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牆的時代》:「好圍籬製造好鄰居」,它講出實體上和心理上無可避免的真實界線

《牆的時代》:「好圍籬製造好鄰居」,它講出實體上和心理上無可避免的真實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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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我們有能力思考、建造,也可能在圍牆之間的空間注入希望——建造橋梁。因此,目前民族主義和認同政治雖再度興起,但歷史的弧線還是可能轉回到團結。

文:提姆.馬歇爾(Tim Marshall)

結論

「已有的事,後必再有;已行的事,後必再行;陽光之下並無新鮮事。」

——《傳道書》(Ecclesiastes)第一章第九節

二十一世紀初期,巴格達深陷轟炸和綁架風暴之際,我是個戰地記者,有一天和兩位同事冒險溜出綠區。當時踏出「綠區」的標準作業方式是:坐上車窗貼滿遮陽紙的破舊汽車後,就在後座乖乖窩躺下來,前座還有兩名配備長槍的保鑣護駕。我穿過由美軍士兵守衛的最後一站哨所後,每踏出一步都可能會有重大影響。每踏出一步都代表更遠離安全——萬一出了狀況,可能就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

綠區之外是個怪異的空間,這裡人跡罕見,沒有人真正當家管事。這裡沒有結構、沒有法律,踏進此一「無人境地」的人立刻落入「我們」或「他們」的類別。過去新聞記者被認為是中立人士,但那種時代多半已成為過去,在許多衝突中,我們成為懲罰的目標,或是待售或勒贖的牛犢。這一次,我們只踏出幾百碼,與一群平民講話,因為太緊張,就趕快退回到相對平安的綠區裡。當時的綠區頻頻遭到砲擊,但我們都認為寧可被砲彈打死,也不要落入阿布.穆沙布.札卡威(Abu Musabal- Zarqawi)率領的揮舞大刀的徒眾手中——他們就是「伊拉克凱達組織」的胚胎。

這些詭異的空間——雙方之間的空間——通常是由我們的衝突和分歧所創造出來。有時雙方還在拉鋸、爭奪它們,有時它們是雙方認可的緩衝地帶。不論是什麼性質,踏進這種區域是十分緊張的經驗。冒著生命危險而去,深知每一方都拿著武器對著你。

現代就有許多實例。賽普勒斯(Cyprus)分為兩塊地區,分由希臘裔和土耳其裔賽普勒斯人管治,中間有一塊一百一十一英里長的緩衝區。最嚴峻的是法瑪古斯塔市(Famagusta)的瓦羅夏(Varosha)地區。一九七四年,居民深恐遭到土耳其部隊屠殺,四散逃亡,再也沒有回來。瓦羅夏現在被刺絲網、守衛塔和土耳其軍隊封鎖住。這座鬼城之內,除了鳥鳴之外,靜悄悄的。街道空蕩無人,人行道荒草蔓延,許多廢棄的建築物還保留戰火毀焚的面貌。夜裡,全市沉浸在黑暗中;因為無人,當然就沒有燈光。雖然目前島上有七個地點,一方的官員會檢查你的護照,然後准你走個幾百碼到達另一方,再由另一方官員檢查護照。但你無法跨越瓦羅夏的間隔地帶。雙方都密切監視中間地帶;這塊灰色地帶不在安全、舒適的範圍之內,你一直遭到監視,只要跨過去,就是「別人」那一方。

強迫分隔和暴力對抗,是我們興建圍牆時會發生的的極端效應——它們所代表的分歧顯然也無法被克服。沒有人想要它:這樣的空間和這樣的情況令人心生恐懼,也不符合人性。在嚴密監視和威脅下,從一方走到另一方令人非常不安。

