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爾弗格森《廣場與塔樓》:光明會是嵌在共濟會裡的隱匿網絡,像某種寄生植物

尼爾弗格森《廣場與塔樓》:光明會是嵌在共濟會裡的隱匿網絡,像某種寄生植物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光明會應該被理解為啟蒙運動史一個發人深省的注腳,而不是什麼以惡意維繫超過兩百年的全能陰謀。保密是有道理的。然而,遮遮掩掩最終使當權者得以誇大光明會搞革命的威脅。

文: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

被照亮的光明會

認識了這些關於網絡理論的洞察,我們現在可以重訪光明會的歷史(而不是陰謀論)。光明會的創辦人亞當.維索(Adam Weishaupt),事實上是個沒沒無聞的南日耳曼學者。一七四八年出生,維索創辦光明會時年僅二十八,是巴伐利亞中部因哥爾斯塔特大學法學教授的遺孤。由於約翰.亞當.伊克斯塔特男爵(Baron Johann Adam Ickstatt,獲馬克西米利安三世約瑟夫選帝侯〔Elector Maximilian III Joseph〕指派為校長,改革這所被耶穌會支配的大學)的贊助,維索得以追隨已故父親的腳步。他在一七七三年被任命為教會法教授,一年後,晉升為法學院院長。

是什麼促使這位年輕教授於三年後成立從很多方面看來皆充滿革命性的祕密會社?答案是,在伊克斯塔特的影響下,維索成為了法國啟蒙運動中較激進哲學家的熱中讀者,像是克洛德.阿德里安.愛爾為修(Claude Adrien Helvétius,最為人所知的著作為《論精神》〔De l’esprit ,一七五八〕),以及霍爾巴赫男爵保爾-亨利.提利(Paul- Henri Thiry, Barond’Holbach,《自然的體系》〔Le Système de la nature,一七七○〕之匿名作者)。孩提時代的維索受耶穌會教育,他並不喜歡那時的經驗。愛爾為修和霍爾巴赫的無神論傾向使他興奮不已。

但這思維在保守的巴伐利亞是危險的,當地羅馬公教神職人員早已揭起一場「反啟蒙運動」。

獲任向來由耶穌會士壟斷之職位後,年輕的維索承受著壓力。發起祕密會社,甚至對招募會員隱藏其真實目的的想法,合情合理。維索自己表示他這想法是來自一位名叫恩斯特.克里斯托弗.海寧格(Ernst Christoph Henninger)的新教學生,海寧格向他提起自己曾就學的耶拿(Jena)、艾爾福特(Erfurt)、哈雷(Halle)和萊比錫(Leipzig)的學生社團。

換個角度來看,光明會可謂自相矛盾地仿耶穌會而創立。耶穌會是個一點也不透明的強大網絡,本身在一七七三年被教宗克勉十四世(Pope Clement XIV)解散。維索最初為「一所人性學校」勾勒的輪廓,想像每位成員都要寫日記,在日記中記錄其想法與感受,然後將摘要交給上級;作為交換,成員能夠使用圖書館、醫療保健服務、保險以及其他福利。

兼容並蓄都不足以形容維索的想法:他對光明會的設計還包括古希臘厄琉息斯祕儀(Eleusinian mysteries)和瑣羅亞斯德教(包括使用古波斯曆)的元素。另一個靈感來源則是十七世紀西班牙的靈性運動「光照派」(Alumbrados)。

倘若光明會始終忠於維索的原始藍圖,哪怕他們曾在史冊留下痕跡,也老早就會被世人遺忘。光明會持續成長,並於日後惡名遠播的關鍵,是他們對日耳曼共濟會會所的滲透。雖然共濟會的根源始自中世紀石匠的兄弟會,它在十八世紀是個成長迅速的網絡,從蘇格蘭與英格蘭向外擴張,提供以神話和儀式美化的男性社交,不受貴族和布爾喬亞之間的社會地位隔閡所拘束。

儘管羅馬公教會大力禁止天主教徒成為共濟會成員,共濟會在日耳曼境內各地迅速擴散,其中包括南日耳曼諸邦。

維索的其中一位弟子法蘭茲.沙法.茲瓦克(Franz Xaver Zwackh),提議在日耳曼各地的共濟會會所吸收光明會士,善用許多共濟會成員對自身運動日漸加劇的不滿。

一七七○年代晚期的日耳曼共濟會內部動盪,部分純粹主義者不滿組織不夠保密,以及越來越不尊重「嚴規禮儀」(Rite of Strict Observance)中宣稱共濟會源自聖殿騎士的創始神話。

