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牆的時代》:川普關於邊境圍牆的言論,掀起對「美國」的狹隘定義

《牆的時代》:川普關於邊境圍牆的言論,掀起對「美國」的狹隘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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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差異」的概念現在遭到左翼和右翼兩派人士操弄;這種認同政治正加劇美國的分歧。在美國歷史上的這個時刻,雖然藉由立國精神團結在一起,但許多團體仍然相互撕裂,這也可以從政治舞台上愈來愈多的分歧中看出來。

由此可見,從搖籃到墳墓,相對於歐洲,美國是個暴力激烈的國家,但如果是黑人,這是一個更加危險的地方。白人人口的謀殺率是每十萬人有二.五人死亡。美國黑人則是十九.四人,相當於許多第三世界或開發中國家。統計數字容或有異,但是根據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的調查,年輕的黑人男性,比白人年輕男子遭到警察射殺死亡的可能性為將近三倍,難怪美國黑人的平均壽命比白人少四歲。由於近年來並未持械的黑人男性遭射殺的人數大增,這些驚人的數字在全美各地引爆動亂和抗議——譬如,二○一四年的佛格森市(Ferguson)事件——也造成「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運動之興起。官方和社區的反應在每次事件後都受到嚴密檢討,這也成為愈來愈分歧的議題。

凸顯這些問題的數據很容易找到,要說明清楚成因則相當困難,顯然種族歧視仍存在於美國社會。我們不可能不談開端肇因——奴隸制度。奴隸已經獲得解放,但絕大多數被棄置於赤貧狀況,遭遇社會歧視;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很難快快達成與主流人民的平等。多久算快?黑奴獲得自由已經超過一百五十年,儘管有許多進步、尤其是過去五十年,但是令人驚訝的是仍有許多不足之處有待改進。


當然,種族不是美國唯一的分歧。譬如,談到宗教,美國有一個強大的優勢就是它是個世俗國家,有各式各樣的民間宗教信仰和禮拜場所。美國人的信仰絕大多數是基督教,底下再分為許多不同的新教徒教派和天主教,但是自從一九六○年代以來又增加信徒眾多的其他信仰。大約百分之八十的美國人認同自己是基督徒,新教徒最多,約占全國人口百分之四十六.六。其次是天主教徒,占百分之二十.八。接下來是猶太教(百分之一.九)、摩門教(百分之一.六)、穆斯林(百分之○.九)、佛教(百分之○.七)、印度教(百分之○.七),以及眾多其他小教派。

這一切是否已讓美國等同是大熔爐?只到某一程度。儘管有一些刺眼的不一致和偽善的例子,理想的「合眾為一」精神則維持在相當程度上。即使如此,進入本世紀,在多族裔社會之內融合同化的精神受到多元文化主義的挑戰。種族和族裔的分歧進入美國社會的許多裂縫,以致於出現困擾共和國的認同政治。愈來愈多美國人依據他們的族裔、宗教和性別取向認同自己,因此更加極化及分裂國家。不同的族裔都被鼓勵維持明白的認同意識;這個作法沒有導致接受多元化,反而在某些案例上造成某些群體和其餘社會隔離,而在某個程度上,使得他們愈來愈遭到歧視。

我們在二○一六年總統大選期間看到這個現象。胡馬雲.罕恩(Humayun Kahn)是在伊拉克為國捐軀的美國穆斯林軍人,獲頒勛章。胡馬雲的父親發聲、反對川普禁止穆斯林移民的政見之後,川普批評這對父母。卡濟爾和賈莎拉罕恩(Khizrand Ghazala Kahn)夫婦是美國人通稱的「金星父母」。這個名詞可以上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美國家庭若有子弟、丈夫在海外作戰,會掛出有藍星的國旗。如果這位家屬不幸殉難,藍星就會換成金星。

這對父母如果是白人基督徒,川普口頭抨擊的口吻就不會如此激烈。在美國政治上,由於家屬為國捐軀,對金星父母通常是不能批評的。川普聲稱他在美國創造許多就業機會,也為國家「犧牲良多」。他暗諷罕恩太太的先生未允許她發言,藉此暗示這是他們的宗教作祟。他根本不管罕恩先生曾經帶著兒子胡馬雲到傑佛遜紀念堂參訪,向他灌輸紀念堂裡的一段文字——「我們相信這些真理是不證自明,即人人生而平等……」候選人川普的評論弦外之音似乎是,這對金星父母和其他金星家庭不一樣。他的訴求的確有一部分美國人也認同——這些人以非常狹隘的方式界定何謂美國人。共和黨籍聯邦參議員約翰.馬侃(John McCain)在越戰期間曾經淪為戰俘,當他批評川普時,說出了其他美國人的心聲。馬侃說:「當我們的黨提名他時,並沒有附贈他不受拘束的許可用以汙衊我們當中的菁英。」

「差異」的概念現在遭到左翼和右翼兩派人士操弄;這種認同政治正加劇美國的分歧。在美國歷史上的這個時刻,雖然藉由立國精神團結在一起,但許多團體仍然相互撕裂,這也可以從政治舞台上愈來愈多的分歧中看出來。

在川普/桑德斯/柯林頓二○一六年大混戰的前兩年,皮優研究中心進行了歷來最大規模對於美國人政治態度的調查。調查發現人們的觀點愈來愈堅持己見,而且愈來愈不願意接受其他人的意見。譬如,積極參與政治的民主黨人有百分之三十八,自認為是「持續一致的自由派」,比起一九九四年的百分之八,高出太多。同時,有百分之三十三的共和黨人自認為是「持續一致的保守派」,比起二十年前的百分之二十三,也有增加。更令人擔心的是,愈來愈多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互相蔑視,特別是那些積極參與政治的黨員。一九九四年,百分之十七的共和黨人對民主黨人有「非常」不良的印象,現在卻激升到百分之四十三;反之,民主黨人對共和黨人有「非常」不良印象的,從百分之十六激升到百分之三十八。

這種現象有其地理因素。堅定的民主黨籍選民愈來愈集中在大型都會城市,共和黨人則集中在小城鎮和農村地區。拉斯維加市內華達大學教授普瑞斯東.史多瓦爾(Preston Stovall)撰文提到「城市全球主義者」(urban globalist)和「非城市國家主義者」(non-urban nationalist)。他認為這兩個名詞比「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更貼切地反映分化的現象。他嘆息非城市的想法「被貶抑為愚蠢無知」,而城市的想法則「被認為是菁英的思想、可是卻道德墮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