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中國的芝麻官,為何被柯文哲奉為「國賓」?

來自中國的芝麻官,為何被柯文哲奉為「國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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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輝宛如一頭闖入瓷器店中的公牛,所有的演出者和聽眾都要忍受其粗鄙的干擾。這幾分鐘是對音樂的羞辱,也是對台灣的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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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台辦主任李文輝,應柯文哲邀請訪問台北,在台北各處踩點,如入無人之境。有民眾投訴,李至國家音樂廳欣賞交響樂,卻遲至中場休息時才入座。而且,李在上海只是芝麻小官,到台北卻享受國賓待遇,台北市政府破格讓其享受台北市長等級的高成本維安警力,根本在拍馬屁。

更讓人厭惡的是,樂團表演時,李在三樓包廂恣意照相攝影,違反音樂廳之內不得攝影之規定,被音樂廳工作人員制止。諷刺的是,陪在李文輝身旁就是台北市立交響樂團團長何康國、台北市立國樂團團長鄭立彬。

這兩位溫文爾雅的音樂家,為什麼不敢制止李文輝的粗魯言行呢?或許因為他們要看柯文哲的臉色,樂團的經費和他們的薪水來自於台北市政府,雖然是市民的稅收,卻仰賴市長的喜怒。柯文哲說,他跟「上國使者」不談政治,但是共產黨的台辦主任所從事的工作,除了政治還有什麼呢?對於共產黨官員而言,音樂也是政治,是統戰的一部分。李文輝未必聽得懂交響樂,但他的出現以及在音樂廳中的誇張言行,就是要讓台灣民眾意識到:中國不僅可以讓台灣「地動山搖」(蘇起),還可以讓台灣「粉身碎骨」(習近平)。

文明有序地傾聽交響樂,或欣賞芭蕾舞,需要幾代人的薰陶、教育、訓練。然而,文明向野蠻沉淪,只要幾分鐘——李文輝宛如一頭闖入瓷器店中的公牛,所有的演出者和聽眾都要忍受其粗鄙的干擾。這幾分鐘是對音樂的羞辱,也是對台灣的羞辱。所以,真該為那位挺身而出制止他的音樂廳工作人員鼓掌,這位員工不畏權貴,忠實地履行自己的職責,比普遍兩位趨炎附勢的音樂家更讓人肅然起敬。

音樂並不能讓李文輝和柯文哲顯得多麼高雅和高貴,正如音樂也不能讓希特勒(Adolf Hitler)和納粹的暴政具有合理性。希特勒的音樂素養比李文輝和柯文哲都高,他對華格納(Richard Wagner)音樂的崇拜伴隨終身。希特勒將華格納尊為納粹種族優劣論的「精神教父」,其音樂亦被奉為「雅利安精神源泉」。作家約阿希姆・柯勒(J.Kohler)在《華格納的希特勒》一書中指出,希特勒是「華格納的造物」,「聽歌劇《黎恩濟》時,這個來自巴伐利亞的小青年第一次意識到,自己也能成為民眾領袖或政治家。」

希特勒在維也納的流浪時代,因為經濟拮据,經常買站票去欣賞華格納的歌劇。據他自己說,光《特里斯坦與伊索爾德》就聽過三十四遍,每聽一遍都有新的感受。他甚至能把《鈕倫堡的名歌手》第二幕的歌詞一字不差地背出來、唱出來。希特勒喜歡的第二位音樂家是貝多芬。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日,希特勒五十三歲生日的慶典上,演奏的就是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但是,喜愛音樂並沒有讓希特勒殺人的時候有所遲疑。

與普通德國人一樣,納粹的大小官員都是音樂迷。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Joseph Goebbels)和空軍司令戈林(Hermann Göring)都擁有極為豐富的唱片收藏,常常舉辦家庭音樂會。奧斯威辛集中營的司令官克拉麥(Josef Kramer)也具有極高的音樂素養。他殺人如麻,其主要任務是用毒氣殺害囚犯。他還為此做過很多實驗,他用一種極度認真和冷靜的態度來做這件事:「門一關上,她們(指裸體女囚犯)就開始尖叫。我通過管子把一些鹽放進去,然後從一個小孔去窺視會發生什麼現象。這些女人只掙扎了一分鐘便倒在地上。」可這一點也不妨礙他是一個真誠、熱情的音樂愛好者。他在集中營裡組織了囚犯的管弦樂隊,他經常聽奧斯威辛女子交響樂隊的演奏。聽到舒曼的夢幻曲時,他甚至動情地落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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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無獨有偶,希特勒的對頭、蘇聯獨裁者史達林(Joseph Stalin)也是一名音樂愛好者。史達林有一副好嗓音,在莫斯科郊外別墅中的派對上,酒足飯飽之後,他常常引吭高歌,並且命令身邊的寵臣們翩翩起舞。他會唱俄羅斯的民謠、古典音樂,甚至也唱在蘇聯境內被明令禁止的聖詠——大概是他青年時代在神學院裡面學會的。