不滿共濟會淪為空洞的晚餐俱樂部的其中一名會員,是科尼格男爵阿道夫.弗朗茨.弗雷德里希.路德維奇(Adolph Franz Friedrich Ludwig, Baron von Knigge)。他畢業於哥廷根大學(Göttingen),父親為漢諾威宮廷的官員,自一七七二年起加入共濟會。

科尼格男爵渴望比他經常出入的卡塞爾和法蘭克福(Frankfurt)會所更具貴族氣息且更令人振奮的感受。他在一七八○年親口對另一名貴族共濟會成員康斯坦佐侯爵(marchese Costanzo di Costanzo)說出了這願望。出乎科尼格男爵意料地,康斯坦佐侯爵透露說這樣的菁英組織早就存在了,而且他就是會員之一,代號狄俄墨德斯(Diomedes)。對一七七七年後——維索本身在這年加入慕尼黑的「審慎」會所(Zur Behutsamkeit)——光明會的精確描述應該說,它是「一個嵌在共濟會裡的隱匿網⋯⋯像某種寄生植物」。

另一個類似的寄生組織是玫瑰十字會(Rosicrucianism),它是比光明會更神祕的運動,十七世紀初期出現在文獻中,但在大約同時期以「金玫瑰十字」(the Golden and Rosy Cross)之名,存在幾個日耳曼共濟會會所裡。

吸收科尼格男爵之所以成為轉捩點的原因有二。首先,他的人脈關係大勝維索。其次,他了解氣味相投的貴族共濟會成員內心的渴望。

科尼格男爵——加入光明會後採用代號斐洛(Philo)——驚訝地發現這個組織還在萌芽階段(而且在造訪巴伐利亞後發現當地相當落後)。

「修會實際上還不存在,」維索率直坦言,「只是我的一個想法⋯⋯你願意原諒我的小小欺瞞嗎?」科尼格男爵不僅原諒了維索,而且滿腔熱忱地掌握主動權,想像以光明會為工具徹底改造共濟會本身。

他大舉修訂擴充維索先前展望的組織結構,將光明會士本來的三個等級再分割,並增添大量共濟會儀式。預備初階的密涅瓦等級被劃分為兩個:密涅瓦,以及光明輔士(Illuminatus Minor)。第二層的共濟等級也被一分為二:光明主士(Illuminatus major),又稱「蘇格蘭新手」(Scottish Novice),以及光明指揮士(Illuminatus dirigens),又稱「蘇格蘭騎士」(Scottish Knight)。第三層的神祕等級則被進一步分為「小祕士」(Lesser Mysteries,頭銜為長老或稱第一公民),以及「大祕士」(Greater Mysteries,頭銜為魔術師或稱「幻影士」,以及國王或稱「賢哲士」)。持有上述最後一個位階的光明會士,是修會裡一些最高階的要員:國家督察、省長、地方行政官,以及教會總鐸。這些高階成員將取代維索系統的原始頂點「亞略巴古」(Areopagites)。

在此同時,隨著繁複「等級」的設計誕生,迅速成長的修會也在組織結構上變得越來越精密,數不清的地方密涅瓦「教會」從屬於「轄區」、「省」和「省」。

因此,光明會運動的第一個矛盾在於,儘管痛斥現行的階級,它是個渴望繁複階級結構的網絡。維索在一七八二年〈給新晉升光明指揮士的談話〉(Address to the newly promoted Illuminati dirigenti)裡,陳述了他的世界觀。在文明社會開始前的自然狀態,人類曾經自由、平等且快樂;等級劃分、私有財產、個人野心和政府結構是後來才出現的,成為「我們苦難的一大邪惡泉源及原因」。人類已不再是「四海一家親的單一帝國」,因為「人們有一種區別自己和他人的欲望」。但在許多祕密會社行動的散播之下,啟蒙運動總有一天能克服社會的階層化。即便「親王和國家都將從地球消失,絲毫無須動用暴力,人類將成為一個大家庭,世界將成為理性生物的棲地」。

這和科尼格男爵招募王公貴族共濟會成員加入修會的成果可不太一致。

光明會運動的第二個矛盾是它和基督教模稜兩可的關係。科尼格男爵本身是自然神論者(他崇拜史賓諾沙〔Spinoza〕,不過也出版了自己發表過的布道文)。維索或許也有這個傾向,但他認為唯有修會裡的菁英——擁有國王(rex)頭銜的那些成員——才能直言對霍爾巴赫男爵的同情。維索在一些文章裡,把耶穌基督描繪成「其信眾和全人類的解放者」,以及「理性學說」的先知,終極目標是「在不引發任何革命的前提下,將普遍自由與平等引介給全人類」。科尼格男爵的〈第一議院的教訓〉(Lesson in the First Chamber)主張,光明會祭司承載著基督真誠且大體上平等的信息,經過幾個世紀後,信息已扭曲失真。

