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史論叢:客家篇》:台灣族群概念的現代性與「客家認同」的特殊性

《台灣史論叢:客家篇》:台灣族群概念的現代性與「客家認同」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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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現代族群概念下的「泛台灣客家認同」,和先前台灣社會中就已存在的傳統客家認同,在社會性質、運作的範疇與功能上到底有沒有重要的差異?

文:王甫昌(美國亞利桑納大學社會學博士,目前為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由文化、地域到族群:再論當代台灣客家族群意識的現代性】

一、前言:台灣族群概念的現代性與客家認同的特殊性

1980年代中期以後台灣社會巨大政治與社會變遷中,民主化政治轉型與族群問題的公共化,相當受到矚目。在此轉變過程中,過去被視為禁忌話題的「省籍問題」,因為代表「外省籍第二代」政治行動者指出外省人是政治及經濟上的弱勢者,引起民進黨籍立委在立法院質詢中反駁,而使得省籍問題在1987年之後成為媒體報導、學術研究及政治辯論的焦點(王甫昌 2008)。這也引發了到底誰是「弱勢群體」的討論,進而導致原先「省籍」分歧之外,「原住民/漢人」及「閩南/客家」區分與群體關係,也成為當代台灣族群問題的重要面向與課題。

在這樣的背景下,1990年代初期浮現的「台灣四大族群」政治論述,相較於過去「本省/外省」的省籍二分法,是具有深刻現代性意涵的新型態人群分類與群體關係想像。「台灣四大族群論述」的現代性意涵,可以由下列三個面向見其一端。

首先,將「台灣四大族群」的區分置於同一層次的群體分類上,是相當晚近的現象,在1980年代末期到1990年代初期才浮現。雖然「本省福佬(閩南)人、本省客家人、原住民、外省人」的台灣人群分類早在戰後初期就已經出現,例如,陳紹馨與傅瑞德早在1970年就已經根據1956年的戶口普查結果,四分之一的戶口抽樣,試圖去分析台灣人口的姓氏分布的研究中,繪製了「人口按祖籍之分佈圖」(陳紹馨、傅瑞德 1970: 5)。他們指出:「此類地圖係企圖藉符合廣泛自己認同的民族之一般特徵而繪製的人口分佈圖。共分四大類:福建、客家、外省人及山胞等」。

在該書更詳細的定義中,本省籍漢人因為祖籍福建、或廣東,以及使用語言的差異,分為「閩南人」及「客家人」;原居台灣的土著,並非漢籍;至於二次大戰後來台的中國大陸各省居民,則被稱為「外省人」(陳紹馨、傅瑞德 1970: 18)。這是根據「符合廣泛自己認同」的群體區分;但是,他們並非官方眼中最重要的區分。在該次戶口普查中,最主要的官方統計類屬區分是台灣省與大陸各省的「省籍」區分(王甫昌 2005)。事實上,戰後官方統計類屬中足以區分出台灣省籍「福佬(閩南)人」及「客家人」的「祖籍」類屬,也僅出現在1956及1966年兩次每10年一度的戶口普查中,其他每年出版的例行官方統計並沒有這項類屬;而1970年的戶口普查抽樣調查,以及1980年之後的正式戶口普查也不都再統計台灣省籍者的「祖籍」(王甫昌 2005)。

這些官方統計類屬的慣行,顯示了政府認為重要的「籍別」分類和一般民間習以為常的分類之落差。然而,更重要的是台灣省籍者的「閩客」分類意識,過去一直有很大地區間差異(見本章下面的討論)。由於客家人不僅人數較少而且相對集中在特定地區,除了鄰近福佬人地區者之外,大多數沒有機會經常接觸福佬人;同樣的,人數上居於絕對多數的「福佬(閩南)人」大多數也沒有機會接觸客家人,他們都不容易有「閩客區分」的分類意識。因此,台灣四大族群普遍成為一般人認為有意義的人群分類,以及政治論述的重要元素,是相當晚近的發展。

其次是族群類屬與族群界定標準的變化。與過去強調「省籍」區分為主的官方分類相比較,「台灣四大族群」最大的變化是類屬的合併與細分。過去官方統計一向詳細統計與區分的「大陸各省」人,現在被合併為「外省人」;而被歸類為「台灣省籍」者,則進一步細分為福佬(閩南)人、客家人及原住民。這些族群類屬變化背後,其實反映了族群界定標準的重要變化。

在現代社會族群互動多元而頻繁的狀況下,族群這個通常以群體文化特徵或共同祖源為成員身分主要界定標準的人群分類概念,還有一項通常未得到同等注意的重要特徵:處於相似不利社會地位的群體(不論是否有相同的文化),也可能以他們共同相對於其所界定的優勢(文化)群體之社會位置,而自我界定為「弱勢族群」。事實上,許多學者都指出當代的族群性,不僅是「文化位置」,更是一種「社會位置」的策略性自我宣稱(Bennett 1975)。這兩項特徵的交織,使得當代人們對於「族群」的人群觀念,往往和過去僅僅由「文化特徵」作為界定成員身分的主要標準的人群分類概念,有明顯的差異。

一項重要的差異是,成員之間對於「社會關係」或「社會位置」的不對稱或不均衡的共同認知,有時反而成為當代人們界定「族群類屬」時更重要的標準。在這種狀況下,共同祖源或文化特性雖然通常仍是界定族群不可或缺的重要標準之一,但是用於界定族群內部成員之間的文化共同性,或是族群之間文化差異的認定標準卻可能十分寬鬆、甚至武斷;而且族群類屬之間對比性文化差異的重要性,往往超過族群類屬內族群成員的文化相似性或同質性。

第三,與上一點有關的,現代族群概念除了涉及如何分類不同族群外,也隱含一種新型態的理想族群關係,亦即:處於相對弱勢位置的群體,要求與同一社會系統中其他群體,不因文化差異而受到不平等待遇的理想性社會關係主張(Royce 1982)。尤其是在民主化的社會中,在普遍性平等公民權概念下,破除制度性或社會性不對等的群體關係,通常是處於社會或政治弱勢位置群體的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