在以色列和加薩之間移動是一段冷峻、孤獨的經歷:感覺好像被困在科幻噩夢和某種實驗室的實驗之間。要從以色列過境,必須通過兩個以色列檢查哨。武裝警衛從防彈玻璃後面觀看。隨身物品必須經過徹底檢查。在長長的走廊盡頭,按下一個蜂鳴器;在門咔噠一聲打開之前,上方的攝影機一直盯著你。一踏出門,身已在加薩。但這裡沒有人;站在一個被圈圍起來的走廊裡,這是一千多碼寬的無人區域(某些地方更寬)。最後,終於完全踏進強烈的陽光下、來到灌木叢中。前方幾百碼有個巴勒斯坦檢查哨等著,儘管這裡的檢查不是那麼徹底。回程,以色列方面的檢查更為嚴格:邊防警衛從有色玻璃窗後方的攝像機嚴密監視;圍牆配置聲音和觸摸感應器;現在在機場看到的那種全身掃描儀已全面使用;行李也要徹底翻查是否藏有爆裂物。

這似乎是一種不友好或過於嚴格的例行公事,但毫無疑問,它有效用。圍牆降低了自殺炸彈客從加薩進入以色列的可能性,無人區的設計也把將以色列為目標的火箭射程推後至少一千碼。這是大家都不會覺得舒坦的事實。是的,看到加薩圍牆、孟加拉四周的障礙物、匈牙利和塞爾維亞之間的刺絲網,凡此種種,都令人難為情,也證明了我們對於解決分歧無能為力。我們很容易譴責興建圍牆的趨勢;圍牆確實可以讓人產生假象,以為棘手的問題已得到解決。不過,圍牆可以暫時並且部分地緩解問題,各國也在努力尋求更持久的解決辦法,特別是在衝突地區。加薩圍牆,配合其他許多措施,譬如金鐘罩反飛彈系統,已大大減少以色列方在衝突中的死亡人數。沙烏地與伊拉克的邊牆也有助於防堵伊斯蘭國恐怖份子的滲透。

但是,非衝突地區的圍牆該如何解釋呢?匈牙利興建刺絲網的政策,就實質意義和政治意義而言,已經降低人口移入,但不可能完全阻絕人們進來。而且大規模移民在可預見的未來也不會停止。移民是為了躲避貧窮和/或暴力,投奔更富裕、更安定的國家。固然貧窮和衝突在中東和非洲相當普及,也可能持續不斷,移民潮將持續湧至、甚至上升。全世界的人口還在增長:非洲已經普遍貧窮,但是估計在三十年之內,其人口將倍增,由目前的十二億人增加至二十四億人。因此,雖然貧窮率下降,但因為人口大增,陷入貧困之境的人數可能更多,能改變他們處境的希望與機會微乎其微。

有些富裕國家將繼續興建圍牆,以抑止外來移民湧入。然而有些人主張,不只應該拆掉圍牆,還應該廢除邊界——允許完全自由移動,讓任何人都可以隨心所欲到地球上任何地方。佛瑞斯諾太平洋大學商學院助理教授納丹.史密斯(Nathan Smith)二○一七年在《外交事務》雜誌發表文章,描述這種「開放邊界」的觀念:

一種近乎全球人口完全自由移動的體制,只有防止恐怖主義和傳染病傳播等罕有例外…… 以這種方式停止移民管制將增進自由、降低全球貧窮和加速經濟成長。但是更根本的是,它將挑戰政府基於主權此一專斷的理由管制移民的權力……更有效率的勞動分配將使得全球生產力上升,並且讓世界經濟規模幾近倍增。甚且,經濟活動如此提升後,將大大有利於全世界最貧窮的人口。

史密斯認為透過開放邊界,可以終結世界貧窮,因此可說是西方人士應盡的道義責任,尤其是從矯正歷史錯誤的角度來看。甚至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在一國之內實踐公民權一如奴隸買賣般殘暴和歧視,將公民權利置於人權之上,就合法化了某些人比別人更有人權的觀念。如果事態如此發展,西方資源承受的壓力將會極其之大:譬如,福利國家制度實質上必須被拆除。史密斯承認,「開放邊界可能導致西方國家內可以看得見的極端貧窮大幅增加」,但他也反駁:「依據西方標準認定的貧窮,在世界上許多國家卻被認為是富足。」因此,造福數百萬人的結果當然比給西方人帶來不便和負面影響更為重要。

