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徑》：從馬凌諾斯基的帳篷，談將民族誌建構為「田野工作」有何危險？

文：詹姆斯．克里弗德（James Clifford）

二十世紀的民族誌——一個逐漸發展的當代旅行實務——在建構與呈現「文化」時，已經對某種特定的在地策略愈趨謹慎。在本書《路徑》第一部份裡，我將會詳細論述在地化的手法，但是必須即刻聲明：我在這裡談的是二十世紀中期理想的人類學，但它們會有例外，而且這些規範性的策略經常受到質疑。我批判這些或多或少過度簡化經驗的用意，主要不是要指出他們是錯的、不真實的，或政治上不正確的。每一個聚焦必定會排除某些主題；沒有任何一種可以稱得上是純中立、沒有政治立場的跨文化方法論，如果我們要呈現許多不同的生活方式，那麼在地化的策略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所謂的「在地」是從誰的觀點出發來看的？是誰得以決定某一個社區要在哪裡（還有何時）劃出一條清楚界限，依此劃分出局內人與局外人？要討論的主題太多了。基本上，我的首要目的是要開啟文化分析如何建構其客體——社會、傳統、社群與認同——這個問題，從空間的觀點並透過特定研究的空間實務來探討。

讓我們先來看馬凌諾斯基樹立了現代參與觀察典範的《西太平洋的航行者》一書中剛開始出現的兩張照片。這種田野工作拒絕以下研究風格：和白人住在一起，然後撰寫他書中「作者的注釋」、將「報導人」找到營地或走廊上，請他談談什麼是文化，接著外出「去研究村子」。馬凌諾斯基改寫的田調方式，要求研究者全程駐紮在村子裡，學習他們的語言，成為一位認真的參與觀察者。這本著作開頭的兩張照片，清楚地呈現了「民族誌者的帳棚」座落在初步蘭島的房舍間。其中一張還可以看見蓋在海灘邊的小型房舍，為了本書所紀錄當地居民的航海活動——庫拉的交易週期——而打造的。另外一張可以看到歐馬拉卡納村落中頭目個人的房舍，而研究者就在一旁紮營。在文本中，馬凌諾斯基力主這種居住／研究形式，是一種（相對而言）比較不干擾研究對象並與之共同生活的方式。

馬凌諾斯基寫道：「事實上，他們都知道我什麼事情都好奇地想參一腳，即使是一位行禮得宜的當地人也不敢擅自闖入的領域，他們最終把我視為自己生活中的一小部份，一個必要之惡，或是一個麻煩人物，靠著菸草的捐贈來舒緩關係。」馬凌諾斯基同時還倡導一種「全景敞視主義」，我們並不需要特別在初步蘭島的生活、儀式、衝突、醫病、咒語中尋找重要的事件，「可以說，他們就活生生地發生在我的眼前，就在我門前」（Malinowski 1922:8）。（談到這一點，討論研究帳棚的意象／技術就很有趣了：它的行動能力；輕薄的遮蓋，使得筆記本、打字機和珍貴食物得以保存；它與正在發生的事件有最少的距離因而得以發揮研究基地的功能。）

如今，當我們看著村子裡這些帳棚可能會詢問不同問題：究竟是誰被觀察？當民族誌學者的帳棚駐紮於村落的中心時，究竟是誰在地化了？文化觀察者、人類學家經常像是玻璃魚缸裡的魚一般，被監視著（例如部落裡的小孩總是無所不在地跟著）。政治性的定位又在哪裡？馬凌諾斯基的帳棚靠近頭目的帳棚是一件很重要的指標。哪一位頭目？權力關係如何？什麼樣的反轉挪用在運作？這些都是我們必須假設的「後殖民」問題，然而這些問題在一九二一年的照片中是看不出來的。那麼，這張照片告訴我們一個強有力的在地策略：將「文化」聚焦在特定的點，也就是所謂的「村落」，在某一個空間居住／研究，這本身就必須仰賴某種程度的在地化——那正是「田野」。

「村落」意味著有當地人居住且具備清楚界線的場域，對人類學來說是最適合密集訪問的環境，畢竟這些地方已經是適合人居的、可畫出社群的中心，廣義來說也是文化中心。在馬凌諾斯基後，大家開始將當地田野研究視為共同居住的經驗，而不是旅行或訪問活動而已。那麼，除了村落，還有什麼地方是可以更自然地與當地人共同生活？（我想我會說，村落的在地化是可移動的：在聖路易斯、巴黎、芝加哥、舊金山的世界博覽會裡，原住民村展示原住民的生活，活生生的居民就住在其中。）村落是一個可進行管理的單位，它為學者的研究提供集中化的研究管道，同時也像一種提喻法，只要我們專注於某一點或一部份，就可以將它視於等同整體文化。

簡單的部落／文化提喻法在當代人類學中已經過時。正如葛茲（C. Geertz）曾經寫過的，人類學家不是研究村落，而是在村落之中研究。逐漸地人類學家甚至也不在村落中進行調查，而是在醫院、近郊的實驗室、觀光飯店、蓋提中心作研究。這種趨勢挑戰了現代主義者／都市人將「原始的」研究客體，視為是浪漫的、受到威脅的、具古意的與簡單的研究對象。然而儘管是離開了真正的部落，田野工作作為一種獨特的在地化「定居」的概念依舊存在。

當然，無論身在何處，一名人類學家總是一位參與觀察者，但其所要研究的地點該如何界定時空界線？這個問題讓我們關注一個更固執不懈的在地化過程：「田野」。我關心這些特定學科訓練（在空間與時間的限制）是如何容易和「文化」概念混淆的？複雜的、互動的、文化的連結，是如何在時間與空間上進行劃分？在鮑亞士的那個年代，所謂的田野就和「實驗室」一樣具有嚴肅性，一個可以控制觀察與實驗的地方。現在聽起來是太過實證主義了一點，不過很矛盾的是：從鮑亞士的時代開始，田野也被視為一種「成年禮」，一種進入個人與專業的入門、學習、 成長、磨練等等的關卡，人類學家一定會遭遇田野模稜兩可的經驗／實驗嚴重打擊。同時，這位人類學家也可能質疑是何種特定的旅行或居住（去哪裡？住多久？）與互動（和誰？說哪種語言？）可以稱得上是「田野工作」的經驗範圍？自從馬凌諾斯基時代開始，訓練的標準便已經改變了，到現在仍舊不斷變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