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該往何處去》:打造「非洲圖式」花了歐洲數百年時間,直到今天依然有效

《人類該往何處去》:打造「非洲圖式」花了歐洲數百年時間,直到今天依然有效
盧安達大屠殺:發生於1994年,因盧安達內戰而起,犧牲約100萬人。圖為盧安達雅瑪塔大屠殺紀念館|Photo Credit: 八旗文化出版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世人應該把成長、發展、變化於非洲社會中的智慧與制度和當今的世界做緊密對接,如此一來就可以改善我們面對到現在和未來社會遭遇到諸多困難時的處理方式。更重要的是,還能將非洲的智慧統整到人類共同的資源中。

文:松田素二(京都大學教授)

【非洲社會的潛力】

部落圖式與非洲的潛力

打造「非洲圖式」花了歐洲數百年的時間,直到今天依然有效。就算當今非洲社會看起來經濟快速發展,還是有很多人認為,那裡是民智未開,受到獨特部落意識控制的「後進」社會。

然而經過本章對非洲圖式進行歷史性的追本溯源之後,讀者們應該可以清楚知道,該圖式乃人為的、系統性的排他行為。但就在非洲社會和外在世界談判、交涉和發生衝突的過程中,他們也在實踐之中,自己摸索出面對和解決問題的潛在智慧。在本節中,我將舉出兩個關於非洲潛在力量的案例來做說明。

首先我想舉的例子是「部落」,這個「萬靈丹」曾被廣泛用來解釋所有發生在非洲的紛爭和政治對立。我在前面說過,殖民政府為了統治非洲人,發明出「部落」這個技術,並將其導入且扎根於非洲社會。「部落」具有排他/封閉性、對全體無條件的服從、未開化/野蠻這三項特徵。殖民政府嘗試將不同區域中所具備的多樣性和特殊性的集團組成方式,靠權力由上而下將其置換為單一又單薄的集團組成方式(民智未開的部落集團)。然而從非洲社會孕育出來獨特的集團組成方式,雖然在殖民政府的強制部落化之下,仍然保留在非洲的社會之中,源遠流長。並且還能在今日非洲面對諸多疑難雜症時,發揮出對症下藥的重要貢獻。這就是集團組成中的潛在力量,也是解構部落圖式的原動力。

殖民地政府創造出來的部落,透過固定化的單一認同歸屬,在不同集團之間劃定出明確的界線。但是在過去的非洲社會裡,開放、可變的集團歸屬意識,是被認可且普及化的。就拿肯亞來說,肯亞西部社會中的「ABANYA系統」就是一個適合用來做說明的好例子。「ABANYA」在當地語言中有「流動者」和「寄食者」的意思,是以數人或數個家族為單位,自由遷徙的一群人。他們在尋求新的居住地點的移動過程中,會停留在某個地方一段時間,接受當地人的照顧。有時這群人在休養生息,獲得接下來旅途的資訊之後,就會立刻離開停留的地方。但有些時候,他們也可能在當地一待就是好幾年。在這種情況下,有些人會和當地氏族(clan)的女性結婚,創造出新的族群,成為新興「部落」的始祖。

對這些人來說,自己屬於什麼族一點都不重要。在他們的環境裡,完全看不到排除非我族類的封閉性和暴力。從外地來到當地的陌生人大部分都會學習地方上的語言,接受當地的風俗習慣。這些過去熟悉不同文化、習慣,說著相異語言的人們,在移居地接受了新的語言和文化,並在成為當地新成員的同時也產生了歸屬感。這種歸屬意識絕非鐵板一塊,而是開放又寬鬆的。

在集團組成的方法中,容許脫離自己歸屬的集團(殖民地政府固定且部落化的集團),成為其他集團成員的制度,被稱作「民族變更」(ethnic change)。在過去的非洲社會中,這種民族變更在各地都可見到,然而殖民地政府卻是欲將其去之而後快。理由不難理解,因為這種做法會從根本上動搖殖民地政府對非洲人所做的管理。反過來說,如果「民族變更」是社會裡司空見慣的事情,那麼兩個族群之間,就絕對不會發生全面的衝突對立。這是因為本應爆發全面對立的兩個族群中,由於經過了民族變更的過程,彼此內部都有相同血脈的親人存在,而殺害自己的親人在彼此的文化中都是不被允許的行為。

開放性的集團組成原理

殖民地政府創造出來的部落制度,將單一的族群歸屬意識強加在每一位成員之上,然而在非洲社會中存在著一套和其完全相異的集團組成原理。除了「民族變更」之外,最常見的當屬「雙重歸屬」或「多重歸屬」制度。一個人能歸屬於不同的民族團體,是種特殊的集團組成原理,透過它能避免經過立場絕對化之後,兩個集團之間可能產生的極端暴力行為。

