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界#MeToo運動:哪些因素導致修行現場「權勢性侵」頻傳?

佛教界#MeToo運動:哪些因素導致修行現場「權勢性侵」頻傳?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心理崇拜、全然信任,與外界支持網絡的斷絕,結合原本就存在佛教僧團中的男女權力落差,存在於相對封閉的僧團之中,便讓位高權重的男性比丘得以為所欲為,受害者也難以向外界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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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連翊

「袋子裡裝的是法器,」喇嘛Willa Miller在一篇自述性的文章中提到,前面這句話是她年輕時在印度某個藏傳佛教僧團期間所編造的謊言。但事實上,袋子裡裝的不是法器,而是避孕藥。

2016年,電影《驚爆焦點》向世人揭露基督宗教裡頭駭人的神職人員性侵醜聞,一舉拿下兩座小金人。真實事件改編成電影讓人意識到宗教性侵的嚴重性,然而較少人知道的是,不論在東西方的佛教界,這幾年也捲起「佛教#MeToo運動」,試圖回應佛教界存在已久的權勢性侵問題。

近年來佛教界性侵的案件

就在去年8月,中國爆發近年來最嚴重的佛教界性侵案件,最後導致涉案性侵/性騷擾多名比丘尼(女性出家人)的釋學誠辭去中國佛教協會會長的位置,也被免去北京龍泉寺住持的職務。釋學誠也是中國政協常務委員,加上此案同時涉及大筆資金流向不明的問題,引發中國社會譁然。

事件爆發之初,龍泉寺院方強力否認此舉報,指其為惡意構陷。而佛教界中也有一種呼聲,希望受害者私下解決,以「顧全大局」。

更早先,在2017年,美國紐約也傳出藏傳佛教僧團Kagyu Thubten Chöling Monastery(直譯意思是「佛陀教育院」)的創辦人——喇嘛諾那仁波切,在過去三十年間持續性侵女眾。

該年四月,Kagyu Thubten Chöling Monastery舉行了一場公開的說明會,會議中,共有六名女眾(三名在場,三名由他人代表)聲明曾與喇嘛諾那仁波切發生性關係,以及對她們的心理健康產生的負面影響。

其中一位女性喇嘛,Willa Miller,撰寫一篇專文詳細地說明受害者在性侵事件中的感受,包括自我質疑、憤怒、對他人的不信任,與羞恥感,同時也會自責沒有在修行過程中維持適當的師徒關係。

受害背景:心理崇拜、全然信任與支持網絡斷絕

釋昭慧法師在去年八月曾針對釋學誠案發表過一篇社論,其中提到宗教機構處理性醜聞最常使用的三步驟:

  1. 集體禁言:用意是「顧全大局」,試圖將性醜聞的傷害減至最低。
  2. 局部地劃清界線:將事件導向個案問題,也就是說,會發生這種事是涉案者修行不夠,而不是該宗教內部有什麼結構性的問題。
  3. 杜絕言路:拉高主事者的權威,要求信眾——尤其是女眾與比丘尼,不再對事件提出質疑或詢問。

然究竟是什麼因素導致佛教的修行現場發生性侵事件呢?Willa Miller提供以下的見解。

首先,上師(文中混用Dharma Teacher, Sangha, Guru等用詞,為求簡潔皆翻譯成上師)在靈性上被賦予不容質疑的地位。事實上,藏傳佛教的修行過程中將上師視為完美(perfection)的化身,要求修行者全然聽從老師的教導。

再者,僧團中的人際網絡對上師較有利。相反的,初入藏傳佛教的出家眾往往拋棄自己既有的人際網絡、工作、家人與財產,在一無所有的情況下進入僧團修行。當遇到性侵事件時,便陷入沒有人可以傾訴與討論的窘境。

心理崇拜、全然信任,與外界支持網絡的斷絕,結合原本就存在佛教僧團中的男女權力落差,存在於相對封閉的僧團之中,便讓位高權重的男性比丘得以為所欲為,受害者也難以向外界揭露。

從受害者、倖存者,到成長者

喇嘛Willa Miller在連結其他受害女眾的過程中,區分了受害者的三個階段:受害者(victim)、倖存者(survivor)、成長者(thriver)。

「受害者」是經歷宗教性侵的早期階段,在這個階段中,受害者心中開始有自我厭惡、焦慮、自責等負面情緒,這些負面情緒會逐漸演變為嚴重的無力感與羞恥感。當受害者開始意識到自己身處複雜的權力結構之中,也逐漸發展出受害意識時,就進到Miller所謂的「倖存者」階段。

在倖存者階段,他們開始會與身邊親近的朋友透露遭到性侵的事實,也在這個過程中逐漸找回能動性與自主性。最後一個階段是「成長者」,受害者已經能夠回望整起事件,也漸漸放下悲痛,邁向人生的下一個階段。

然而,這三個階段並非線性進程關係,某些受害者走到成長者階段後可能再次退回受害者的狀態,也不是所有經歷性侵的信眾都可以走出陰霾。

喇嘛Willa Miller在連結受害的女信眾時發現,她們需要一個名稱來連結彼此,共同發聲。在區分三個階段的過程裡,她們能夠將自己的受害經驗放置到整體佛教界的權力結構之中來理解,消除自己的羞恥感與自我責備。

結語:改革正在發生,我們能幫上什麼忙?

2017年開始,#MeToo運動在全球掀起滔天駭浪,佛教界的性醜聞也在這個浪潮中密集地爆發。

我們需要系統性地揭露宗教界存在已久的權力結構。在性別的方面,「依男」的情形是佛教界的主流——男優於女、比丘(男性出家人)優於比丘尼。僧伽掌握絕對宗教權力的情形則對未出家的信眾、初受足戒的出家眾不利。

昭慧法師在端傳媒的投書中,更基進地指出,「依男」、「依僧」的現狀就是整體佛教界「依師」的根源,應該予以消除。這也是佛教界#MeToo運動的基本訴求。

具體的作法包括:提升宗教界中對「界線」的認知,擁有越大權力者應該對維持師生界線負起更大的責任;增加上師的可咎責性,當性侵的憾事再度發生,應有明確的機制裁定其責任;在組織的層次上,以培訓、改組的方式確保宗教團體的高層有能力妥適地處理現有的性侵案件,並避免未來再度發生。

提供受害者發聲管道也是佛教界改革的一環。揭露自身遭到性侵的歷程需要極大的勇氣,在過去的事件中,為數不少的比丘尼與女信徒互相連結,互相培力,最後能夠將佛教界的權力結構曝光,供眾人檢視,展現她們面對事件的韌性與復原力。

也因此,作為個人,我們可以給予性侵受害者——不論是否在宗教的脈絡下受害——情緒支持,不否定其感受,重視他對你的信任,必要時陪伴他尋求諮商、法律,或其他可信任人士之協助。

宗教界的封閉性與不透明,使得改革不易進行且進度緩慢。也正是如此,我們應該持續關心與監督,期待有一天透過各方努力,讓性侵的憾事不再發生。

參考資料
延伸閱讀

本文經辣台妹聊性別授權轉載,原文發表於此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