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騷亂的幾個問題(三)——「警察濫權」的根源

香港騷亂的幾個問題(三)——「警察濫權」的根源
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雖然反對派繼續選擇司法覆核,筆者認為勝出的機會很小。無他,(筆者認為)《緊急法》是合法合憲的,政府運用《基本法》,不是反映了「政府的惡」,而是反映了香港政治和法律制度中「惡」的内核。而這個内核,是港英時代的殖民地體制遺留下來的。

唸給你聽
powered by Cyberon

前文討論到香港騷亂的深層次原因,第一是中國不再需要以前的香港,第二是以美國為首的國際不再需要以前的香港。接下來討論的是,香港新一代,他們在反占中運動是特別引人注目的一群,也不再需要一個以前的香港。

這看起來有點諷刺,因為很多香港年輕人都有很強的「懷舊情結」,以「歸英」或恢復香港往日榮光為理想,至少也是回到97之前的狀態。在臉書等社交媒體上,「昔日香港」之類的專頁大受歡迎。

然而,一個令人尷尬的事實,「昔日香港」的代表人物,大多並不認為「今日香港」有什麼不好。站在普羅大眾的角度,當年的娛樂偶像的看法可以說很有代表性。七、八十年代成長起來的偶像,也往往是現代年輕人懷舊的對象,流行曲的天皇巨星譚詠麟、皇牌司儀陳百祥、曾志偉、電影巨星成龍、劉德華、梁家輝等紛紛為政府站臺。有的人固然有中國内地市場的考慮,或者希望在内地政界「再上一層樓」(比如鄺美雲)。但譚詠麟等處於半退休狀態,早已經「上岸」,也沒有什麼向政界發展的雄心壯志,而梁家輝等參加「撐警察大會」,可以看出是「絕對真心」,不是處於壓力的無奈之擧。從「藍絲」以中老年人為主,也可以看出,這些真正生活在「昔日香港」的人,反而是對現狀不滿較少的人。

這令人不得不再深入思考,到底「昔日香港」是真的如此美好,還是被歲月洗刷後的想象「誇大」了?

最近,香港政府通過運用《緊急法》制定《禁蒙面法》(正式名稱為《禁止蒙面規例》),令人進一步思考這個問題。

俗稱《緊急法》全稱為香港法例第241條《緊急情況規例條例》。它規定了特首在緊急情況下,可以擁有大得不可思議的權力。其中包括:

  • 「對刊物、文字、地圖、圖則、照片、通訊及通訊方法的檢查、管制及壓制;」
  • 「逮捕、羈留、驅逐及遞解離境;」
  • 對水路和陸路的管制;
  • 「對財產及其使用作出的撥配、管制、沒收及處置;」
  • 「對違反該等規例或任何在香港施行的法律的人的拘捕、審訊及懲罰。」

等等。

而特首在什麼時候可以運用這條法律也是非常寬鬆的。在「在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認為屬緊急情況或危害公安的情況時,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訂立任何他認為合乎公眾利益的規例。」

《緊急法》制定的規例有很大的、甚至可以說是「頂級」的效力:因為「任何規例或依據該規例訂立的命令或規則,即使與任何成文法則中所載者有抵觸,仍具效力」,而其他法律條文與規例「有抵觸之處,並無效力。」

而《緊急法》制定的規例,在時間限制上等於「沒有」,因為「根據本條條文訂立的任何規例,須持續有效至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藉命令廢除為止。」即特首說認為要廢除,才可以廢除。

很多反對派認為《緊急法》「違憲」、違反《基本法》,可是,在接連兩場要求法院頒發臨時禁制令的訴訟中,都被法官否決。

法律是一個社會運行的基礎,而香港更一直被譽為一個「法治社會」,在學校教育和媒體宣傳中,香港行「三權分立」。然而,通過香港政府引用《緊急法》,我們可以看到香港社會的運作,並不如想象中那麼好。

雖然反對派繼續選擇司法覆核,筆者認為勝出的機會很小。無他,(筆者認為)《緊急法》是合法合憲的,政府運用《基本法》,不是反映了「政府的惡」,而是反映了香港政治和法律制度中「惡」的内核。而這個内核,是港英時代的殖民地體制遺留下來的。

RTX75WNX
Photo Credit:Reuters / 達志影像

在香港「反送中」運動中,香港政府運用的絕大部分法律都是港英時代留下來的,無論《公安條例》還是《緊急法》,都不是特區政府新創的法律。《緊急法》制定於1922年,公安條例制定於1967年(嚴格而言,1948年已經有舊版的《公安條例》,但1967年等於改寫了一次)。這些法例有幾個特點:

第一,條文寫得非常嚴苛。構成犯罪的要件非常低,比如《公安條例》規定,三個人或以上聚集在一起擾亂社會秩序就可能干犯暴動罪。

即便一些罪名沒有成文法,政府還可以用普通法起訴。一些情況下,普通法比成文法更加嚴苛。比如,占中三子等就用普通法下的公眾防擾去起訴,原因是律政司認為它比用成文法下的罪名能獲刑更重,更有威嚇力。