在肯亞社會中,至今仍有活用「雙重歸屬」和「多重歸屬」制度的集團。例如生活在肯亞北部乾燥地帶的畜牧民族阿里爾族(Ariaal)就是其中一例。阿里爾族夾在說庫施語、以畜養駱駝維生的若第利族(Rendille),和說尼羅特(Nilotes)語、以養牛維生的桑布魯族(Samburu,此族在英國殖民統治下遭到部落化)之間,是一個人口稀少的群族。阿里爾族人基本上都能嫻熟使用系統完全不同的兩種語言(庫施語和尼羅特語);此外,阿里爾族也沒有在東非畜牧民族社會中,扮演重要功能的年齡和分支世系(lineage)體系。他們會依情況需要,採用阿里爾族或若第利族的社會體系。雖然阿里爾族有時會被殖民地政府當作阿里爾族,有時則被認作若第利族,但他們本身卻拒絕歸屬於其中任何一方,維持著寬鬆的雙重歸屬意識。

在肯亞北部的畜牧社會中,若第利族或桑布魯族等相異的部落集團雖然遭到限制和隔離,但藉由民族(這裡指的是殖民地政府想明確界定的「部落」)的越界,卻也創造出了民族集團間「連帶」、「連合」的橫向連結。具體來說,就是在不同的民族中,藉由模擬血緣關係的部落聯盟,於多元民族共同生活的區域裡,建立起彼此「民族不同」但「部落相同」的複雜同盟關係。透過在相鄰的民族集團之間,建立橫向的同盟關係,就可以避免全面性的民族對立。這和經過部落化之後,集團之間因排斥外人和對內效忠所衍生出無止盡的連鎖暴力相比,部落聯盟不但可以化解彼此之間的爭執和對立,還可以避免雙方撕破臉的情形發生。

這種具有可塑性、多元又開放的集團組成原理,能夠極為有效地打造出讓擁有不同文化和價值觀的民族集團和平生活在一起的環境,並能夠從社會中創造寬鬆的連帶關係。非洲式的民族集團組成原理,和歐洲帶進來的部落化原理(單一且固定的認同,對集團無條件的順從),有著本質上的不同,可以說非洲的做法非常適合這個多元文化共生的時代。當個人的意識被部落化的觀念控制以後,就會產生需要對集團(共同體)絕對忠誠的想法,而且還會被期待做出為集團(共同體)犧牲也無所畏懼的行動。當兩個擁有這種意識型態的集團(共同體)發生衝突時,很容易就發生全面且難以協調的對立,進而惡化為互相殘殺的惡性迴圈,讓原本根本沒見過面,彼此之間也沒有深仇大恨的人們彼此攻擊。

若要說二十世紀全球主要的特徵,可以舉出世界大戰等,不同國家之間的戰爭,以及宗教戰爭民族紛爭等不同集團之間的殺戮行為。究其原因可以歸咎為社會縱容了狹隘的集團組成所導致的惡果。然而從非洲社會孕育出來的集團組成原理和上述的情況大相逕庭。在貫徹非洲原理的社會中,局部的(同一個社會中的組成分子之間的)紛爭和衝突,是不會進一步惡化到使雙方統治階層決定發動全面戰爭的狀態。透過隸屬不同宗教、民族、語言和地區的集團彼此互動,開放又靈活的阿里爾集團組成方式,對於衝突對立層出不窮的現代世界來說,在解決許多問題上都是能夠對症下藥的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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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八旗文化出版
阿里.馬茲鲁伊:他強調以非洲傳統的文化遺產為基礎,發展出非洲自身的制度和思想。

修復社會秩序的潛力

非洲昭示給我們的另一項潛力是,如何在經歷分裂的社會中,發現修復秩序和療癒社會的智慧與實踐方式。最近在日本,不用上法院就能解決問題的方法受到各界的關注。「替代爭議解決方式」(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做為一種解決問題的方式,在省去上法院的時間和體力,以及相關人士的高滿意度上,都受到廣泛的好評。「替代爭議解決方式」除了可以處理小型的民事案件,還可廣泛應用在經歷戰爭或內戰後,因為難以和解所帶來的社會與人群之間的對立上,具有相當的功效。非洲大陸因內戰和內亂,造成社會上產生許多無辜的犧牲者,並留下了難以治癒的傷口。近來關於非洲社會內部的治療與和解,已經展開了實驗性的實踐。

