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政治與權力:「基改生物」的管理與風險

科學、政治與權力:「基改生物」的管理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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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O的科學複雜性,即便是科學社群也有異議;這種不確定性,或許本來就是科學進展過程的本質。只不過,GMO的科學爭議,並不只侷限於學術社群,更擴展至常民與其經常接觸的大眾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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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邱玉蟬(台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副教授) 

現代社會中,看似簡單的「吃」,背後卻相當複雜。個人的飲食與食物來源已經進入一個極為龐大與複雜的全球系統,超乎個人可以掌握。從近幾年來台灣發生一連串的食品安全事件,可見一斑。

不論是外食或自己在家開伙,一道料理食材的來源,可能從世界各地而來。經歷遍佈全球的上、中、下游食品工業廠商的層層再製後,才成為餐廳或我們自家廚房中的食材原料或食品。除此之外,隨著社會與科技發展,外來的與「新」的食材不斷出現,也使得飲食多元而複雜,安全的不確定性也提高。

隨著食品科技的發展,民眾與食物的關係也變得更錯綜複雜。這樣錯綜複雜的關係,尤以基因改造生物(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GMO以下簡稱基改生物)為顯著例子。基改生物透過改造生物的基因,得以使生物更能適應環境,如生產能抵擋蟲害抗農藥(如除草劑)提高生產量的作物,解決農業、糧食與經濟問題,但是也有專家學者擔憂可能的健康風險(例如過敏)、長期潛在健康威脅、環境生態危害與作物生產由少數人掌控等。

GMO的爭議多年來持續未歇。近年最顯著的事件是,2016年6月全球122位諾貝爾獎得主連署發出公開信支持GMO。他們指出GMO是安全的,對環境的破壞更少,對全球的生物多樣性是一大助力。他們呼籲「綠色和平組織」停止反對GMO。這一事件歐美媒體,包括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英國衛報,與台灣各大報都以顯著標題報導此事。矛盾的是,2013年時《歐洲科學家對社會與環境責任網絡》(The European Network of Scientists for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ENSSER)才發表聲明指出,目前科學家對GMO的安全性並沒有共識,這個聲明立場到目前為止沒有改變。

上述這兩個例子顯示,GMO的科學複雜性,即便是科學社群也有異議;這種不確定性,或許本來就是科學進展過程的本質。只不過,GMO的科學爭議,並不只侷限於學術社群,更擴展至常民與其經常接觸的大眾媒體。

GMO爭議另一著名延續多年的事件是,2012年法國學者Séralini的GMO相關論文撤稿事件。Séralini的實驗發現,基改玉米引發老鼠腫瘤和肝腎病變。這個研究刊登於《食物與化學毒理學期刊》(Food and Chemical Toxicology, FCT)後引發迴響和爭議,在FCT上可以看見各方的意見和批評。2013年FCT所屬的出版公司Elsevier發表聲明,以試驗所用老鼠樣本數量過少、品種不適與所呈現結果的「非決定性」(inconclusive),未達期刊要求為由,撤除此篇論文。

Séralini論文遭撤刊引發民眾與學術圈的關注,部分科學家質疑該期刊受到商業利益威脅,甚至發起抵制投稿FCT,還有人架設網站邀請學者連署表達譴責,目前已有182位學者參與連署。2014年,這篇論文在微幅修改後,被《歐洲環境科學》(Environmental Sciences Europe)[1]接受並刊登。

這一撤稿論文事件爭議,同樣地,不只是在科學社群中論戰翻騰;在社會大眾比較容易接觸到的傳統與數位媒體上,至今也都還可以見到支持或反對GMO雙方持續地爭論。這個爭論,也不只有在國外,台灣的科學社群與公民社會團體也紛紛在報紙投書或數位媒體上論戰。

GMO究竟對人體有無健康威脅,一直是支持基改與反基改兩方論戰的焦點。GMO議題已經不是個人食物選擇的問題,而是國家(政府)與社會的科技治理與接受的問題。目前各國的管理措施並不相同。美國與加拿大採取比較寬鬆的制度,並沒有強制標示。歐盟各國間雖然有不同立場,但是對GMO產品嚴格管理與標示有共識。食品及加工食品添加物的各種成分內含一定的GMO容許量規範,如果單項成份的GMO含量達0.9%以上者,必須標示為GMO產品。日本則明列30種GMO產品必須標示。紐西蘭與澳洲也規定必須標示。台灣在2015年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修法後,GMO含量3%以上須標示。

上述顯示世界各國對GMO的管理與標示規定並不一致。GMO的安全性既然有爭議,那麼一個國家(政府)的治理政策與規範如何產生與決定?面對科學的治理、風險管理與公眾傳播的議題,最基本的核心就是科學如何被看待,以及科學與政策、社會、大眾的關係。

從過去的經驗來看,科學治理與傳播可能有幾種取向。首先,以科學為主導取向,1990年代,英國出現牛海綿狀腦病(Bovine spongiform encephalopathy, BSE,即俗稱狂牛症)。當時,科學被官方呈現為整個事件的絕對中心,官方語言談論到風險,所呈現的是權威與肯定。例如,吃食牛肉沒有風險,無安全疑慮等。科學家被認為是獨立客觀,科學是可以被信任的,這種欠缺模式(deficit model)是上對下的單向傳播。[2]

