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政治與權力：「基改生物」的管理與風險

文：邱玉蟬（台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副教授）　

現代社會中，看似簡單的「吃」，背後卻相當複雜。個人的飲食與食物來源已經進入一個極為龐大與複雜的全球系統，超乎個人可以掌握。從近幾年來台灣發生一連串的食品安全事件，可見一斑。

不論是外食或自己在家開伙，一道料理食材的來源，可能從世界各地而來。經歷遍佈全球的上、中、下游食品工業廠商的層層再製後，才成為餐廳或我們自家廚房中的食材原料或食品。除此之外，隨著社會與科技發展，外來的與「新」的食材不斷出現，也使得飲食多元而複雜，安全的不確定性也提高。

隨著食品科技的發展，民眾與食物的關係也變得更錯綜複雜。這樣錯綜複雜的關係，尤以基因改造生物（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GMO以下簡稱基改生物）為顯著例子。基改生物透過改造生物的基因，得以使生物更能適應環境，如生產能抵擋蟲害抗農藥（如除草劑）提高生產量的作物，解決農業、糧食與經濟問題，但是也有專家學者擔憂可能的健康風險（例如過敏）、長期潛在健康威脅、環境生態危害與作物生產由少數人掌控等。

GMO的爭議多年來持續未歇。近年最顯著的事件是，2016年6月全球122位諾貝爾獎得主連署發出公開信支持GMO。他們指出GMO是安全的，對環境的破壞更少，對全球的生物多樣性是一大助力。他們呼籲「綠色和平組織」停止反對GMO。這一事件歐美媒體，包括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英國衛報，與台灣各大報都以顯著標題報導此事。矛盾的是，2013年時《歐洲科學家對社會與環境責任網絡》（The European Network of Scientists for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ENSSER）才發表聲明指出，目前科學家對GMO的安全性並沒有共識，這個聲明立場到目前為止沒有改變。

上述這兩個例子顯示，GMO的科學複雜性，即便是科學社群也有異議；這種不確定性，或許本來就是科學進展過程的本質。只不過，GMO的科學爭議，並不只侷限於學術社群，更擴展至常民與其經常接觸的大眾媒體。

GMO爭議另一著名延續多年的事件是，2012年法國學者Séralini的GMO相關論文撤稿事件。Séralini的實驗發現，基改玉米引發老鼠腫瘤和肝腎病變。這個研究刊登於《食物與化學毒理學期刊》（Food and Chemical Toxicology, FCT）後引發迴響和爭議，在FCT上可以看見各方的意見和批評。2013年FCT所屬的出版公司Elsevier發表聲明，以試驗所用老鼠樣本數量過少、品種不適與所呈現結果的「非決定性」（inconclusive），未達期刊要求為由，撤除此篇論文。

Séralini論文遭撤刊引發民眾與學術圈的關注，部分科學家質疑該期刊受到商業利益威脅，甚至發起抵制投稿FCT，還有人架設網站邀請學者連署表達譴責，目前已有182位學者參與連署。2014年，這篇論文在微幅修改後，被《歐洲環境科學》（Environmental Sciences Europe）[1]接受並刊登。

這一撤稿論文事件爭議，同樣地，不只是在科學社群中論戰翻騰；在社會大眾比較容易接觸到的傳統與數位媒體上，至今也都還可以見到支持或反對GMO雙方持續地爭論。這個爭論，也不只有在國外，台灣的科學社群與公民社會團體也紛紛在報紙投書或數位媒體上論戰。

GMO究竟對人體有無健康威脅，一直是支持基改與反基改兩方論戰的焦點。GMO議題已經不是個人食物選擇的問題，而是國家（政府）與社會的科技治理與接受的問題。目前各國的管理措施並不相同。美國與加拿大採取比較寬鬆的制度，並沒有強制標示。歐盟各國間雖然有不同立場，但是對GMO產品嚴格管理與標示有共識。食品及加工食品添加物的各種成分內含一定的GMO容許量規範，如果單項成份的GMO含量達0.9％以上者，必須標示為GMO產品。日本則明列30種GMO產品必須標示。紐西蘭與澳洲也規定必須標示。台灣在2015年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修法後，GMO含量3％以上須標示。

上述顯示世界各國對GMO的管理與標示規定並不一致。GMO的安全性既然有爭議，那麼一個國家（政府）的治理政策與規範如何產生與決定？面對科學的治理、風險管理與公眾傳播的議題，最基本的核心就是科學如何被看待，以及科學與政策、社會、大眾的關係。

從過去的經驗來看，科學治理與傳播可能有幾種取向。首先，以科學為主導取向，1990年代，英國出現牛海綿狀腦病（Bovine spongiform encephalopathy, BSE，即俗稱狂牛症）。當時，科學被官方呈現為整個事件的絕對中心，官方語言談論到風險，所呈現的是權威與肯定。例如，吃食牛肉沒有風險，無安全疑慮等。科學家被認為是獨立客觀，科學是可以被信任的，這種欠缺模式（deficit model）是上對下的單向傳播。[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