乍看之下,這個論述言之成理。可以說,因為一切都「拉平」了,所以合乎人道。可是,這個說法並沒有考慮到兩個關鍵因素。第一個問題是,這種大規模移動對於遭到捨棄的國家將產生什麼效應?初期的向外移民將是財力相對雄厚的人,不需要祈求人口販子幫忙、走危險的道路穿越沙漠和大海。這些國家將因為醫生、教師和其他受教育人士流失,走上衰退——不再有任何進步的前景。第二個問題是人性——或講得更白,就是團體認同。有一派樂觀的觀點是,受納這一方的民族國家將會掙扎,但是會應付,它們將吸納新來者。但是看看歷史、也看看現狀,我們可能需要對人性有更謹慎的觀點。

現實上,人口大量移動已經引爆不安:當大量外來者蜂擁而至時,本地人並不樂見。這對歐洲政治的影響顯而易見:政治上已尖銳地移向右翼和極右翼。全球亦然。我們經常在報刊上讀到文章,譴責西方國家有限制最嚴格的移民法律,和全世界最高度的種族歧視。其實他們對別的地方也很了解;其他區域也一樣反移民、暴亂、宗教不寬容和種族歧視。全世界都感受到全球化和人口大增的壓力,我們看到民族主義——俗世的和宗教的皆然——因此勃興。譬如在印度,鑒於對目前移民湧入東北地區各省的態度,我們看不到來自孟加拉的移民大增之後,兩國之間的摩擦有降低的可能。

在其他地方,自二○一四年以來,巴拉圭恩卡納雄鎮(Encarnacion)居民就被沿著阿根廷那一方河流的一道十五英尺高、一英里長的鋼筋水泥牆,和他們的阿根廷波薩達斯(Posadas)鄰人隔離開來。官方對興建圍牆的理由含糊其詞,但是脈絡卻很清楚:南美洲最自由化的這幾個國家對外來移民愈來愈焦慮。玻利維亞和巴拉圭緊鄰,玻利維亞人也移入阿根廷。這讓阿根廷北部沙爾塔省(Salta)國會議員阿佛瑞多.歐麥多(Alfredo Olmedo)說:「我們必須興建圍牆……我百分之百同意川普的看法。」

開放邊界在目前的氣氛下是行不通的——甚至在可預見的未來也行不通。當然,「民族國家」的概念是行不通的因素之一。當我們起草《外太空條約》(Outer Space Treaty)時似乎已經認知到這一點。聯合國針對太空主權所訂定的這項法律指出:外太空,包括月球和其他天體在內,不得因主權要求、透過使用或占用的手段,或其他任何手段遭到國家專用。

《 外太空條約》 規定, 外太空做為「 全體人類的領域」 開發和使用。《月球協定》(Moon Agreement)又擴大這些條款,表明:月球〔或太陽系中的其他天體〕的表面或地下,或其任何部分或自然資源,均不得成為任何國家、國際政府間組織或非政府組織、國家組織或非政府實體或任何自然人的財產。

然而,就地球而言,從頭開始為時已晚。地球和其人類居民已經太複雜,很難突然轉變為全球政府,在新體制下,解散民族國家,把全世界改成「全體人類的領域」。基於以下不同的理由,經常有人預言民族國家會死亡:全球化、類似歐盟的聯邦式超級結構、城市國家的崛起,以及最近類似比特幣等加密貨幣的興起等等。不過,民族和國家依舊生存。而且,我們所生存的民族國家世界,雖有種種瑕疵,卻可帶來相當的穩定。我們已經走過長遠的一段路,即使前途仍有漫長的路要走。我們若把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時代和之前的七十五年做個比較,就會發現我們的進步不小。就全球而言,識字率上升,貧窮率下降。疾病已經受到抑制,嬰兒夭折率下降,婦人難產致死率也下降。透過科學方法、民主原則和優秀領導,這項進步還可以持續下去。

