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猛的力量》：冷戰情勢上升，CIA在這個國民黨控制的島上建立了「西方公司」

文：凱文．裴萊諾（Kevin Peraino）

尾聲：天譴

六個月後，一九五○年六月的最後一週，杜魯門回到獨立城老家，預備和家人輕鬆地休息幾天。星期六晚間，用過晚飯後，全家人移動到圍了紗窗的後陽台，杜魯門的女兒瑪格麗特日後回憶，「大家閒聊，也沒談什麼特別的事。」天氣轉涼，大家又移動到屋內的書房。幾分鐘後，電話響起，杜魯門去接電話。瑪格麗特記得，當他回來時，「表情肅穆」。杜魯門告訴大家：「是狄恩．艾奇遜。共產黨入侵南韓了。」

杜魯門上床睡覺前，還提醒賓客不要過度反應。他說：「明天，我要大家假裝一切如常。」翌日上午的新聞更糟糕。杜魯門從教堂回來，全家人正要坐下來午餐時，艾奇遜再次來電話。瑪格麗特回憶：「我還記得老爸去接電話時，我媽臉上的痛苦表情。這次，狄恩．艾奇遜說，無疑是全面入侵。」艾奇遜向杜魯門報告，北韓下令七個裝甲兵師越過邊境。杜魯門掛了電話，默默吃完午餐，趕回華府，和內閣會商對策。

韓戰是一場內戰，就像中國的國共內戰，是兩個具備極不相同治理哲學的本地派系之間的戰爭。但它也是毛澤東在一九四九年大勝——以及因它產生的超級力量的捭闔縱橫——的直接遺緒。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後，美國和蘇聯以北緯三十八度線為界，將朝鮮半島分割為北韓和南韓。美軍在一九四五年夏天抵達，填補日本戰敗退出所留下的真空。雖然後來美國把南韓的控制權移交給聯合國，華府仍然深刻介入其中。美國的思維是，南韓復興可以增進日本的安全及經濟，針對亞洲大陸提供防衛縱深，同時又替日本商品創造一個市場，也提供原物料給予日本工業。然而，到了一九四九年，金日成領導的北韓共產政權和美國支持的南韓極端民族主義政府之間的衝突，已危及到此一不安的均勢。

毛澤東在一九四九年的勝利終於使天平偏向全面戰爭。數萬名朝鮮族戰士曾經與毛澤東部隊並肩打過中國內戰；然而在一九四九年前，他們陸續回到北韓，使金日成增加許多有豐富實戰經驗的戰士。甚至更重要的是，中國共產黨的勝利改變了鄰近朝鮮半島的基本力量之動態關係。一九四九年之前，金日成的北韓政權被夾在南邊的美國占領軍與蔣介石在邊境另一頭不友善的中央政府兩者之間。美軍在二戰後逐漸縮編，最後美軍司令官終於下令要撤出剩餘的美軍部隊。毛澤東的勝利同時也消除蔣介石對金日成北翼的威脅，使得這位北韓領導人壓力大減，大膽發動全面進犯——企圖將整個半島統一在他治理之下。

一九四九年各個事件也影響史達林對於金日成揮師南下的態度。這位北韓領導人遊說史達林支持他的南侵行動已一年多。但由於忌諱歐洲尚未安定，又不願在亞洲引爆和美國的交戰，這位蘇聯領導人一直拒絕。然而，在一九五○年，美國干預的可能性似乎不大；畢竟美國在一九四九年除了象徵性的動作外，並沒有阻擋毛澤東的勝利。一九五○年一月底，史達林終於表示願意討論這個議題。金日成稍後在春天訪問莫斯科，再度提出這個議題，這次史達林終於默許。不過，他提醒金日成，需要向北京——而非莫斯科——求助。史達林告訴金日成：「你若是被踢落牙齒，我是不會動根手指幫你的。你必須向毛澤東全面求助。」即使如此，史達林還是送俄國武器給金日成，並派遣顧問，以便在戰爭前夕強化北韓的兵力。

毛澤東對於北韓南侵的前景也相當矛盾。他的首要任務是完成自己的革命，鞏固他對大陸的控制。不過，中國歷代成功的領導人——從古代皇帝以降——也都了解，如忽略中國邊疆領土會削弱自身在中央的政權這個挑戰是在於確認哪個緊鄰地區最重要，然後衡量利弊得失。譬如，如果北韓侵略刺激到華府採取軍事反應，就會殃及到毛澤東征服台灣的企圖。然而，金日成最後還是自行決定發動攻擊，訂出突擊的時間。毛澤東也決定支持他的左翼同志。

杜魯門的回應和史達林、毛澤東的反應一樣，都是受到一九四九年諸多災難事件的影響。毛澤東的勝利促使這位美國總統將圍堵戰略擴大到全球，從歐洲延伸到亞洲。杜魯門在國務院的顧問已促請總統，在中國周邊沿線的戰略要點抵擋住共產黨推進。然而，困難之處就是細節——要決定在哪裡守衛的立場。杜魯門及其助理已決定東南亞是其中之一；到了一九五○年五月，政府開始運送武器給法國人，支助他們與越盟（Viet Minh）的作戰。現在，金日成南侵後，杜魯門決定朝鮮就是另一個戰略要點，誓言要擊敗北韓的進軍。

接下來的戰爭對於涉及的各方都是悲劇——不只是韓國人身受其害。共有兩百五十萬人於戰爭中喪生。但對如今退守在台灣的蔣介石夫婦而言，卻因韓戰而暫時得救。韓戰爆發前幾個月，毛澤東在華南集結部隊，準備攻打國府最後的基地。同時，台灣內部有一股敵對勢力醞釀要政變，推翻蔣介石——即使美國官員沒有全力支持，但至少知其內情。然而，北韓的入侵改變了一切。杜魯門迅速命令美國海軍第七艦隊駛入台灣海峽，在台灣和中國大陸之間布下障礙。表面上，這個動作是展現實力，意在守住台灣以北防線。但是，它也可以做為防止蔣介石利用亂局，從這個海島基地發動反攻。蔣介石向杜魯門提議可派三萬三千名國軍部隊參加韓戰，杜魯門立刻拒絕——再次確認他在一九四九年年底那幾天所做的艱難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