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徑》：大型博物館的展示品本身就是旅行者，甚至帶有「離散」意義

文：詹姆斯．克里弗德（James Clifford）

長久以來，在西方展示「異國」文物的歷史中，維持一種顛覆或是互惠（或所謂善意的相互剝削）的緊張關係是很重要的。展示異國文物的歷史提供了長久以來權力不平等的脈絡，而旅行、展覽和詮釋的接觸工作在此權力不平等中運作，同時也對抗這種權力不平等的運作。根深蒂固的意識型態主導了大家對於身處「文明」地區的「原始」民族的瞭解。正如傅斯柯和葛梅茲－潘那發現到，當他們在諷刺劇裡呈現「未開化」的美洲原住民被鎖在一個黃金的籠子裡，大部分的讀者會直接依照字面的意義來理解。

傅斯柯（1995）發現跨文化表演，不論是哥倫布綁架的愛樂華司族和蒙田的「食人族」，到世界展覽會中人口密佈的「村落」和「街道」，到加州大學人類學博物館的伊許，其中都存在有「他者歷史」。這些歷史多多少少都有強制性的認同展演：紀錄片中「原住民」的奇觀化，或例如巴黎的「地球魔術師」（Les Magiciens de la Terre）的展覽中，收藏「最具本真」的第三世界藝術（和藝術家）。越來越多的文章開始提供許多廣泛和持續的展覽接觸歷史的細節。這揭露了好奇且獵奇的大眾對於噤聲、充滿異國情調的樣板帶有一種種族主義，或者至少是一種父權的高傲姿態。這是身體與道德上的降級，有時導致旅行者邁向最後的死亡之路。展覽本身就是一個接觸區，是創造連結的萌芽之初。

然而，強調高壓、剝削和誤解，並沒有減少旅行與相遇的複雜性。以蒙田為例，他在盧昂舉辦一場與圖皮南巴人的會議中，不只是種族優越感，更是自這種優越感中所感到的一股顫慄。即使是具有種族中心主義式的相遇——他們多多少少都有的心態——都會產生反省與文化批判。來自異國「旅行者」的批判性反省與能動性是最難被發現的，因為記錄極為有限，並且經常是傾向於旅行者的行為紀錄，而不是有關他們的獨立表達。因為他們通常被視為一種順服的樣板（或受害者），他們的觀點很少納入歷史記載。他們「受俘敘事」（captivity narratives）仍有待挖掘或等待被拼湊成完整的樣貌，必須從歷史斷裂的片段中推斷出來。有些在歐洲法庭、博物館、活動與動物園展出的都可以說是一種挾持，旅行從來便不是自願的。在許多案例中，武力與選擇的混合其中，人們為了各式各樣的原因加入探險隊和企業家的行列，其中包含恐懼、經濟需求、好奇、還有對探險的慾望，以及對權力的追求。

科比寫道：「一位在戰後柏林長大的同事告訴我，當他還是男孩時經歷過的一件令人震驚事件：他經過一位非洲男性的身邊，幾小時之前這位男子還在卡斯坦蠟像館中穿著土著服飾出現，如今卻在電車裡，穿著歐洲人的衣服，抽著煙」（Corbey 1993：344）。這是一種震驚，或許還混雜著一種受到背叛的情緒，對那些習慣於舞台化的尚古主義者而言，或許是很自然的反應。然而，這位非洲人，對於種族／民族景觀和普通電車間的移動又是抱持何種態度呢？表現出「非洲人」是一種折磨嗎？一種諷刺？一種驕傲的由來？或者只是一份工作？或者以上皆是？還有其他可能嗎？合適的答案有賴於對不同的歷史和特定的權力關係的瞭解。在大部份的時候，這些細節很難取得。然而仍有記錄存在，揭露了原住民文化變成奇觀的經驗——這種經驗絕非典型，但卻可以協助釐清社會關係與利害關係不同程度的投入。

一九一四年，一位拍攝北美原住民的攝影師庫提司，拍了一部名為《獵頭族的世界》（In the Land of the Headhunters）的長篇電影。庫提司在北溫哥華島進行拍攝，請來一批瓜基烏圖族原住民參與演出接觸前的西北岸生活的故事，故事中穿插著男孩遇上女孩的愛情故事、邪惡的巫師、面具、戰爭用獨木舟，以及斷頭等等。透過當地有力人士的協助——最有名的是杭特，他是鮑亞士的得力助手——進行了一系列重建本真傳統的場景、手工藝、舞蹈與儀式工作等。邁克魯漢在她的電影《捕影者》（The Shadow Catcher, 1975）一片中記錄三名老人參與庫提司重建工作的回憶。他們回想著當時有趣的時光，用古老的方法穿衣做事，所有的人都有著美好過去。宏姆在一九六七年該片修復後再度放映時，與當初參與影片拍攝的在世者之間的談話確認了他們的論點（Holm and Quimby 1980）。

從一個重要的視角看來，瓜基烏圖人被庫提司剝削，為了白人消費者而把自己打扮成刻板印象中的模樣。包含「獵頭族」的聳動標題正是傅斯柯以為此類計畫所不可避免的暴力。我們或許會懷疑：如果電影果真賣座成功，其中有多少獲利可以回饋到北溫哥華島上的人們呢？然而從其他重要的視角看來，這種關係卻不是剝削關係，參與拍攝《獵頭族》的原住民得到了一大筆錢，也很怡然自得，他們非常樂意披上假髮、刮掉鬍子、忍受鼻子前搔癢的鮑魚鼻環。他們知道庫提司對他們傳統的描繪儘管很聳動，但卻值得受到尊敬。畢竟，奇觀場面的確是瓜基烏圖族文化的一部分，庫提司運用了豐富的展演傳統。

甚至，杭特在這個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詮釋傳統、雇用演員、收集傳統服飾和道具。留下的相片裡，庫提司在攝影機後面，身旁有杭特，拿著導演擴音器指揮拍攝行動（Holm and Quimby 1980：57- 61）。從在地的標準來看，若是把《獵頭族》與過去外界的貿易相較，或是和民族誌研究接觸過的經驗做一比較，庫提司算是公正地處理他和所動員社區之間的關係了。他對「消失中」文化的興趣，似乎已經和當地人對從父母與祖父母傳下來的傳統生活的興趣重疊，並且透過這種活動，他們覺得在變遷的時代中，仍然能保有文化強烈的延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