然而,有一點很清楚,如果我們不能把更多資金引入到絕大多數人生活的地方,當中的許多人將試圖遷移到金錢所在之處。在立即的未來,外援預算應該增加。在近期的未來,我們需要替開發中世界訂出一個二十一世紀的馬歇爾計畫(Marshall Plan),以駕馭二十國集團國家(G20)的財富、進行全球財富重分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大破壞之後,馬歇爾計畫使歐洲復興重建。這是一項由美國推動的艱鉅的工程,相信雙方會因此得到裨益之下努力執行。我們現在需要一個範圍更大、雄心更大的計畫,在執行時深信將造福每一個人。這應該包括開發、基礎設施、貿易、教育、醫療和氣候變遷。

我們已經嘗到不這麼做會發生什麼狀況的苦頭。外來移民將持續、而且增長,富裕國家面臨對其本身繁榮和安定的這項「威脅」,將對他們擁有的東西——領土、服務和文化——採取更加保護的措施,更點燃民族主義運動以及興建圍牆的恐慌症。政治將變得更加醜陋、圍牆將愈蓋愈高,而且會以愈來愈暴力的手段實質性地擊退企圖跨牆而來的人。許多強硬派和仇外主義者(通常是同一人)主張零移民。從人道主義和經濟觀點來看,這都不是好事。

西方國家在中期未來需要外來移民才能維繫本身的永續發展。我說「中期」是因為我還沒有看到有任何預測指出,若是達到轉捩點——當科技取代了許多工作、不再需要大量移民時——將會是什麼狀況。但是,目前的世界需要可永續水平的移民,譬如:移民不能傾空孟加拉、造成印度動盪。但是要如何控制,我們不清楚:應該允許誰入境?——經濟移民可以裨益國家繁榮;逃躲戰禍或迫害的難民要怎麼辦呢?誰來決定哪些人歸入後者這一類型呢?應該允許多少人進來呢?

要用什麼方法把這些新來者融入而不致給本地人造成麻煩呢?絕大多數西方國家接受、甚至有些擁抱多元化。「種族純潔」的觀念早已不復存在,只限於邊緣,譬如二○一七年發生在美國維吉尼亞州夏綠蒂維爾市(Charlottes-ville)白人至上主義者的遊行。對於「他者」有任何程度的暴力都不能被接受:譬如,在德國對移民收容中心投擲火彈就是可恥的行徑。

固然絕大多數西方人不會有這種極端行為,但他們的確希望維持自身文化的基本價值。經歷數百年的流血、帝國主義和其他許多禍難之後,西方國家今天是以民主、性別平等、宗教自由和言論自由等共同信仰支撐起來的體制。很自然地,有時一個國家不依本身的文明價值行動,但是這種偽善並不代表他們的價值不復存在。大多數人所要求的是來到他們社區的人分享他們的價值,或者至少要容忍、不鼓動對抗。絕大部分的現代歐洲人不反對同性戀伴侶當鄰居,但是,反同志的鄰居若是發動仇視同性戀的行動,他們會不高興。因此我們需要找到方法讓新來者加入既有社群,不追求破壞其價值。這不是涉及種族或宗教的問題,也不是單純的禮貌問題:客人進來要摔盤子的唯一一個地方是希臘人的餐廳。以雙向關係而言,主人也有責任讓客人覺得賓至如歸,這也適用於全世界每個國家和文化的賓主相處之道。以這種方式,雙方都可以建造橋梁,彼此拉近距離。


在普世接受人類皆為兄弟、世界不再競逐資源之前,我們仍將興建圍牆。過去以來一直是如此。我們是動物。很棒、有時候也很美麗、有時候就相當醜陋,我們的能力難以想像,我們的想像力無限,但是我們仍是這個世界的造物,而且和每一種造物一樣,我們需要我們的空間。

