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權立論:一些觀察及分析(二)——「分析」的必要

警權立論:一些觀察及分析(二)——「分析」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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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自香港示威在六月爆發以來,有關黃背心與香港示威的對比便泛濫起來,但我們應謹慎地避免在缺少基礎分析下談論法國示威的原因。

我在巴黎、倫敦、香港、內地等不同城市舉行過演講。不論地區,很多聽眾有類似疑問:到底以上的理論框架(見上一篇)同現實有何關係?怎樣使用方才對社會有實際幫助?的確,以上框架的普遍解釋能力確實顯而易見,它的不足卻只有透過實踐才變得明顯,當中有幾方面:一、方式具有不少操作上的困難,譬如實地考察中,很難看清楚哪一個或哪一套動作底語言可以顯示出程序正義;二、現實中的對話很多時候由多方同時進行,示威及示威執法時亦帶有暫時或長遠改變權力架構的可能;三、我們明明知道程序正義對警察認受性很重要,法理也很重要,可是制度內法治每況愈下,制度外和平示威成效被受質疑,暴力示威又讓更高武力名正言順,我們如何是好?換言之,聽眾的確難以理解理論如何作出有效分析,並對現實作出有效回應。

經過連日在示威現場最前線作觀察,權力及其認受性在特定時間及範圍必然跟制度訂明的一套有衝突。由佔領時龍和道的連番重奪及驅散,到今次更有主題的流水式運動,都足見示威、執法及認受性的不穩定性。因為認受性在書本上的知識多源自法律及政治學體系,所以對比現實生活略有不足。比起執著某些觀察接著作出主觀陳述,我們更需要的是條理分明的分析方法,而且著重語言、動作的意涵,以此而非更多描述性術語來理解 (認受性是可以接受、理解的性質,某程度上可視為因應一些規則而判斷的有效性)。因此我在巴黎政治學院的一次會議中,首次提出了具嚴謹邏輯元素的分析框架對警政及認受性的重要性。這個框架需要具備清晰、兼顧生命多樣性、具邏輯的特質。哲學於犯罪學甚至警察研究上十分少見,因此很有可能要建立一個新理論。如此一來,便不得不從眾多更根本的邏輯體系中,了解前人對生命、人類活動及其本質的觀點。

哲學中有一個相關的門派──分析哲學(analytic philosophy)。其中最著名的主要人物為劍橋大學的羅素(Bertrand Russell)及維根斯坦 (Ludwig Wittgenstein)。他們著重作語言、文法、語義分析及其生活中運用 ("Meaning is use"),文中將提及的語言遊戲便出自維根斯坦的哲學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與一般評論不同,分析的重點是了解事物構造和現實生活實踐中的意義,而不是對一些警察和權力相關行為作學術定義或價值判斷 (normative judgment)。因為意義出自用途,所以必須回應現實中帶意義的基本組成部分,而非透過陳述 (有興趣者可參看維根斯坦「不可理解的講者」(unintelligible speakers)概念)、主觀推斷、得出瑣碎的比較,最後作空泛結論。視警察及示威作為生活形式 (forms of life;life亦可解作「生命」),任何有意義的討論必須首先充分明白其意涵及文法。為了讀者容易見到差異,文首的切入點便列出並回應坊間觀點;事實上這裡提倡的不只是一種分析警察及示威者行為對話的方式,更是一種看待與研究生命本質的方式 (觀察並分析生活形式也可視為其中一種生活形式),本身就獨特而重要。

既然分析的重點不在於作價值判斷,那到底實際用途何在?視賦予活動意義為生活形式,便揭示一個簡單的道理。我們常說,真理、道德都是相對的,語言運用的對象未必有相同理解,甚至持正好相反運用方式。維根斯坦曾寫道:「即使獅子能說話,我們也不能理解他。」道德相對主義並不是開脫的藉口,而是一種內省的精神 (可見心理學家Hubert Hermans的dialogical self理論)。分析學者的任務,為揭示一些行為及用語的使用方式及意涵。再者,假設有道德系統K根據語言運用的邏輯及原理產生知識,以分析哲學的觀點,該模式是相同於另一道理系統K’的,不同而且值得研究的是語言使用方式及內容 (“An expression is a mark of a form and a content.”)。這些方式 (例如吵嚷、辯論、政治博奕、搏擊)跟內容 (例如民族主義、經濟不境氣、反貪污) 皆有常見的共同元素。因此就算道德為相對,也會有某些事情經常被視為不良及應該避免,如過份毆打、傷及無辜、做壞事無須承擔法律後果等等。

為何應少說「法國示威」?