後來的發展證實,這樣的風險傳播模式明顯失敗。肉品產業受到傷害,政府的可信度也受到傷害,官方原先斬釘截鐵的宣稱,也被徹底摧毀。當與狂牛症有高度相關的疾病──新型庫賈氏病(new variant CJD, v-CJD)病例開始出現,官方先前充滿信心的表述,此時被輿論批評不適當與不負責任。在這個案例的官方風險治理文化中,科學被認為是真理(truth)的化身,政府的任務是以理性處理事務。[3]科學的不確定與模擬兩可,在這樣以科學為主導的政策制定文化中無法存在。[4]不過,上述的例子顯示,政府以理性、控制掌管的方式管理風險,已經不適用。

第二個科學治理與傳播的取向認為,科學的治理必須更透明,讓社會大眾能夠有機會參與。信任、透明、雙向傳播的概念興起,科學與風險傳播應該是一種審議式的民主(deliberate democracy)。[5]過去政府與科學社群認為大眾是不理性的,沒知識的。但是,很多實證研究發現,當遇到日常生活相關的科學議題時,特定群眾的知識與資源都相當豐富。[6]因此,一個公共政策如果要實施與被合理化,在特定的社會與科技不確定的情境下,公眾參與是必需的。[7]

第三個科學治理與傳播取向的基本觀點,是從反思的角度檢視科學與社會的關係。例如何謂適當的科學治理或科學傳播模式,必須在特定情境下判斷。[8]這個觀點強調風險應該跳脫僅僅由科學與科技的判斷;在風險治理與傳播上,不同形式的專業和理解,是促成改變的重要資源,而不是阻礙或負擔。[9]科學與風險的傳播形式應該包含多重的利益關係人(stakeholders),與多重的架構。科學治理應該是開放競爭論述問題的定義,超越政府的視野,去處理社會的關注與優先次序。[10]

因此,科學和大眾的關係必須置於更寬廣的情境來檢視。除了要關注科學與大眾的關係外,更要關注更深切的問題,例如,科學治理、政治經濟、和創新策略之間的關係。尤其是在當代全球化的情境中,國家政策運作受到多重力量的影響──包括科技政策和國家自主、社會價值偏好、國際企業策略之間的關聯。

在這些多重因素下,科技和科學的公眾傳播面臨新挑戰。新傳播形式的出現打破了欠缺模式下的有溝沒有通,並且可能開放大眾、科學、機構、政治的互相連結,並在這些參與者的異質、條件與歧異意見下,產生新的改變。[11]

也就是說,科學治理與風險傳播的重心與焦點,已從科學、傳播與參與,轉移至探討科學/政治的文化。[12]在科技安全決策的空間與過程中,權力與知識在細微的互動與社會關係中糾結與角力。只有藉由瞭解這些不同因素的影響,我們才能更以民主的取向進行風險管理與治理。這些說起來簡單,在當代社會運作中確實不易。我們需要實證的研究,去探討誰(哪些利益關係人)涉入了科學與風險治理的傳播中?如何涉入?他們涉入的結果是什麼?只有實證研究這些面向,在科學與科技政策發展和風險的管理中,我們才可能超越法律規範的正當性,真正增加公眾的參與。[13]

GMO具爭議的特質,相當反映出科學(科技)進入社會後,社會的因應對策背後的政治、利益、權力等環節的糾葛。科學與科技並非中立,政府的管理決策也被諸多因素與力量形塑。科技政策與管理層面最容易顯現政治意涵;科學的角色、政府管制的意識形態、從誰的立場與利益考量來訂定管理原則,永遠有多股力量的拉扯。

科技進入社會,大眾化與普及化的過程中,政府制定的管理措施,科技的意義如何被建構與傳播?如何被論述?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都是探討科學在社會中傳播的重要議題。

註釋:

  1. 編註:《食物與化學毒理學期刊》與《歐洲環境科學》都是歐洲大型出版集團旗下的期刊,兩份期刊都有相當的學術知名度。
  2. Irwin, A. (2008). “Risk, science and public communication: Third-order thinking about scientific culture.” In Bucchi, M., and Trench, B. (eds.), Handbook of public communication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p.111-130. London: Routledge.
  3. 同前註
  4. Beck, U. (1992).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London: Sage.
  5. 同註1
  6. Bloor, M. (2000). “The South Wales Miners Federation: miners’ lung and the instrumental use of expertise, 1900–1950.”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30, pp. 125–140.
  7. Stilgoe, J., Irwin, A., and Jones, K. (2006). The Received Wisdom: Opening Up Expert Advice. London: Demos.
  8. 同註1
  9. Bucchi, M., and Trench, B. (2008). Handbook of Public Communic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ondon: Routledge.
  10. 同註1
  11. 同註1
  12. 同註1
  13. Hom, A. G., Plaza, R. M., and Palmén, R. (2011). “The framing of risk and implications for policy and governance: the case of EMF.”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20(3), pp.319-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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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朱家儀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