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數中的關鍵少數:新加坡的猶太、亞美尼亞和帕西商人移民史

少數中的關鍵少數:新加坡的猶太、亞美尼亞和帕西商人移民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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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自1819年開埠以來,是全世界商人的匯集之地,除中文世界讀者較關注的華商之外,其實伴隨著英國殖民者到來的,還有許多扮演關鍵少數的族裔,如猶太人、亞美尼亞人和帕西人。

新加坡自1819年開埠以來,是全世界商人的匯集之地。在此前,東南亞已有印度人、中國人、阿拉伯人、波斯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荷蘭人經商。英國人的到來,伴隨著更多不同族裔的商業家族。他們以新加坡為家,在當地落地生根,留下不少已被遺忘的痕跡。

有別於佔多數的華人和主流的印度人,新加坡猶太人、亞美尼亞人和帕西人是三個人數極少卻對當地社會有重要貢獻的群體。他們與華人、印度人的屬性不同,皆非契約勞工,而是依附英殖民者的少數族裔商人。

華人和印度人來到東南亞,一方面是為了逃避戰亂,另一方面是出國討生計。換言之,華人和印度人都有「家國」,只是局勢混亂難以生存,才暫時旅居(sojourn)國外。猶太人、亞美尼亞人和帕西人則一早失去了「文化祖國」,遷居到了世界各地。他們來新加坡是為了避難和經商。這五大族群有一個共同點,即在新的居留地作為「中間人」(middleman)的角色,為殖民者和被殖民者搭建橋樑。

無獨有偶,同為英國殖民地的檳城和香港,都有這三個少數族群的存在。筆者會在後半部分探討新加坡、檳城和香港「少數中的少數」之間的關係。

新加坡猶太人

新加坡猶太人多源自伊拉克的巴格達猶太裔。自猶太人大流散(diaspora),大批猶太人在伊拉克地區居住。19世紀英帝國時期,巴格達猶太人已建立了一條從巴格達經印度(孟買和加爾各答),到新加坡、香港和上海的貿易路線。

到達新加坡前,他們多住在伊拉克的巴格達和印度的加爾各答。馬納塞·麥雅(Manasseh Meyer)是當中的先行者。麥雅於1846年出生於巴格達,從小在加爾各答長大,中學時期來到新加坡天主教的聖約瑟書院(St. Joseph's Institution)就讀,之後先回到印度,再到緬甸創業,於1873年才重返新加坡。

麥雅主要從事貿易,也販賣過鴉片,後來他在新加坡更成為房地產業的先驅,建設了當地最早的飯店Adelphi酒店,現已改建為購物中心the Adelphi。麥雅雖為地產大亨,他對當地猶太社區的貢獻巨大,如他於1905年建立了新加坡第二座猶太會堂Chesed-El Synagogue,以緩解教徒眾多的空間不足問題。麥雅也出錢改建了第一座猶太會堂Maghain Aboth Synagogue,將之從「會堂街」(Synagogue Street)搬遷到「泗馬路」(Waterloo Street)。

除了對猶太社區的無私奉獻,麥雅還捐助了新加坡國立大學前身萊佛士書院(Raffles College)的成立。他也在1922年接待了愛因斯坦,答應後者捐款興建以色列的希伯來大學(Hebrew University)。如今新加坡唯一的猶太學校Sir Manasseh Meyer國際學校,就以麥雅命名。

與麥雅同時期的猶太商人,還有Ezekiel Saleh Manasseh和David Elias等。Manasseh生於加爾各答,從事鴉片和稻米貿易,他建立了私宅Eden Hall(現為英國駐新加坡大使館)和收購了「良木園酒店」(Goodwood Park Hotel)。Elias則有一座辦公樓,稱David Elias Building,其外牆能看到明顯的大衛之星。

近代比較有名的新加坡猶太商人,為雅格·巴拉斯(Jacob Ballas)。巴拉斯生於1921年的伊拉克阿馬拉,從小住在北婆羅洲納閩,後搬到新加坡。以優異成績從中學畢業後,他做過汽車銷售員和保險業務員。1950年代巴拉斯改行從事股票經紀,積累了大筆財富,後來他更擔任了新加坡和馬來西亞交易所的首任所長。

巴拉斯可以說是第二個麥雅,他慷慨捐獻了猶太會堂和母校聖安德烈書院(St. Andrew’s School),如今Maghain Aboth猶太會堂旁的Jacob Ballas Centre是他捐助的猶太社區中心。新加坡植物園內的巴拉斯兒童公園(Jacob Ballas Children's Garden)也是他捐助的公共設施。

