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的「兩岸三地」:從英殖民遺產,談香港和星馬華人的歷史互動

他們的「兩岸三地」:從英殖民遺產,談香港和星馬華人的歷史互動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歷史上,由於香港、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同是大英帝國的殖民地,因此這三地人員的往來豐富了彼此的文化與歷史,而未來若更多香港人移民到星馬地區,屆時三地的文化風貌有何改變,值得我們的觀察。

編按:標題中「兩岸三地」,是指曾為英國殖民地的香港、馬來西亞和新加坡

「馬來亞春色綠野景緻艷雅,椰樹影襯著那海角如畫;花蔭勁風送葉聲夕陽斜掛,你看看那艷女雙雙花蔭下。」這是1954年香港電影「檳城艷」的主題曲。

65年前香港對東南亞的印象,就以馬來亞的景色和社會為典型代表。港馬之間有太多共同點,甚至比中港、台港關係更為緊密。兩地人有一樣的生活經驗——同為英國殖民地、有大批粵人和客家人、與印度人和歐洲人相處、資本主義經濟等。而港馬互相接觸,早在19世紀初就開始。

位於九龍深水埗的英華書院(Ying Wa College),起先是於1818年在馬六甲創立。創辦人馬禮遜(Robert Morrison)是蘇格蘭的新教徒傳教士,他到過澳門和廣州學中文、傳教,並翻譯聖經、編寫教材。因中國對外國人管制嚴格,更針對傳教士,所以馬禮遜和他的友人米憐(William Milne)希望在南洋成立一個東西方傳教的據點。

當時英國人在南洋的殖民地,只有檳城。新加坡和香港分別在1819年和1841年才開埠。1818年馬六甲仍在荷蘭人手中,直至1824年才給予英國;但英荷兩國同屬新教,故作為據點不成問題。由於檳城和馬六甲有大量華人人口,自然成了他們創校的首選地;選擇馬六甲的原因,可能是1816年另一名傳教士創辦了大英義學(Penang Free School),而馬六甲尚未有一所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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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Begbie, P.J.; The Malayan Peninsula; Madras, 1834, Public Domain
馬六甲英華書院

英華書院在馬六甲有25年的歷史,曾負責印刷世界上第一份現代中文報紙《察世俗每月統記傳》。1843年(香港開埠兩年後),倫敦傳道會決定將英華書院從馬六甲遷到香港島,成為香港的傳道中心。香港的第一份中文報紙《遐邇貫珍》也是英華書院所印製的。

香港開埠後,其與馬來半島的海峽殖民地(檳城、馬六甲和新加坡)來往更密切了。新加坡在1842年前曾是歐洲主要對中貿易的商港,後來被香港所取代。由此,新加坡通往中國的貨物也很大一部分要經過香港。根據《海峽殖民地藍皮書》的統計,1870-1893年間新加坡和中國(含香港)的貿易,雙方貿易的比例佔新加坡總進出口的4%-17%,其中新、港之間的貿易額比新、中(如廣州和廈門)貿易大2-7倍。

貿易以外,港英政府高官也曾在星馬服務

最早的高官是第3任香港總督文咸(George Bonham)先前做過第4任海峽殖民地總督。而第13任海峽殖民地總督史密斯(Cecil Clementi Smith)曾任香港庫務司(colonial treasurer,今財政司司長)。他的外甥金文泰(Cecil Clementi)則先後擔任第17任港督、第20任海峽殖民地總督。第18任港督貝璐(William Peel)來香港之前,是英屬馬來亞的布政司(colonial/chief secretary,今政務司司長)。他的繼任者第19任港督郝德傑(Andrew Caldecott)曾被委任為海峽殖民地的布政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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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Wikipedia
香港第17任總督金文泰

如今在香港、馬來西亞和新加坡三地都能看到上述人士的路名和命名建築。金文泰(Clementi)是港新兩地常見的命名,如香港的金文泰中學、新加坡的金文泰地鐵站。郝德傑(Caldecott)的名字出現在香港九龍的郝德傑道、新加坡的加利谷地鐵站。貝璐(Peel)出現於香港港島的貝璐道(Peel Rise)、馬來西亞吉隆坡的啤律和檳城的Peel Avenue。

除了英殖民高官,港馬之間更有華裔領袖的一來一往。如從香港來馬的李孝式(Henry Lee Hau Shik),以及由馬六甲赴港的伍廷芳(Ng Choy)。

李孝式是馬來亞聯合邦的第一任財政部長,亦即馬來西亞第一任財長。他生於1900年,出身香港富裕家庭,曾就學於皇仁書院(Queen's College),再到劍橋大學升學。之後他來到馬來半島從事錫礦業,同時參加當地的會館和商會活動。由於他在華社的地位崇高,且與英國人和中國國民黨的關係良好,他不僅有上校勳職,還是馬華公會的元老。1945年李孝式也創立了華文報《中國報》和後合併為RHB銀行的「建設與商業銀行」。