法國元素值得更多探討,不過不是尋常地一般討論。自香港示威在六月爆發以來,有關黃背心與香港示威的對比便泛濫起來。然而,維根斯坦說過:「當不能言喻,必須緘默。」(“Whereof one cannot speak, thereof one must be silent.”) 有關法國這個現代革命起源地的事物,使用、用詞、分析 (多為一般分析而非指分析哲學類),必須謹慎。簡單解釋分析框架後,便可以更好地回應上文提過,應謹慎地避免在缺少基礎分析下談論法國示威的原因。我十多年來花了約一半時間住在巴黎,頗緊貼當地時局。坊間評論喜以黃背心作對比,往往到達一種虛空的立論模式,將一些相近的生活形式加以比較,取其優,棄其弊。面對一些簡易問題,往往便造成跟批判對象如警方、政府一模一樣的失語症,舉例:「如果提到法國黃背心或美國黑人槍擊示威,多有死亡個案,香港事發過百日尚未見現場死亡數字,警察水平豈非遠在國際之上?」甚至「英美乃民主國家,都會發生致死的示威,你們示威爭取民主到底為了甚麼?」有缺陷的推論會使討論進入泥沼。泛泛所指,結論無可避免模稜兩可,更容易犯互斥(mutually exclusivity)、歸因偏差(attributional bias)等毛病。

文章標題說的分析,指的是用分析哲學方法研究認受性。我們廣義說的示威、遊行,大致上可以理解為以行走、站立、喊口號、甚至以破壞作為手法的活動。這些活動的根本很多時候為改變某些權力的運用及分佈,課題可以是動物權益、家庭問題、食水、衛生等等。策略上亦具多樣性,例如佔領華爾街以佔據社區重要核心地段為手段,警察使其策略性無效(strategic incapacitation)作為回應。然而,同樣的活動帶有的意涵往往不同。異同縱然可能微小,卻造成很大的認知上不同。譬如十八世紀美國曾經出現波士頓茶黨示威,抗議英國東印度公司免稅進口茶葉,事件後來一發不可收拾,接下來便發生美國大革命。事件的觸發點是茶葉。縱然茶今時今日在不少地方是常見的飲料,飲茶作為一種生活形式,對西方人的意涵便與東方人不同。就算在亞洲,我們說的飲茶跟日本茶道、北方喝茶皆有意涵上分野。剝開形式之同,才能察覺內容之別。類似的多面性可見於其他警察相關概念如暴力、理性、民主等等。

「法國示威」高強度及孤立,而且結果論而言意義重大。如果說法國人對暴力示威反感,說者彷彿活在平行宇宙。示威企圖改變權力架構或使用模式,它的極端型態就是革命。法國大革命血腥、殘酷,皇室貴族逐一押到國民公會受審,千年制度隨路易十六被送上斷頭台落幕。如果以今時今日的標準,作廣泛的民意調查,相信沒有一個國家會得出正面結果。他們當時面對君主專制,進行的事業領先世界,示威、推翻、革命的意涵尚未完整,使用的方式及目的更是有待發掘。歷史積累出示威、革命語意,使法國與香港的歷史經驗及日常使用都截然不同。不論示威還是革命,當示威者建立認受性 (audience legitimacy)時,方法與政權爭取大多數支持不一樣。實踐者與不為所動者相比,永遠屬少數。示威的民意授權方式及基數不同,比較依靠吸收關鍵少數,不必依靠大多數人同意才可進行。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所著,王歧山推薦的《舊制度與大革命》(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便提及當時類似的離散現象:「與其他國民隔離的這一小部份國民之間,存在無窮的分歧。法國人民就好像現代化學所稱的基本粒子那樣,隨著研究深入,就會發現新的可以分離的粒子……為了爭奪優先權,這些小團體之間的戰鬥永不休止。」

好像熱唱歌曲《願榮光歸香港》,可視為今次運動中較大的單一語言運用例子。矛盾可從歌詞「民主與自由,萬世都不朽」(編按:原句為「祈求民主與自由萬世都不朽」)中看出端倪。觀乎法國提倡自由平等博愛等基本價值,英國大憲章(Magna Carta)出現前現代民主基本不存在,尚未及千年,而且香港目前尚且是中國一部份,民主萬世是某種夢囈;在壟斷香港公共資源的商場重複進行頌唱的社會儀式,也令人摸不著頭腦。觀乎其他國家,法國則自網球場宣言年代,便替現代人權公約定調。以分析哲學的原理來看,法國示威甚至革命的形式和內容,乃至意義,都與香港人截然不同。

(待續)

責任編輯:黎家樂
核稿編輯:tnl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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