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權立論:一些觀察及分析(一)

警權立論:一些觀察及分析(一)
Photo Credit: AP IMAGES/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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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次抗爭是社會運動、純粹發洩的騷亂,還是顏色革命?對法律訂明的權力架構不滿,上至特首,下至警員,大家接受在現行框架下有修復的餘地嗎?雙方武裝及武力的程度應以哪裡為界?以上問題本質可粗略化為:「現況為何及如何不能接受?」,並進一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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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權議題日益受到關注。不論坊間談論,還是學者研究,都將注意力重新放到這個在五、六年前不太受重視的課題上。誠然,警政作為公共課題,本身便包含公眾期望的一環;然而,若缺少了嚴謹的理論作為基礎,推論便易於變成民粹的情感宣洩,或相距現實甚遠又不痛不癢的陳述。專門且具批判性的犯罪學論述相當重要。有見及此,本文的目的是由淺入深解釋當代警權認受性理論的概況、最新發展以及對當前現實環境的啟示。文章首先由講述馬克思具影響力及綜括(generalized)的思想開始:到底一百多年前的社會經濟觀點如何影響今時今日有關香港警察的分析研究?然後會介紹學科近年來的發展,以及建基於分析哲學概念發展的理論。最後會帶出在現時困局下為轉型正義作出準備的必要。望拋磚引玉,敬希垂聽。

馬克思的影子

坊間很多時候充斥著多種以此思路作出的思考分析。警察被構想為國家機器,他們是資產階級壓制無產階級的重要部份,以暴力箝制思想。套用國家機器及社會階層到香港社會看似恰當,卻未能解釋全貌。英國哲學家Karl Popper便曾將馬克思主義與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論一併探討,認為這些學說解釋能力(explanatory power)上共同性過高,令其幾近無可推翻。「不可被任何可構想的事件推翻的理論是不科學的。(A theory which is not refutable by any conceivable event is non-scientific.)」 如果以此方向得出個人見解,往往得出頭頭是道,實質似是而非的結果。

這些分析類型有三,頗能概觀大多評論。

第一種以歷史唯物角度出發,嘗試以香港以往六、七十年代發生的暴動提供「靈感」作出推斷。因為當時港英政府事後作出深入調查了解來龍去脈,事後又大幅改善民生,所以此類分析多能推導出獨立調查委員會的用處及必要性。然而,這帶有很高的誤導成份。六十年代後,香港在英國這個海洋強國治下及有利亞洲四小龍的環境中,逐漸由落後地區發展成建設第一世界又連結第三世界的重要金融、物流中心,物質經濟背景及條件與現時新冷戰的時代格局相差甚遠 (至於香港開埠前及初期常被認為為無關痛癢的不毛之地,有關看法被徐承恩先生大幅重構,有意者請讀《鬱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

第二類,以國際陣營對比分析國外同類運動,多包括烏克蘭革命及法國黃背心。這種分析多營造出一種共通性,即世界各地的人都因為某幾種特定的問題,例如政府腐敗、制度失效、社會資源分配不公而奮力作出抵抗,頗有無權者互相呼應,營造鬥爭框架(framing)的感覺。誠然,對抗爭者而言外國示威提供實際技巧及策略。然而理論分析層面而言,假若缺乏專門知識,便容易得出相當局限的結論。舉例在退役軍人幫助及嚴酷環境磨練的民族性下,烏克蘭人長於公共示威 (public protest),而香港人,尤其大批海外移民,卻用了相當多的精力作匿名的私人示威(private protest;如以Google Form組織的聯署),近期在商場歌唱、護送行兇者,越來越像是勇武、左翼及知識分子的競賽。早有提倡的持久罷工罷課、稅務不合作運動等,就算本應更和平亦無須示威者犯險。不過香港人偏好匿名,上述集體活動也在運動百日後禁蒙面法實施,才較多出現於公眾討論。

第三種,直接批判政權的邪惡、官商勾結、警察濫用職權、權力制衡不足,論者作出資料搜查及整理。上至中央的干預及政府官員不用問責,下至警察投訴科及警監會一類組織的興廢都在討論之中。這裡面臨的最大問題是批判過後,到底香港「瀕臨」死亡,還是「已經」死亡?既然政府如此不堪,我們到底要的是革新的政府,還是全新的政府?不論以往、現時、將來,香港警隊的服務對象到底是誰?反過來解讀,這也是現時定調的分野。到底今次是社會運動、純粹發洩的騷亂,還是顏色革命?對法律訂明的權力架構不滿,上至特首,下至警員,大家接受在現行框架下有修復的餘地嗎?雙方武裝及武力的程度應以哪裡為界?以上問題本質可粗略化為:「現況為何及如何不能接受?」這便關乎認受性概念,以下將會進一步討論。

認受轉向

認受性關乎管治是否有效、正當、合法,於現代社會學佔中心位置。當中最主要的引文來自其中一位社會學之父馬克斯·韋伯 (Max Weber):「現代國家是一個籌劃支配的必要組織。它在尋求壟斷合法使用武力作為支配一個地區的方法上取得成功。( The modern state is a compulsory association which organizes domination. It has been successful in seeking to monopolize the legitimate use of physical force as a means of domination within a territory.)」 他又將認受性分為傳統型、法理型以及魅力型。因為一般領袖多包含多於一種類型,所以這分類法在實際操作(operationalization)上頗見困難。

再者,概念上易於混淆政治認受性(political legitimacy)及警察認受性(police legitimacy)兩者的不同。在很多政治架構中,多見階級、部門、職責、實際權力之別;對政府及對警察的滿意程度亦多不盡相同。Ian Scott《香港政治轉變與認受性危機》(Political Change and the Crisis of Legitimacy in Hong Kong)一書曾提到港英政府以製造共識及改善社會經濟條件建立認受性。這些造法卻顯然在警察能力範圍之外,只不過警察作為政權象徵隨處可見,又用作維持秩序,便比其他官僚容易成為目標。這當然尚未包括一些不法及不當行為,不法者主要事關法律,不當者主要關乎認受性。

近代學術界對警察認受性的興趣始於1990年,耶魯大學法學院教授Tom Tyler《為何人會守法》(Why People Obey the Law)一書,令學者對這個專科興趣驟增,被稱認受性轉向(legitimacy turn)。在犯罪學專門研究警察的劍橋大學學者Anthony Bottoms & Justice Tankebe便利用政治學文獻作起點,提出認受性具四方面,分別為法理、程序正義、分怖正義,以及效率。這些方面一般能解釋很多時候人們可以如何建立認受性,或者我們可以如何理解認受性。他們又提出認受性是以對話方式建立,由掌權者提出要求,受眾作出回饋,掌權者再作出要求,如此類推。這些觀點固然有相當程度的概念上簡化,而且理論及實踐上出現不少落差。

(待續)

責任編輯:黎家樂
核稿編輯:鄭家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