非洲社會經歷過獨裁政權施加的拷問和殺戮,以及由內戰內亂帶來的性暴力和屠殺等等重大的侵害人權事件。事件中除了被害者和加害者,共同體內部以及共同體之間,也留下了許多難以癒合的傷口。特別是當加害行為是在「獨占合法使用暴力」的國家名義下執行的情況時,修復傷口就會更加困難。這是因為當暴力在以非對稱的巨大權力背景下被徹底執行時,超越個人惡意的國家權力在合法使用時具有「免責」的特性。

那麼在國家權力暴力下人權遭到侵犯的受害者,到底該怎麼做才能恢復遭到侵害的人權呢?當今在世界各地被廣泛採用的方法大致可分為兩類,其一是在國際法庭(或國內的法院)上處罰加害者。另一種則不經過法院裁決,而是在公眾面前,讓公布事實真相的加害者和受害者之間直接達成和解的方式。

前者的做法可見於盧安達的戰犯法庭。而使用和解方式的,則有南非等國家所採行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被警察和維安單位透過國家暴力,造成人權遭到明顯侵犯的受害者們,選擇不透過法庭,而是在大眾面前公開被害和加害者之間的事實,然後以赦免加害者達成國民和解的做法,也在南非以外的許多國家中,進行過實驗性的嘗試。

非洲式裁決的實驗

長期的種族隔離(apartheid)制度層層隔絕了南非社會的組成團體,使得彼此之間產生了非和解的對立關係。其中又以《通行證法》(Pass Law)和《背德法》(The Immorality Act)最具代表性,這兩項法律不但造成白人和黑人之間絕對的對立,同時在《班圖自治法》(Promotion of Bantu Self-Government Act)的推波助瀾下,黑人之間也因所屬的「部落」不同,而遭到隔離並產生對非我族類憎惡的心理。可以說南非的例子就是以國家權力之名,徹底執行迫害和暴力的行為。當然,面對這樣的壓迫讓許多人採取恐怖攻擊等實質性的對抗手段。就這樣,南非社會以國家暴力為發端,在深陷族群相互攻擊的無限迴圈中,衍生出憎惡和復仇的漩渦。

如此分裂的社會之下,到底該如何才能建立一個新生的南非呢?面對這個難題,納爾遜.曼德拉(Nelson Mandela)總統提出的回答是,不採用復仇和處罰的方法,而是以和解與寬恕為基礎來塑造國民,於是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就這樣誕生了。過去曼德拉總統因反對種族隔離制度,於一九六二年時遭到逮捕,並因「反叛國家」被判「有罪」,直到一九九○年為止都身陷囹圄之中。出獄後,曼德拉成為非洲民族議會(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的副議長,並在一九九四年南非首次舉行全人種的選舉中,成為南非新生之後的第一任總統。

至於針對一九九四年於盧安達爆發造成數十萬犧牲者的大屠殺,本來盧國採取以國際法庭和國內法庭的方式,對加害者進行審判。但從二○○五年三月開始,除了上述兩種方法外,另外還正式導入名為「蓋卡卡」(Gacaca)這種透過共同體來裁判的方法。除了計劃煽動屠殺的主謀者之外,這種方式讓民眾聚集在一起,透過對話的方式來進行判決和寬恕。

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做法,在採納不同土地中共同體關於正義的規範和解決紛爭技巧的同時,也在嘗試走出一條不同於用一般法律來解決問題的方式。南非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成立於一九九五年,它與其他地區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最大的差別,以及它相異於透過法院來實現正義的方式在於,南非著重在被害者和加害者的證詞,並採取全面肯定的態度。一般來說在法庭上最重要的,是能夠提出證明事實的物證,被害者主觀的想法和感情的抒發不但無法受到重視,還是會被排斥的對象。

然而南非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採用的是非洲社會中傳統的方式,其作法為徹底把重點放在說話者口述的內容上。這種作法以文字的方式,簡潔的呈現在最終報告書第一部第五章「概念和理念」裡「個人口述的事實」一文中。在過去的法庭上,一般公民從自己主觀的經驗來建構關於過去的事實是不被認可的,所以往往是「沒有聲音」的一群人。這麼一群人透過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藉由主觀經驗的陳述,創造真實的過程」,來達成社會的和解。這意味著,「陳述」正有效地發揮出潛在的療癒效果。

一般認為,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呈現兩種真相。其一是顯微鏡式的真相,其二是對話式的真相。前者基於客觀而且可以被檢證的事實,能夠以文字資料的方式加以證明,以事實推導出真相。後者產生於社會中,透過個體之間經由互動、對話和討論所形成的經驗來導出真相。前者可見於由上而下的行政體系中,其往往只重視做為結果呈現在當下的事實;然而以後者為中心的世界所看重的,是真相被推導出來,以及如何讓大眾認知的過程。因為正是這個過程,具有治癒共同體並帶來和解的效果。

