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權立論:一些觀察及分析(三)——應用及實踐

警權立論:一些觀察及分析(三)——應用及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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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運動發展至今,人們定下訴求,定下死線。言即除非答應,「否則」面臨後果。現場警察也常說:「示威人士須盡快離開,『否則』作出拘捕。」結果是持續反抗和對立。

香港抗爭自612事件開始拉起序幕。海外的報導和評論有如泉湧。利用海外事件作比較,在實踐上應集中爭取海外支持的效用。不過海外群體支持多局限事務於對他國有關之時。因為「和理非」符合主流倡議同價值,不少媒體讚美香港示威的創新及面對中國的態度。幸運又不幸地,放諸英美或非洲,甚至亞洲中台灣及南韓民主進程,香港的示威強度及人道慘狀,客觀上皆有一定差距。換言之,香港和平日久,需時適應全世界大部分地方的抗爭強度同孤軍程度。譬如今年伊拉克和蘇丹已有數十人以上於示威中身亡。我們必須明白抗爭作為常見的生活模式,就算類型、背景、手法有異,依然有程度上的重大分野。因此在擴充語意的同時,描述今次危機時宜準確。誇大用語,有弄巧成拙之虞。當然,海外人士未必都如實了解事情,繼而因語法有效性產生想法,再作出實際行動。坊間討論運用赤納粹、集中營等比喻,一方面有可能引起共鳴,另一方面亦可能引起二戰受害國家厭惡。

使用語言分析架構,可以一些初步觀察和見解。觀乎現況,「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很可能是現時抗爭者中最大的共識。撤回定性、撤回惡法、釋放義士、成立委員會、立即雙普選,語言分析下,省略的主語都是「政府」。假如政府不作出相符的表示(expression),便無法構成對民眾而言有意義的命題 (proposition)。 換言之,當香港警察物化(objectify)抗爭者為蟑螂時,不知不覺中,抗爭者依然有權力不對稱的固有思考模式,將掌權者放在重要的主語位置。這是為不包含「我」的組織,將本來善惡皆有公民參與的社會問題約化成敵對、具體、邪惡的主體,以此解釋和合理化抗爭行為。

帶有流水式的主張,抗爭者的訴求比行動具體。訴求使行動合理化,訴求不成,行動繼續。不主張具名的情況下,行動沒有大台,因此理論上充實而有建設性的對談無從說起。不過大台依然存在,個別領袖也依然存在,作為今次運動組織平台的連登 (相當於外國Reddit) 也不是人工智能,人民集體、現場決定亦是變樣的民粹,精英民粹(elitist populism; 見政治學者Manuela Caiani & della Porta)結合科技建立大眾參與錯覺 (deceptive narratives;所謂「帶風向」),左翼當道便成所謂左翼,另類右翼 (alt-right) 當道便成另類右翼,內容依舊。

西方媒體節節稱奇的溝通協作的方式,其實不是全然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而是節點化(nodalization),翻開每層,依然有一個個大台中心。太陽之下無新事,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所著的《舊制度與大革命》(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中便有類似的社會描述:「然而令人驚訝的是,在同一化的大眾中間,仍舊存在各種各樣的小隔閡,它們將人群分隔成許多不同的部分,而在每個小領地內,又出現了某種獨立的社群,它只關心自己的利益,不參與整體的生活。」不同層面的抗爭者在這場語言遊戲(language game)中,給玩家的角色、各自依從的規矩、勝局條件和作出命題的能力範圍設限。同理於上一段提及的示威語義,跟法國不同,香港人從未曾透過示威演化成的革命,繼而建立新政府。示威運動對我們來說不管方式還是意涵仍然有待充實。

林鄭月娥充分意識到其權力除了作為具體表述的警隊以外,空無一物。根據路透社得到的錄音,她苦笑道:「除了警隊內三萬人,我們一無所有。(……[a]part from the 30,000 men and women in the force we have nothing. Really. We have nothing. I have nothing.)」[註]更令人吃驚的是,屬警隊普通職級的員佐級協會,公開批評架構內屬保安局局長的上司政務司司長張建宗,並「給予最嚴厲的譴責」。政體是有機的意志組成,透過不斷的命題及行為構成社會,並以此秩序運行。當中的秩序維持者,可統稱為警政團體。政體依賴警政團體才能維持,而後者同時為前者最具體的表述形式。假若有一天警政消失了,權力也不剩下甚麼須武力抵抗的部分。即使有天有民主,抑或過去有相當長的日子不存在警察(別忘了警察是現代職業,跟主權國家建立息息相關),類似的警政團體都以不同的方式存在。

