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盤》:我們對1914一戰與2008金融危機所提出的問題,有非常多相似之處

《崩盤》:我們對1914一戰與2008金融危機所提出的問題,有非常多相似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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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2008年金融海嘯是自冷戰結束以來,西方社會遭遇的最大危機,但是真的無法避免嗎?真的如歐巴馬所說,危機結束了嗎?本書將全球經濟議題分成數個主題,逐一探討,提出嶄新見解。

文:亞當・圖澤(Adam Tooze)

危機還在加深

二○一五至二○一六年,全球經濟巧妙地躲過第三次危機。新興市場的衰退僅限於個別經濟體(俄羅斯、巴西、南韓)與特定的商品,特別是石油。經濟衰退並非全面性,並未擴及至先進國家。

歐元區、英國和美國的經濟持續緩慢復甦。當我們試圖理解二○一三年以來的政治與地緣政治動亂時,必須考量上述的經濟背景,但往往容易被外界忽略。烏克蘭危機爆發期間,商品價格的暴跌更加重西方國家的制裁手段對俄羅斯經濟造成的壓力。在此同時,二○一五年希臘政局的戲劇化發展、英國脫歐和川普當選總統等事件同時發生,平和的表象之下隱隱透露著不安。我們還未真正遭遇二○一七年時鮑爾森提出的問題:如果川普就任週年同樣遇上歐巴馬在二○○九年時面臨的挑戰,全球的局勢會如何發展?

儘管二○一五至二○一六年全球避免危機的發生,但危險依舊持續升高。如果回到二○○八年之前,「中國危機」引爆的可能性相當高。不過,當時觀察家擔憂的是,中國的外匯存底操盤手有可能大量拋售美元計價的資產。眼看著風暴烏雲壓頂,穩定中國市場成為鮑爾森領導的財政部的優先要務,鮑爾森甚至願意付出高昂的政治代價來達到目的。布拉德.賽澤的妙語如珠完全切中要害:房利美與房地美「與中國關係太過密切而不能倒」。

將這些房貸機構國有化或許可以避免大西洋和中國危機同時引爆,但後果不堪設想。鮑爾森的金融外交也凸顯出一項重要的事實:在二○○八年,管理中美金融關係仍屬於政府間關係。然而在二○一五至二○一六年間,不僅中國有風險,而且移出資金的是民間企業與投資人。不到十年的時間,中國商業與金融整合的程度已經達到令人吃驚的程度。隨著本書敘事的開展,這背後代表的涵義令人憂心。本書已探討民間金融高度整合的三大區域如何化解危機的歷程:跨大西洋美元金融系統、歐元區、東歐後蘇聯國家。各國政府面臨的挑戰異常艱鉅。不論是民間金融與政府財政,均受到危機波及,陷入惡性循環之中。銀行破產迫使丟盡顏面的政府不得不出手干預,拯救民間財團。聯準會提供流動性,跨海援救其他國家的銀行。

如今的金融危機已升級至國際關係的層次:德國與希臘、英國與歐元區、美國與歐盟。這些問題並非出自於權力政治的真空環境,而是存在於地緣政治力場之中,一個明顯的例子正是不同地理區域的國家,對於喬治亞與烏克蘭的未來命運和俄羅斯意見相左。這個挑戰不僅牽涉到技術性問題,而且難以想像的複雜、龐大、瞬息萬變。二○○七至二○一二年間,金融危機的壓力仍然存在。

美國財政部和聯準會以資本主義機制穩定市場的應變措施可以說相當成功。它們的目的是提升銀行的生存能力,如今他們不僅達成原先的目標,同時為全球以美元計價的金融體系、歐洲與新興市場提供需要的流動性與貨幣刺激政策。但也更加凸顯出民主黨未能將當年成功化解金融危機的成就,善加運用到政治領域上。事實上,不僅問題資產紓困計畫與紓困方案被汙名化,聯準會也失去正當性。

二○○八年金融危機的陰影至今仍揮之不去,在二○一六年的總統大選,選民做出明確的裁決。隨著川普當上總統、共和黨取得國會多數,美國政治系統是否會持續支持全球化運作的基本制度,如今已成為開放性問題,更別說在國家或全球層級上採取冒險性的危機解決方案。

隨著美國逐漸退出國際事務,或許有人認為歐元可以是另一個選擇。但是由於歐洲央行的失敗,德國與法國另行擬定可行的抵抗危機策略,反而使得二○一○至二○一五年間,歐元成為全球經濟的危險與不穩定源頭。如果歐洲成功度過危機,有很大部分是因為外部的壓力與援助。原本應該採取的必要措施,長期以來遭到歐元區最強勢地德國強烈反對,讓人感到不安。談到全球經濟治理,中國和其他二十國集團成員不認為歐洲會是可靠的好夥伴,它們不斷質疑歐洲究竟要怎麼做?

德國可能會回應說,它們在教導各國遵循紀律,在因應未來的全球競爭上做好萬全準備。但是當希臘、愛爾蘭、葡萄牙、西班牙和義大利等多個國家紛紛面臨危機即將引爆的危險時,強調紀律有何意義?二○一二年,歐洲央行終於克服蒙帝婉轉稱之的「心理魔障」難題。歐洲央行重新擁抱積極主義,成功穩定債券市場。但是,成立銀行聯盟所必須推行的重要金融措施,至今進度依舊緩慢,柏林仍反對歐洲發行共同的安全資產,也就是歐元債券。

同樣的,德國與法國再次成為關鍵。二○一七年,馬克宏贏得總統大選,意味著法國人民選擇支持歐洲。不過,他們支持的並非是歐洲的現狀,而是未來的新方向。

接下來就看德國了。二○一七年五月,面對川普外交政策引發的混亂,梅克爾慷慨激昂地呼籲歐洲必須走自己的路。然而,二○一七年大選後,德國是否還能持續支持類似的計畫,如今成了一大問號。德國另類選擇黨的崛起讓人憂心。如今大眾對他們的認知就是一個支持種族主義、反移民與難民的政黨。但事實上,二○一三年德國另類選擇黨之所以成立,是源自於右派對德拉吉與歐洲央行的強烈不滿。歐洲大聯盟的瓦解是必然的結果。二○一○至二○一二年間,梅克爾處理歐元區危機時,自由民主黨的角色反而成為絆腳石,巴伐利亞的右派基督教社會聯盟亦是如此。在撰寫本書期間,歐洲正等待德國組成新的聯合政府(注:二○一八年三月,梅克爾領導的基督教民主聯盟順利與社民黨籌組聯合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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