心的神色和苦瓜一般的臉龐，讓我感覺異常的壓抑。幾分鐘後，我離開了那個空間。正在試圖抽離出那種冷漠氣氛時，不小心撞到了路上的石頭，一個趔趄，一個金髮女孩子從後面扶住我，用好聽的英倫腔問到：「你還好嗎？要小心石頭哦。」我的溫暖感又回來了，這一次是來自異鄉的溫暖。

後來我又陸陸續續去了一些國家，似乎每一個國度都有一個叫做「唐人街」的地方。建築雖各有不同，但唯有一樣是相同的，那就是按中國方式生活的中國風。生活在其中的華人似乎都能把異國他鄉營造成十足的中國味，並按照故鄉的方式生活著。我開始產生疑惑：他們辛辛苦苦移民到一個夢寐以求的國家，為什麼還是按中國方式生活？為什麼他們生活在許多熱情的國度，卻還是冷漠無表情？為什麼有唐人街，但是沒有非洲街、歐洲街、日本街、韓國街？我揣著這些疑惑走了很久，直到我在書店瞥見剛上架的此書──《唐人街：鍍金的貧民窟、民族城邦和文化流散地》。我把它迅速拿下來，渴望一探究竟。

Photo Credit：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唐人街，對很多華人來說，是一種尋找身份認同和歸屬感的理想地。然而一體兩面的唐人街既充滿了歸屬，也充滿了排外。充滿歸屬感的唐人街幫助華人在此就業、學習、生活，尋求幫助。完全不用涉及任何的國外文化，華人也可以在異國他鄉生活下來，而這也成為了他們與他鄉隔離的屏障。

學者保拉．莫塔．桑托斯（Paula Mota Santos）透過研究烏克蘭人與中國人在葡萄牙生活的社會融入情況，發現同是生活在葡萄牙的移民，烏克蘭人比中國人對葡萄牙更有歸屬感，因為烏克蘭人比中國人掌握葡語的程度更加熟練。這是因為烏克蘭人會進入葡萄牙人家去工作，而中國人則傾向與從事與中國有關的工作。

事實上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中國移民都可以為自己創造一個中式團體。這一實踐也被一美國領事定義為：「中國人總會為自己在這個新世界爭取到一個新的地盤......整個社區渴望得到的肯定會得到，但最終也會被孤立......那裡所有的人仍會幻想建立美好的國度，仍幻想能夠回家，他們從不會想要成為這個國家的公民，即使他們身在這個國家。」

在此種情況下，華人不僅自動地將自己與當地人區分開，把自己變成了他者，也將他者排除出了自己的生活世界。他者沒有辦法瞭解他們的生活，他們也沒有辦法融入他者的生活。他們互為他者。

先有華人種族主義，還是先有當地社會歧視？

大部分歐洲國家確實將華人認為是「他者」，並且是「完全的他者」，即華人絕不可能成為他們之中的一員。正因為這樣的意識形態，他們的很多政策也具有歧視華人的意義。有學者認為正是因為這些歧視性條規才塑造了華人的種族主義，並推動了唐人街的發展。正如美國唐人街並不是在中國移民登上美國大陸的那一刻便產生的，而是在經歷了幾十年的種族排斥之後才逐漸建立的。

事實上，許多國家的種族歧視是社會層面，而非法律層面的。因此很多社會完全是憑藉意識形態行事。為什麼華人受歧視？在這些沒有種族歧視法條的國家，事實上更多的歧視來自於「約定俗成」以及「口耳相傳」對華人的刻板印象。就這樣，西方人用文化霸權主義將華人塑造成「低人一等的他者」。

而可怕的是華人竟然接受了這一種族歧視的「合法性」標籤，接受了這樣一種文化霸權主義，並通過成立唐人街來鞏固自己的種族主義。在文化霸權主義下被塑造成他者，以及將自我主動塑造成他者的種族主義中，華人活成了「完全的他者」。

對比前文所涉及的生活在葡萄牙的烏克蘭與中國移民，為什麼烏克蘭人比中國人對葡萄牙更有歸屬感？他們努力走入葡萄牙人的生活，去從事一些屬於葡萄牙社會的工作，讓那個本來是他者的社會變成有感情的社會。而中國人只與中國人「抱團取暖」，加深了自己他者的身份。

這並不是說我們必須要拋棄與本國人的交往，以及拒絕與本國有關的工作。然而從烏克蘭人的工作生活中，我們可以感受到烏克蘭人就在這種「在當地行當地事」的潛移默化的生活中掌握了越來越多的當地語言，成為了移居國的一份子。

我們選擇在唐人街生活，不意味著我們就不能跳脫唐人街。我們選擇在唐人街生活，不意味著我們就不能進行社會融入。我們選擇唐人街，我們仍然可以將異國過出異域和家鄉的混合風情。而過上這種生活的第一步是打碎心中的他者身份，這並非很難做到。

歸屬感，必須與地域綑綁嗎？

事實上，「在戰後尤其是60年代，西歐的華人為爭取公民權利而掀起了一系列轟轟烈烈的威權運動......越來越多的正派的歐洲人開始對種族偏見言論嗤之以鼻。」 這雖然不意味著歧視全部消失了，但華人感覺到了更多的安全感，也開始為自己發聲。而歐洲人也開始對種族歧視表現出憎惡。華人敢於在他國為自己及謀求權利，西方人也敢於質疑本國的文化霸權主義，這就是互為他者的融合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