英國電影《史達林之死》是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文化部禁止上演的第一部西方電影。在這部電影中,關於史達林之死的緣由是:一位家人受到迫害的女鋼琴家,在給史達林索要的音樂會唱片中,夾雜了一個詛咒的小紙條:「約瑟夫・史達林,你背叛了我們國家,摧毀了我們的國民,我祈求你的終結之日,祈禱上帝能原諒你,暴君。」史達林看到紙條後哈哈大笑,竟至於誘發心腦血管疾病,倒在地板上,躺在自己的屎尿中。獨裁者作繭自縛,史達林死於史達林式的制度和禁令:整整十個小時過去了,政治局委員們幾經討論,醫生才獲准進入其臥室——當時整個莫斯科已經找不到什麼像樣的醫生了,如貝利亞(Lavrentiy Beria)所說,「一半被我們殺了,一半送去了古拉格。」

蘇聯曾有一個流傳甚廣的說法:史達林從來不殺音樂家。但這個傳聞被音樂大師蕭士塔高維奇(Dmitri Shostakovich)一再否認,並舉出很多音樂家消失於大清洗的例子,他本人也多次險遭不測,違心地為史達林創作頌詞才倖免於難。不過,總體而言,在最暴虐的史達林時代,音樂家的命運比其他人要稍好一點。

儘管《史達林之死》是一部黑色喜劇,影片剛開始時那個女鋼琴家的故事,在歷史上確實是真人真事。主人公鋼琴家尤金娜(Maria Yudina)是一位奇女子,虔誠信教,一年四季都穿著一身修女式黑衣裙,她桀驁不馴,常常公開批評黨的政策。

晚年的史達林一手遮天,身邊寵臣雲集,卻過著異常孤獨的生活,妻子早就自殺了,兒女與之非常疏遠。有一天晚上,史達林在收音機裡聽到尤金娜演奏的《莫札特第二十三鋼琴協奏曲》,隨即給電台領導打電話索要尤金娜演奏莫札特的唱片。音樂是現場實況播放,沒有唱片,但誰也不敢對史達林說「沒有」,人們只好連夜糾集尤金娜和管弦樂隊現錄一張。除了尤金娜,大家都是哆嗦著錄完的。

不久後,尤金娜收到了史達林授意獎勵給她的兩萬盧布。但是,她不僅沒有受寵若驚、感激涕零,反倒給史達林寫了一封大不敬的信件:

謝謝你的幫助,約瑟夫・維薩里昂諾維奇,我將日夜為你祈禱,求主原諒你在人民和國家面前犯下的大罪,主是仁慈的,他一定會原諒你。我把錢給了我參加的教會。

據當年史達林身邊的人描述,史達林看完尤金娜的信之後,面無表情地沉默良久,然後對等待他下達抓捕令的手下說:「我原諒她……」

蕭士塔高維奇在回憶錄《見證》中說,他不相信史達林真的喜歡音樂,他連殺人如麻的蘇軍元帥圖哈切夫斯基(Mikhail Tukhachevsky)喜歡音樂都覺得不可思議。在其眼中,音樂似乎是有是非善惡的,「劊子手」不配喜歡音樂。然而,在電影《鋼琴師》中,邪惡的納粹軍官因為熱愛音樂而救了鋼琴師一命,音樂激起了邪惡者內心深處良善的一面。在音樂面前,眾生平等,既撫慰無辜者的靈魂,同樣也能撫慰有罪的靈魂。

當手下發現史達林倒閉在自己房間中時,唱機裡依然播放著尤金娜演奏的莫札特協奏曲。在這個讓人談虎色變的獨裁者彌留的最後時刻,音樂給了他世人及家人都不能給予他的最後慰藉。或許,這也是尤金娜斗膽給史達林寫那封信的原因,是音樂給了她勇氣和智慧,是音樂讓她在獨裁者面前挺起腰桿、說出真話。她的那封信大概是那個年代史達林讀到的唯一的真話。

那麼,兩位名聲遐邇的台灣的音樂家,為什麼不能禮貌地勸阻那個拿出手機來拍照的不禮貌的客人呢?他們不是生活在朝不保夕、只能沉默是金的納粹德國、蘇俄或中國,他們享有絕對的言論自由,不必對野蠻人低三下四。希特勒可以讓音樂家消失在集中營,史達林可以讓音樂家消失在古拉格,趾高氣揚的李文輝卻並不能讓台灣的音樂家消失在新疆的「再教育營」。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