不過,科尼格男爵和維索都不是真的這麼以為;(誠如科尼格男爵私下承認地)一切都是「道貌岸然的騙局」,在每當有光明會士達到最高等級時如實揭露。光明會士的終極目標因而等同於,一場以啟蒙運動理想為依據的偽宗教「世界改革」。

這就是光明會踢到鐵板的兩處,組織與宗教兩方面。科尼格男爵抱怨維索的「耶穌會性格」。兩名顯赫的哥廷根光明會士約翰.喬治.亨利希.費德(Johann Georg Heinrich Feder)和克里斯托弗.麥納斯(Christoph Meiners),指控維索傾向於尚-雅克.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激進政治理論。另一名光明會士弗朗茲.卡爾.艾卡豪森(Franz Carl von Eckartshausen),在察覺維索對愛爾為修與霍爾巴赫的仰慕之情後離開了組織。身為帕拉廷選帝侯卡爾.泰奧多爾(Charles Theodore, the Prince Elector Palatine,在馬克西米利安三世約瑟夫一七七七年死後繼承巴伐利亞帕拉廷選帝侯國)的檔案員,艾卡豪森能夠施壓使光明會遭禁。一七八四年,經過在威瑪曠日廢時的討論(歌德參加了幾次),科尼格男爵被迫退出。

維索將領導權交給約翰.馬丁.史托伯格-羅斯拉伯爵(Count Johann Martin zu Stolberg-Rossla),據信史托伯格-羅斯拉伯爵在一七八五年四月解散了光明會,就在巴伐利亞政府頒布反祕密會社的第二道諭令的一個月後,不過部分證據顯示光明會持續活動直到一七八七年中,而且翻譯家博德直到一七八八年,仍懷抱在威瑪復興光明會的念頭。

就算光明會不曾遭禁,似乎也毫無疑問會在法國大革命爆發的兩年前自我瓦解。維索在薩克森-哥達-阿爾滕堡公爵恩斯特二世(Ernest II, Saxe-Gotha-Altenburg)的保護下度過餘生,先是在雷根斯堡(Regensburg),然後到哥達,生產大量華而不實的自我辯解作品,諸如《巴伐利亞光明會迫害全史》(A Complete History of the Persecutions of the Illuminati in Bavaria,一七八五)、《光明會運動描摹》(A Picture of Illuminism,一七八六),以及《為光明會辯護》(An Apology for the Illuminati,一七八六)。儘管光明會和神學家卡爾.弗里德里希.巴爾特(Karl Friedrich Bahrdt)的日耳曼聯盟(German Union)之間存在某些連續性,我們不該誇大這些連續性。誠如科尼格男爵在個人自衛作品《斐洛的最後解釋》(Philo’s endliche Erklärung,一七八八)中所指出,光明會打一開始就自相矛盾:一個為效力啟蒙運動把自己包裹在蒙惑中的組織。

然而,主流派共濟會的捍衛者與法國大革命的反對者,有強烈誘因誇大光明會的規模和惡意。在一七九七年出版的小冊子中,蘇格蘭物理學家羅比遜和修道院院長巴魯爾皆引用了一些杜撰成分極高的日耳曼史料,好讓他們對光明會的指控——尤其是光明會促成了法國大革命的主張——顯得可信。光明會和法國大革命稍微沾得上真實的邊的關聯是,米拉波伯爵奧諾雷.加百列.里克蒂(Honoré Gabriel Riqueti, comte de Mirabeau)和雅克.毛維倫(Jacob Mauvillon)——在翻譯家博德的鼓動下成為了光明會士——在米拉波伯爵於一七八○年代中期造訪不倫瑞克時見過面。但法國共濟會會所是革命觀念從因哥爾斯塔特輸送到巴黎之管道的念頭,連最隨意的檢視都承受不起。

別忘了,革命的種種觀念源自巴黎。真實的傳播路線是從法國首都的文人沙龍,透過像是伊克斯塔特(維索的心靈導師)等開明官員的圖書館傳向巴伐利亞,而不是顛倒過來。我們將在後文中看到,一個國際網絡連結了歐洲各地的哲學家和其他學者,甚至跨越大西洋,延伸到北美。不過它主要是一個出版、書籍分享和通訊的網絡。共濟會會所和祕密會社發揮了一些作用;但文人沙龍、出版社和圖書館更重要。