反之,在香港發展的伍廷芳,1842年出生於馬六甲,一早就讀於香港聖保羅書院(St. Paul’s College)。他曾在倫敦大學學院學習法律,並取得律師資格。回港後,他投入律師行業,甚至成了香港第一位華裔非官守議員。伍廷芳還擔任過清廷的外交官,後成為中華民國北洋政府的外交部長。

星馬華商與香港互動頻繁

商業上,「虎標萬金油」的創始人胡文虎就曾將中藥鋪「永安堂」從新加坡搬到香港。他在新加坡創辦的「星洲日報」,姐妹報即是香港「星島日報」。早期香港人熟知的「虎豹別墅」,甚至比新加坡「虎豹別墅」早兩年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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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Reuters/達志影像
馬來西亞首富郭鶴年

香港電影大亨「六叔」邵逸夫,其電影事業也是從星馬開始起家的。筆者曾在「陪大馬新山人長大的新加坡電影:突破標準華語、刻畫市井小民的本土化作品」講述邵氏如何將星馬影視經驗,帶到香港。

近來到香港的星馬富商,有新加坡的黃廷方和馬來西亞的郭鶴年。黃廷方曾是新加坡首富,創辦了當地最大的地產公司「遠東集團」。1970年他到香港開拓事業,成立地產公司「信和集團」。郭鶴年則是馬來西亞首富,1970年代移居香港,旗下的「嘉里物流」就是以香港爲中心的公司,他也曾經買下香港最大英文報「南華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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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俄烏戰爭居安思危!智慧國家如何鞏固數位基礎建設提升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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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Shutter Stock/ TPG Images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數個月過去,俄烏戰爭仍在持續中,期間也讓我們看到了許多現代戰爭的科技應用,烏克蘭又是如何透過這些新科技的應用,使俄羅斯久攻不下?又有什麼值得我們借鏡之處?

文學經典名著《雙城記》以法國大革命爲背景,開頭寫道:「那是最好的時代,那是最壞的時代;那是智慧的時代,那是愚蠢的時代…」歷史總是一再重演,當前的烏克蘭,感受一定更深。

當全世界盡可能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戰開打,烏克蘭史上最年輕的數位轉型部長費多羅夫(Mykhailo Fedorov)稱此役稱為「第一次世界網路大戰」World Cyberwar I。俄烏戰爭,從跨國IT駭客攻擊、區塊鏈促成加密貨幣捐款、到上千顆星鏈衛星系統(Starlink)突破戰地邊境,解救烏克蘭斷網危機。

俄羅斯和烏克蘭的軍力差距不小,烏克蘭如何善用新型數位科技,讓俄羅斯久攻不下?

俄烏戰爭新科技精銳盡出,其實烏克蘭花了兩年強健數位韌性

不同過往戰事,俄烏戰爭不再以槍枝火炮為唯一武器,數位科技可拿來防禦,更能反守為攻。有文章描述烏克蘭的背水一戰:「以網路為戰場,推特為大砲,全球駭客為軍隊,加密貨幣和NFT籌軍餉……企圖封殺俄國的網路、經濟、資金鏈。」

面對開戰,烏克蘭號召盟友取代單打獨鬥。

他們在網路徵召30萬跨國「IT軍團」以Telegram為基地,分享俄羅斯的伺服器位置,進行一波又一波阻斷服務攻擊(DDoS)。他們也向科技巨頭求援,用Starlink低軌衛星打造戰時緊急網路通訊基礎設施,甚至說服Google地圖停止顯示要道資訊,搜尋服務加入SOS警報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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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烏克蘭還運用加密貨幣當成人民逃亡的「救命金」,募集1億美金虛擬貨幣捐款,甚至發行「元歷史:戰爭博物館」Meta History: Museum of War主題的NFT,兼得籌款用途並借助NFT不可竄改特性,紀錄戰爭真相向數位社群散播。

烏克蘭在戰爭爆發時,看似立刻做足準備,事實上,他們過去花了兩年半時間,強健國內的數位基礎建設。

烏克蘭在戰事之前喊出2024年「手機政府」轉型目標,把各類政府服務「Uber化」。原本用來取得數位護照、登記車輛牌照的政府APP,在戰時馬上轉變用來申請急難救助資金、身份證明文件、登錄財產損失等多項緊急功能。