上述這兩種真相在應對大範圍且嚴重的國家暴力所造成的人權侵害時,展現出截然不同的兩種面向。前者的對應基礎是以處罰始作俑者來恢復正義的法律和法庭審理,這種作法根植於西歐型近代市民社會中,成立於顯微鏡式的真相上。與之相對,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用來治癒與和解的嘗試,則唯有以非洲社會固有的對話式真實為基礎才有可能實現。

看到這裡讀者們應該都已清楚知道,非洲社會中固有的智慧,以及根植於智慧沃土中的制度與系統,對於近代市民社會所欲「推進」和「承認」的內容來說是相當異質性的存在。因此西方社會才會將其視為「前近代」,「文明未開」時代的「遺物」,極欲排除、蔑視,甚至完全無視它的存在。就算在偶爾被西方社會提及時,也是以「這是我們人類曾經擁有,但已失落的美德」的形象出現,變成過度羅曼蒂克化的幻想。但無論西方對非洲是褒是貶,對切斷非洲與現代世界的聯繫,以及把非洲置於世界史之外的十九世紀史觀,兩者其實是系出同源。

本章內容想強調的是,世人應該把成長、發展、變化於非洲社會中的智慧與制度和當今的世界做緊密對接,如此一來就可以改善我們面對到現在和未來社會遭遇到諸多困難時的處理方式。更重要的是,還能將非洲的智慧統整到人類共同的資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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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人類該往何處去:從源出非洲到海洋擴散,未來人類的歷史省思》,八旗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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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大塚柳太郎、應地利明、森本公誠、松田素二、朝尾直弘、福井憲彥、杉山正明、青柳正規、陣內秀信、隆納.托比
譯者:張家瑋、林巍翰

源出非洲,經海洋擴散——
人類的歷史就是「移動與定居」的歷史

宗教的衝突與共生/海洋與全球化/非洲的世界史新定位/百億人口的警訊……
超越對立與紛爭的全新視野,探究人類未來應該前進的道路。
要釐清現代人面臨的問題,必須先對歷史提出質疑!

從人類踏出非洲開始,「歷史」經過無數次的「興亡」,現在正是人類史上彼此連結最為緊密的時代。儘管如此,世人依然無法杜絕某國獨占利益,也無法制止某些國家的傲慢;財富集中於部分人群,結構性貧困或差距仍隨處可見。事實上,不只有經濟問題,舉凡環境問題、異常氣候、暖化現象……等等,任何一項議題如今都已非一國可以單獨解決或迴避的――如今的我們正走向地球上的生命能否延續都成問題、風雨同舟的危機時代。

正因為身處這種危機時代,更應該以歷史知識的累積為基礎,尋求新的世界觀。在世界成為一個整體後,如何書寫全球化時代下的世界史?究竟,對於現代人所面臨的問題,「歷史」能夠給予我們什麼解答?

《人類該往何處去》能夠帶給台灣讀者什麼啟示?

本系列前面幾卷,已經從各種觀點看過海洋的功能。海洋的功能,無論是在地中海世界,還是在東印度公司主導的時代,其重要性都毋庸置疑。

在國別史的史觀強勢的時代,海洋的存在往往受到輕視,人們傾向於將海洋認定為國與國之間的阻礙。但今天,海洋被視為各地之間聯繫的手段,有時甚至被比喻為海洋高速公路,猶如一條廣大的帶狀區域,為各地建立關連性,其貢獻逐漸受到肯定。本卷最後再一次以「海洋」為主題,專章論述「海洋」對人類的意義,值得海島國家的讀者深入思考。

本書的啟示是:
如今世界各國依然在海洋劃分地盤,爭相確保資源與財富。這是非常陸域的思維方式。如何才能解決這種現代國家政治的匱乏?思考這道難題,重點在於從歷史上探討海洋對於人類的意義,並從中得到啟示。

在人類史上綿延不絕的「移動與定居」之中,陸域是著重於「定居」的歷史場景,海域是著重於「移動」的歷史場景。在〈主宰-從屬〉關係之中,同樣是人類的舞台,著重於「移動」的海域比陸域更為自由。

來自日本講談社的全球史鉅獻

《人類該往何處去:從源出非洲到海洋擴散,未來人類的歷史省思》屬於日本講談社紀念創業一百周年,所出版的「興亡的世界史」套書第21卷。這套書的出版是希望跳脫出既定的西歐中心史觀和中國中心史觀,用更大跨距的歷史之流,尋找歷史的內在動能,思考世界史的興衰。八旗文化引進這套世界史的目的,是本著台灣史就是世界史的概念,從東亞的視角思考自身在世界史中的位置和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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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八旗文化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丁肇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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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呼聲》
上映日期:2022.8.12
上映地點:全台戲院同步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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