因此,光明會應該被理解為啟蒙運動史一個發人深省的注腳,而不是什麼以惡意維繫超過兩百年的全能陰謀。作為共濟會和法國哲學更大網絡內部的一個網絡,維索的修會是抒發顛覆宗教與政治現狀之想法充滿風險的時代證據。保密是有道理的。然而,遮遮掩掩最終使當權者得以誇大光明會搞革命的威脅。事實是,真正有革命潛力的是更普遍的啟蒙運動網絡,因為革命觀念在書籍與期刊中頗為自由地散布——即便亞當.維索不曾出生,也完全可能在歐洲與美洲瘋狂蔓延。

史學家書寫這段歷史碰了一鼻子灰,一如許多網絡,光明會除了零落四散的紀錄,沒留下任何井然有序的檔案:直到共濟會會所的檔案得以取用之前,研究者極仰賴光明會敵人所沒收與出版的回憶錄和文件。在據稱屬於茲瓦克的文獻材料中,有用來偽造文書的仿政府官印、為自殺辯護的聲明、製作毒氣和祕密墨水的教學指示、為保護祕密文書的一段關於特殊鼠尾草的描述,以及取得流產的收據明細,還有一份能引發流產的製茶配方。我們現在知道這些材料根本不是光明會活動的代表。

比較典型的代表,是博德和他招募的圖林根光明會間記錄周密的書信往來,呈現一個致力於推動啟蒙的祕密會社固有的基本對立,一個期望見習修士展現親密的自我揭示,但卻以隱瞞實情相對的階級式網絡。

在巴伐利亞當局選帝侯泰奧多爾本人的施壓下,光明會輕而易舉地被粉碎。但選帝侯泰奧多爾的大限將至。在他禁止祕密會社的十年後,革命的法國大軍入侵泰奧多爾統治的帕拉廷地區,並繼續朝巴伐利亞開拔。從一七九九年直到一八一三年萊比錫戰役(Battle of Leipzig)的前夕,巴伐利亞地區是拿破崙帝國的附庸國。值此同時,在哥達——光明會殘餘成員的避難處——恩斯特公爵之子兼繼承人奧古斯都(Augustus),因阿諛奉承法國暴君而備受注目。

光明會沒有引發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的崛起更是無關——不過他們無疑因此受益(維索之外的每個人都獲得赦免,有些人還變得非常有影響力,特別是達爾伯格〔Dalberg〕)。他們持續謀劃統治世界直至今日之說絕非事實,光明會在一七八○年代停止運轉,至於二十世紀振興修會的嘗試,幾乎全是冒名頂替。

儘管如此,他們的故事是歐洲從啟蒙到革命到帝國的複雜歷史進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知識分子網絡在此過程中,無疑扮演了決定性角色。本書利用當代頂尖學術研究,嘗試從陰謀論者手裡挽救網絡的歷史,證明歷史變遷通常可以(也應該)經由這類對階級秩序的網絡式挑戰加以理解。

相關書摘 ►尼爾弗格森《廣場與塔樓》:「網絡才能擊敗網絡」,這是美軍在伊拉克學到的教訓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廣場與塔樓:從印刷術誕生到網路社群力爆發,顛覆權力階級,改變人類歷史的network》,聯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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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
譯者:葉品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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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紀被稱為網絡時代。然而,在《廣場與塔樓》中,弗格森主張網絡其實一直都存在。從促成宗教革命的印刷機和傳道者,到領導美國革命的共濟會成員,破壞教宗和國王控制之舊秩序的就是網絡。本書緊扣社會網絡的發展歷史,以及它們跟傳統的權力階級制度之間時而緊張、時而激烈的關係,特別是在兩個重要的革命與創新時期,情勢逆轉,網絡獲得優勢。這兩個時期,一個是印刷技術產生的時代,另一個就是我們現在所處的互聯網時代。

《廣場與塔樓》跳脫以往從統治者或階級制度探討歷史發展的角度,講述了社會網絡的興起、衰落和再崛起的故事,並以豐富的圖表說明網絡理論、聚類等概念,改變我們對過去和現在的理解。網絡的演變,是否可能帶來災難性的後果?對於當前許多事件,例如伊斯蘭國的興起,Apple、Google、Amazon等網路時代企業巨擘的特質,都有許多以古鑑今的對比與詮釋,提供讀者另類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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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聯經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