攝於Maghain_Aboth猶太會堂的Jacob_Ballas社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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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於Maghain_Aboth猶太會堂的Jacob_Ballas社區中心

新加坡亞美尼亞人

新加坡亞美尼亞人多來自印度的加爾各答,源頭可追溯到伊朗的伊斯法罕(Isfahan)亞美尼亞區(Armenian quarter)。亞美尼亞人類似猶太人,也有自己的離散群體(diaspora)。主要是因為外敵侵略,亞美尼亞被鄂圖曼土耳其和波斯佔領,很多當地人被迫流亡海外。

亞美尼亞人跟猶太人一樣,以宗教來維繫身份認同。由於他們是世界上第一支將基督教定位國教的民族,亞美尼亞教堂對他們而言是社區的中心。位於新加坡市中心的亞美尼亞教堂(Armenian Church of Saint Gregory the Illuminator)便是亞美尼亞移民於1835年建立的。

亞美尼亞商人中最有名的是沙奇兄弟(Sarkies Brothers)。他們是新加坡飯店業大亨,旗下有家喻戶曉的萊佛士酒店(Raffles Hotel)。根據Nadia Wright的研究,亞美尼亞裔的貿易公司在新加坡曾有高達85家,其中位於加爾各答的Apcar家族商船公司,運載了印度和中國的苦力來往新加坡,並載送鴉片往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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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俄烏戰爭居安思危!智慧國家如何鞏固數位基礎建設提升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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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數個月過去,俄烏戰爭仍在持續中,期間也讓我們看到了許多現代戰爭的科技應用,烏克蘭又是如何透過這些新科技的應用,使俄羅斯久攻不下?又有什麼值得我們借鏡之處?

文學經典名著《雙城記》以法國大革命爲背景,開頭寫道:「那是最好的時代,那是最壞的時代;那是智慧的時代,那是愚蠢的時代…」歷史總是一再重演,當前的烏克蘭,感受一定更深。

當全世界盡可能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戰開打,烏克蘭史上最年輕的數位轉型部長費多羅夫(Mykhailo Fedorov)稱此役稱為「第一次世界網路大戰」World Cyberwar I。俄烏戰爭,從跨國IT駭客攻擊、區塊鏈促成加密貨幣捐款、到上千顆星鏈衛星系統(Starlink)突破戰地邊境,解救烏克蘭斷網危機。

俄羅斯和烏克蘭的軍力差距不小,烏克蘭如何善用新型數位科技,讓俄羅斯久攻不下?

俄烏戰爭新科技精銳盡出,其實烏克蘭花了兩年強健數位韌性

不同過往戰事,俄烏戰爭不再以槍枝火炮為唯一武器,數位科技可拿來防禦,更能反守為攻。有文章描述烏克蘭的背水一戰:「以網路為戰場,推特為大砲,全球駭客為軍隊,加密貨幣和NFT籌軍餉……企圖封殺俄國的網路、經濟、資金鏈。」

面對開戰,烏克蘭號召盟友取代單打獨鬥。

他們在網路徵召30萬跨國「IT軍團」以Telegram為基地,分享俄羅斯的伺服器位置,進行一波又一波阻斷服務攻擊(DDoS)。他們也向科技巨頭求援,用Starlink低軌衛星打造戰時緊急網路通訊基礎設施,甚至說服Google地圖停止顯示要道資訊,搜尋服務加入SOS警報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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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烏克蘭還運用加密貨幣當成人民逃亡的「救命金」,募集1億美金虛擬貨幣捐款,甚至發行「元歷史:戰爭博物館」Meta History: Museum of War主題的NFT,兼得籌款用途並借助NFT不可竄改特性,紀錄戰爭真相向數位社群散播。

烏克蘭在戰爭爆發時,看似立刻做足準備,事實上,他們過去花了兩年半時間,強健國內的數位基礎建設。

烏克蘭在戰事之前喊出2024年「手機政府」轉型目標,把各類政府服務「Uber化」。原本用來取得數位護照、登記車輛牌照的政府APP,在戰時馬上轉變用來申請急難救助資金、身份證明文件、登錄財產損失等多項緊急功能。