有句諺語說:「好圍籬製造好鄰居。」這不是某種平淡的民間說法;它講出實體上和心理上無可避免的真實界線。我們規畫的未來是希望一切美好、但必須對壞事戒慎恐懼,因為戒慎恐懼,所以才興建圍牆。

然而,如果這是對人性的定論,人性還是有美好的一面。我們有能力思考、建造,也可能在圍牆之間的空間注入希望——建造橋梁。國與國之間雖有圍牆分隔,但也有資訊高速公路。雖然有蓋達組織,但也有宗教對話的外展團體。雖然有飛彈防禦系統,但也有國際太空站。富有國家捐出數十億美元救濟貧窮國家。人權的法典,至少在理論上承認凡人皆生而平等。我們建立議事廳堂集會、討論和試圖解決歧見。聯合國(United Nations)、歐盟(EU)、非洲聯盟(African Union)、東南亞國家協會(ASEAN)、南方共同市場(MERCOSUR)、石油輸出國家組織(OPEC)、北約組織(NATO)、世界銀行(the World Bank),以及數百個其他跨國和全球組織,都是為了協助團結、調停衝突而成立。國際間正式承認人權狀況,透過它們,超級大部落試圖解決歧見、維持圍牆,但同時尋求更長遠的解決方案。

因此,目前民族主義和認同政治雖再度興起,但歷史的弧線還是可能轉回到團結。

相關書摘 ►《牆的時代》:川普關於邊境圍牆的言論,掀起對「美國」的狹隘定義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牆的時代:國家之間的障礙如何改變我們的世界》,遠足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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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提姆.馬歇爾(Tim Marshall)
譯者:林添貴

外交事務權威專家提姆.馬歇爾繼《用十張地圖看懂全球政經局勢》之後又一力作。

本書從邊界高牆探討全球幾個重要地區內部的分歧,並概述其地理、歷史、政治、宗教和其他潛在因素,以及這些因素如何發揮作用,牆又如何阻隔和禁錮彼此的關係。牆透露了許多國際政治的現況,這些地區包括:美國/墨西哥、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國、以色列/加薩,以及中國、中東、非洲、歐洲內部的不穩定關係。

這個世界遠比過去更加分歧。儘管我們身處全球化和科技日新月異之中,卻更比任何時候感受到分裂。二十一世紀至少有65個國家沿著邊境興建圍牆,數千英里長的高牆和圍籬重新定義了世界局勢。二戰後興造的圍牆,有一半是在2000年之後建造的。再過幾年,歐洲國家在其邊界所興建的高牆、圍籬和屏障,其長度將超過冷戰的巔峰時期。

興建高牆的理由來自財富、種族、宗教和政治等分歧。過去十年歐洲的分歧不僅威脅到歐洲的統一,甚至在某些國家威脅其自由民主政體。中國共產黨要防堵資本主義造成內部的分歧,這將界定其國家的未來。美國主張在墨西哥邊境興建圍牆,是因為擔心非法移民讓美國不再是白人占多數的國家。

金融危機、恐怖主義、暴力衝突、難民和移民、貧富懸殊擴大等威脅,讓人們擁抱群體、區分人我,在內心築起高牆。今天我們所面臨的問題是:現代的族群以什麼形式存在?人們是以階級、種族、宗教或國籍來界定自己嗎?這些族群能在「我們與他們」這個概念猶存的世界中共存嗎?

了解過去和現在有哪些因素使我們分歧,便能了解目前世局的演變。本書詳述當今世界所面臨的地緣政治問題,作者提姆.馬歇爾的觀察涵括中國、美國、以巴衝突、中東、印度次大陸、非洲、歐洲和英國,對於影響我們未來的斷層線提出精闢的分析。

(遠足L)牆的時代_立體書封
Photo Credit: 遠足文化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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