權力和它的認受性本質上是空洞且流動的,警政與反抗的相互作用是永恆的。因為雙方不約而同外放權力並訴諸武力,所以只會見到暴力升級,累鬥累的情況不停出現和演化。政府具體外放權力到警察手上,一天不倒台,一天都極依賴警察。為了兼顧政府內部認受性,時間越長,期望它應允全部五大訴求便越不切實際。這不但因為政府的反應為負面或緩慢,而更多因為處理手法單一,在內容形式大同小異下,無法構成任何有效命題,於是容易催生而不是減少問題。近來有人提出第六訴求,解散警隊,是為一例。

轉型正義

對警察的期望往往超出他們本身的職責範圍。譬如五大訴求,便只有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跟警察直接有關。當然立即雙普選也許可以間接解決問責甚至承擔刑責的問題,只是比較迂迴,時間越長便越多未知數。相反,警察一方可以直接透過現時制度解決的訴求一個也沒有。在警察看來,只好理所當然地運用不同手法執行職務,以零容忍政策壓制大小的抗爭活動,並作出拘捕。這類手法無疑壓抑了很多不同的生活形式,因此會給予觀察者一種破壞各式各樣自由的感覺。當拘捕數字增加,更會提出對警隊濫捕的質疑。

警察由殖民時期以準軍事團體形態出現,經歷千禧年初相對平穩的時期,再到近年的雨傘運動,警權的運用本質及來源並無區別。不同的只是有多少人關心並嘗試改變它。一直有活躍社運的受訪者向我表示懷疑電話、電郵長期被監聽,亦有社會小眾表示屈打成招在邊緣群體中從不罕見,現時所見只是警察的權力運用範圍擴大。理論來說,即是將以往其語言遊戲規則的有效範圍,從比較禮待平民與刻薄流氓,變成同等對待。任何有良心的人必須承認,也許是社會各界的反應太遲緩。比較慶幸的是,2014後香港人文景觀中如霍普(Edward Hopper)畫作冷清的抗爭活動及疏離的社會關係,透過今次語言的共鳴(俗語中恰切的「同聲同氣」)有積極緩和的跡象。

一眾訴求可以團結大眾,亦最容易分化大眾。根據明報委託中大的調查,如果政府至少成立委員會,七成人便會收貨了。政府借法治之名 (有關法治的誤解之後另文探討),推說不可能撤回定性及釋放義士。鑑於依賴警隊,不可能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有關普選,更是觸及政制改革,須仔細商討及充分咨詢,之後尚要經過北京同意。彷彿除了打道回府,訴求強人所難。運動發展至今,人們定下訴求,定下死線。言即除非答應,「否則」面臨後果。現場警察常說:「示威人士須盡快離開,『否則』作出拘捕。」結果是持續反抗和對立。

社會已經面臨大批逃犯、冤案、死傷,任何調查都會經年。理性地想,任何政治改革更必須經過長期的過程才有可能實施。我們需要的不應是「否則」,而是不論如何都會貫徹執行的「定當」。這需要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概念的灌輸。必須承認,要求現屆政府全盤認錯十分困難,數百人正面臨重判。禁蒙面法實施後,受影響人數只會更多。就算五大訴求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滿足,為了維持有足夠認受性的政府,它的權力及警權又可以如何約束?

這裡有一個關節眼,需要更多人關注,就是基本法第廿二條。在李國能年代,終審法已經宣示基本法為香港憲法:「基本法是國家法律和特區憲法。」 (Ng Ka Ling v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1999] 1 HKLRD 315, at 337: "The Basic Law is a national law and is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Region.")。當中基本法第廿二條為:「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均不得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香港所有主要官員由中央任命。由殖民時代到今日,境外機關賦予香港政府權力。只有第廿二條完整立法並刑事化,香港不再受干預,顯示政府對本地市民問責的意願,基本法方可保障訴求以轉型正義形式執行。轉型正義中,不用執著口舌之爭,而是強調在某一個時代狀態下,當時的政府採取了某些措施,以今時今日的標準,應該作出補救。這亦是重建政府認受性的一個方法。

以香港的城市規模,就算達至真正高度自治,也難保逃得過所有未來可見的衝突,百年基業付之一炬。不斷充實的示威抗爭意涵,不斷作出的有效而真誠對話,才能使東方之珠在瞬息萬變的世界中維持一直以來賴以成功的優秀特質。在自由社會中,盡言不能言喻之事 (speak the unspeakable) ,才是生命的重要推動力。

註:Exclusive: The Chief Executive 'has to serve two masters' - HK leader Carrie Lam – full transcript (Reuters)

責任編輯:黎家樂
核稿編輯:tnl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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