以烏克蘭為對象居安思危,台灣其實也在強化數位建設提升韌性

俄烏戰爭爆發後,國際把焦點望向台灣,Wall Street Journal點出台灣網路的脆弱性,因95%網路流量數據仰賴海底電纜接收、發送。這份報導指出,美國模擬中國侵台會優先攻擊周邊海底電纜,一旦戰事發生,極有可能有一小時的訊息真空期,讓台灣與盟軍通訊失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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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台灣近年非常重視網路基礎建設的重要性,像是行政院智慧國家推動小組提出智慧國家方案(2021~2025年),項下規劃數位基盤建設,為邁向智慧國家奠定基礎。

以衛星系統為例,數位基盤計畫就針對低軌衛星及地面設備投入驗證,建立低軌通訊衛星產業鏈。目前台灣積極投入自主研發關鍵技術與元件,籌組兩組低軌衛星旗艦團隊,放眼目標2026年前發射2枚通訊實驗衛星。

確實,目前已經有10家台灣業者組成「低軌衛星國家隊」,先後打進SpaceX、OneWeb及Kymeta國際供應鏈,有望一年賺進9,000億元商機。當低軌道衛星部署完備,擁有自主的衛星避免對外通訊失聯問題,等於一面強化軍事防禦;另一方面加速發展太空機會財。

除了空中衛星,台灣對海底纜線建設也持續加碼。

數位基盤建設針對亞太海纜及5G雲端聯網中心,完善在地光纖通道、強化安全防護,讓台灣成為國際資通中心樞紐。過去就有媒體點出,中美貿易戰之後,國際企業加碼把海底電纜連到台灣,將此視為新一代「護國圍牆」。

像是受到美國政府支持的Google,預計2024年啟用全新海底電纜APRICOT,這條總長約12,000公里的傳輸科技,將連通台灣、日本、關島、菲律賓、印尼多國,中華電信也有參與其中。未來幾年,預計有其他海纜通向台灣,其中一條是東南亞日本二號(SJC2),採用雙點登陸方式,也就是如果海纜被斷線,還能以陸纜方式備援,有效降低單一海纜站的事故風險。

資訊攻防成未來戰事重中之重,國家網路資安防護迫在眉睫

現代戰爭除了攻擊基礎建設,還會以細膩的AI科技進行攻防,對人民進行認知作戰。俄烏戰爭就曾以「Deepfake」仿臉AI技術,假冒烏克蘭總統宣布投降,迫使烏國政府急於闢謠。過去台灣就曾有影片示範如何快速「假冒」行政院政務委員唐鳳,三兩下功夫就能散播假訊息。

資訊烏賊戰,台灣與烏克蘭的處境,如出一轍。

調查指出,台灣連續9年奪得假訊息攻擊冠軍;至於烏克蘭,則是8年來頻繁受到俄羅斯的網路攻擊。身為假訊息最大受害國,台灣如何加以反擊?

民間成立的非營利組織「台灣事實查核中心」主動蒐集與公共事務有關的可能假訊息,啟動訊息事實查核,也加入國際事實查核聯盟(International Fact-Checking Network, IFCN)依循全球共同原則執行查核工作,甚至因應台灣人口超過9成有使用LINE通訊軟體,特別讓民眾能透過LINE訊息查證官方帳號,闢謠各種假訊息。

面對防不勝防的假訊息,被動防守不如主動攻擊!國內法人單位借助文字及影音圖形AI分析技術,針對社群帳號的行為進行鑑識、溯源,分析背後不實訊息的傳播策略。甚至進一步聯手政府部門、非政府組織,繪製「不實資訊生態傳播暨鑑識生態圖」打造不實訊息反擊體系。

從無國界組織的觀察來看,台灣新聞自由毋庸置疑,但仍有利益衝突、假新聞等問題;無國界組織認為台灣政府把脆弱的媒體生態視作國防威脅,「尤其台灣民眾對媒體信心是民主國家最低,導致民眾寧願相信假消息,也不願向專業媒體查核」。如果這情形沒有改善而遇到戰爭時,我們的新聞媒體與閱聽大眾反而是最沒有「韌性」的一環。

因為疫情關係,「超前部署」成為國人耳熟能詳詞彙,面對敵人也應該像打擊病毒一樣,平時就要鍛鍊防禦體系,尤其針對網路基礎建設,更須提前做足準備。

從俄烏戰爭鑑往知來,烏克蘭能抵擋攻擊長達三個多月,關鍵之一,就是未被摧毀的網路,對內持續通報撤退資訊;對外把第一手戰事消息帶向全世界。換言之,台灣更該從俄烏戰爭學習經驗,根據官方施政,台灣未來五年會投入最大心力,將自身蛻變成為智慧國家,綱領之一即是發展「數位基盤」網路體系,從基礎建設到資訊安全,不僅要反脆弱更要強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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