第二,條文又寫得幾乎沒有節制。比如《公安條例》,很多條款的主觀認定因素成分很大。以上所說的暴動罪,警方和律政司真的「玩針對」的時候,嚴格說來用當事人用dllm(廣東話粗口)都算擾亂秩序。這次警察在很多單純市民與警察口角的情況下,就制伏、拘捕乃至起訴市民,嚴格來說,並沒有超出法律要求的範圍。

《緊急法》更不用說了,如上所言,不但賦予特首超越一切法律的權力,還沒有任何限期,直到特首認為適合才可以中止。

第三,這些法例並非形同虛設。在港英時代,無論公安法還是《緊急法》都多次使用。

雖然,香港社會講求法治,政府要告的話,不一定能告得入,法官還有「把關」的作用。但光是條文中存在這個罪名,就足以讓警察有理由拘捕,可以先關48小時。然後,只要律政司不怕花錢(因為政府有巨量資源),不用顧及成功的機率,律政司也已經擁有足夠有理由去起訴。對平民百姓而言,惹上這類官司很麻煩,耗時、耗力、耗錢、耗精神,足以被政府「搞得」身心疲憊。

這意味著,根據香港的法律系統,香港從一個法治「國家」變成一個警察「國家」(為行文方便,這裡不糾纏香港是不是一個國家之類的問題,以後不加引號),可以完全在符合法律框架的情況下,一夜之閒就發生。

更深一層,香港的政治架構也無法排除「變臉」為警察國家的可能。

在這次逆權運動中,示威者指控的警察最大的武器,是警察「不遵守《警察通例》(以下簡稱《警例》)」。似乎,《警例》是什麼大不了的東西,足以制衡警察。

可是,《警例》不是法律,它是香港警隊根據法律而制定的守則。它基本是一份内部指引,只公開其中的一部分如果不是傳媒採用「特殊的方法」,取得了《警例》的文本,公眾對《警例》中最關鍵的部分,比如如何使用武器,是一無所知的。

《警例》不但由警隊内部制定,其修改也完全是「警察内部的事」,它既不需要其他機構(比如立法會)同意,其修改事宜也不需要對公眾空開,更不必公開具體的修改事項。

今(2019)年十一,香港警察共開了六槍實彈,有傳警察在9月30日,修改了警察開槍的守則(更寬鬆了),也修改了一些武器的歸類(以便在更寬鬆的條件下使用),被傳媒爆出來之後,大眾一片譁然。可見,大眾的想像與現實的距離是何等的大。警方則再次不置可否,完全「合法」地不公開。

因此,以市民要遵守法律的嚴格性,去要求警察要遵守《警例》,這本身是相當無知的事。你見過什麼法律是不需要公開的嗎?而且,即便認為它們是廣義的法律的一部分,在法律系統上的層次也很低。由於無法看見整個文件,筆者無法判斷在《警例》中是否有足夠的制衡方法。反正表面看來,警員是否嚴格遵守《警例》,與警隊内部的態度有很大關係,而且主要由警察内部的「警察投訴科」處理,是自己人查自己人。

RTS2PIUW
Photo Credit: Reuters / 達志影像

進一步,警察雖然有監警會,但監警會權力不大,嚴重依賴於警察投訴科遞交的證據,而作出的決定,不但只能針對原則性的問題(不能針對具體的警察),而且只算是向警察提意見,聽不聽則是警察的權力。因此,實際制衡的權力只能算聊勝於無。

除非涉及貪污等罪行,才能由廉署查警察,跳出「自己人」的圈子。

當然,更大的圈子依然存在,無論警察、廉署、監警會,都是政府(港督或特首)提名、任命或委任的機構,嚴格來說,依然逃不出自己人的手。

政治架構上,在香港法例第232章 《警隊條例》中規定,警務處長接受特首的命令,警察只聽命特首一人。保安局長在行政架構上是警務處長的上司,看似是重要的人,但特首完全可以跳過保安局,直轄警察。保安局長既然不是警察的真老闆,其他官員更不是。前一輪,政務司司長「代表警察」就721元朗白衣人襲擊事件,為警察處理「不理想」向公眾道歉,被四大警察協會聯名批判。很多香港人認為他們「頂撞上司」,其實,政務司司長「根本不是」警察的上司,面對警察的批評,政務司司長轉頭又要向警察道歉。

因此,香港雖然一直是個法治社會,但現實運作中,嚴重依賴人治。事實上,在現行香港法律的框架下,特首、律政司(負責起訴)、警務處長(負責抓人)三人,就可以決定香港的走向。

這就是現在香港「警察濫權」處境的制度性來源。而這一切,又是從「港英殖民地體制」下遺傳下來的遺產。

反占中運動殘酷地揭示了香港社會這個不方便的真相。黑警問題是香港法律和制度的問題。香港法律和政治的問題,是香港始終未解殖的問題(以後系列繼續分析)。

香港人民看到了這個事實,這樣他們再也回不去了。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
或許你會想看
更多『評論』文章 更多『國際』文章 更多『黎蝸藤』文章
Loa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