以烏克蘭為對象居安思危,台灣其實也在強化數位建設提升韌性

俄烏戰爭爆發後,國際把焦點望向台灣,Wall Street Journal點出台灣網路的脆弱性,因95%網路流量數據仰賴海底電纜接收、發送。這份報導指出,美國模擬中國侵台會優先攻擊周邊海底電纜,一旦戰事發生,極有可能有一小時的訊息真空期,讓台灣與盟軍通訊失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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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台灣近年非常重視網路基礎建設的重要性,像是行政院智慧國家推動小組提出智慧國家方案(2021~2025年),項下規劃數位基盤建設,為邁向智慧國家奠定基礎。

以衛星系統為例,數位基盤計畫就針對低軌衛星及地面設備投入驗證,建立低軌通訊衛星產業鏈。目前台灣積極投入自主研發關鍵技術與元件,籌組兩組低軌衛星旗艦團隊,放眼目標2026年前發射2枚通訊實驗衛星。

確實,目前已經有10家台灣業者組成「低軌衛星國家隊」,先後打進SpaceX、OneWeb及Kymeta國際供應鏈,有望一年賺進9,000億元商機。當低軌道衛星部署完備,擁有自主的衛星避免對外通訊失聯問題,等於一面強化軍事防禦;另一方面加速發展太空機會財。

除了空中衛星,台灣對海底纜線建設也持續加碼。

數位基盤建設針對亞太海纜及5G雲端聯網中心,完善在地光纖通道、強化安全防護,讓台灣成為國際資通中心樞紐。過去就有媒體點出,中美貿易戰之後,國際企業加碼把海底電纜連到台灣,將此視為新一代「護國圍牆」。

像是受到美國政府支持的Google,預計2024年啟用全新海底電纜APRICOT,這條總長約12,000公里的傳輸科技,將連通台灣、日本、關島、菲律賓、印尼多國,中華電信也有參與其中。未來幾年,預計有其他海纜通向台灣,其中一條是東南亞日本二號(SJC2),採用雙點登陸方式,也就是如果海纜被斷線,還能以陸纜方式備援,有效降低單一海纜站的事故風險。

資訊攻防成未來戰事重中之重,國家網路資安防護迫在眉睫

現代戰爭除了攻擊基礎建設,還會以細膩的AI科技進行攻防,對人民進行認知作戰。俄烏戰爭就曾以「Deepfake」仿臉AI技術,假冒烏克蘭總統宣布投降,迫使烏國政府急於闢謠。過去台灣就曾有影片示範如何快速「假冒」行政院政務委員唐鳳,三兩下功夫就能散播假訊息。

資訊烏賊戰,台灣與烏克蘭的處境,如出一轍。

調查指出,台灣連續9年奪得假訊息攻擊冠軍;至於烏克蘭,則是8年來頻繁受到俄羅斯的網路攻擊。身為假訊息最大受害國,台灣如何加以反擊?

民間成立的非營利組織「台灣事實查核中心」主動蒐集與公共事務有關的可能假訊息,啟動訊息事實查核,也加入國際事實查核聯盟(International Fact-Checking Network, IFCN)依循全球共同原則執行查核工作,甚至因應台灣人口超過9成有使用LINE通訊軟體,特別讓民眾能透過LINE訊息查證官方帳號,闢謠各種假訊息。

面對防不勝防的假訊息,被動防守不如主動攻擊!國內法人單位借助文字及影音圖形AI分析技術,針對社群帳號的行為進行鑑識、溯源,分析背後不實訊息的傳播策略。甚至進一步聯手政府部門、非政府組織,繪製「不實資訊生態傳播暨鑑識生態圖」打造不實訊息反擊體系。

從無國界組織的觀察來看,台灣新聞自由毋庸置疑,但仍有利益衝突、假新聞等問題;無國界組織認為台灣政府把脆弱的媒體生態視作國防威脅,「尤其台灣民眾對媒體信心是民主國家最低,導致民眾寧願相信假消息,也不願向專業媒體查核」。如果這情形沒有改善而遇到戰爭時,我們的新聞媒體與閱聽大眾反而是最沒有「韌性」的一環。

因為疫情關係,「超前部署」成為國人耳熟能詳詞彙,面對敵人也應該像打擊病毒一樣,平時就要鍛鍊防禦體系,尤其針對網路基礎建設,更須提前做足準備。

從俄烏戰爭鑑往知來,烏克蘭能抵擋攻擊長達三個多月,關鍵之一,就是未被摧毀的網路,對內持續通報撤退資訊;對外把第一手戰事消息帶向全世界。換言之,台灣更該從俄烏戰爭學習經驗,根據官方施政,台灣未來五年會投入最大心力,將自身蛻變成為智慧國家,綱領之一即是發展「數位基盤」網路體系,從基礎建設到資訊安全,不僅要反脆弱更要強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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