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過106萬噸的福島核汙水恐「排入海洋」,綠色和平警告將「更快」影響台灣

超過106萬噸的福島核汙水恐「排入海洋」,綠色和平警告將「更快」影響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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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島核災至今雖然已經近9年,但專家警告人類仍然還在「危機初期」,仍有包括無處可去的核汙水等危機待解決。

長期關注全球核能安全、綠色和平組織核專家蕭恩.伯尼(Shaun Burnie)經過23年再度來台。

上次來台是為蘭嶼核廢料議題發聲,今(6)日則針對最新研究提出警告,福島核災後地下水持續進入福島核電廠,不僅造成核輻射汙水,可能已經比原先預估更快的速度,抵達台灣海域。

8年前的東日本發生311大地震,隨之而來的大海嘯摧毀了驅動冷卻系統的柴油發電系統,導致反應爐過熱發生爐心熔毀。東京電力公司為了冷卻反應爐,持續向爐內注入大量冷卻水,造成大量受到輻射污染的核汙水。而流經第一核電廠的地下水也持續受到汙染,如何處置這些帶有放射性物質的污染廢水,也成為日本與鄰近國家的棘手難題。

106萬噸的核汙水無處可去,新報告揭示「更快」影響台灣

為了冷卻爐心,自2011年311福島事故8年後,日本東京電力直到今日還是每天向已經熔毀的反應爐注入200-216噸的冷卻水。截至今(2019)年10月22日,總共累積了106萬8630噸的汙水無處可排放。東京電力本月又建置4個新的儲存槽來存放這些汙水,不過根據東電,2022年夏天儲存量將會爆滿。

這麼多的廢水該如何處置?日本環境大臣原田義昭今年9月被問及核汙水的處理議題,表示「除了直接排放(入海)稀釋外,別無他法」,由於這些核廢水雖然經處理,仍然含有很難去除的氚等輻射物質,隨即引發當地漁民抗議,鄰近的國家也表示憂慮。

伯尼今日也批評,有擴建儲存槽、原地保存這樣相對安全的選擇,日本政府與相關部門目前仍傾向將廢水排放至海洋,只是為了減少成本。

根據日本政府估計,福島核災帶來的影響為21兆日圓,日本財經研究院的估計則是81兆日圓,當中很大的部分都是花在核汙水的處理上。不過這些汙水若排入水中,將不只衝擊日本東北各省的沿岸與漁業,也會影響鄰近的國家。

根據2018年11月發表的海洋模擬數據推估,2011年從福島隨著核汙水被排入大海的「銫137」,循海流將會在2013年抵達台灣北方海域,並在2014-2018年達到高峰(1.3-1.8貝克Bq/立方公尺),比原能會早前預期影響台灣的速度更快,衝擊了原先認為福島核汙水不會影響中國東海的說法。

核汙染
Photo Credit: X.San Liang & Yineng Rong 報告

核汙水可能對人體的危害有哪些?

伯尼指出,雖然這樣的濃度不會立即危及生命,無須誇大汙染物帶來的危害,但依照國際輻射標準,「沒有所謂的安全值」。

銫最大的危害是對陸地的汙染,將提升背景環境的輻射,會穿透皮膚表層。銫137的半衰期為30年,需要經過300年的時間才能保證對人體無害。且因為銫的分子非常小,吸入到肺中仍然對健康有影響,也影響水中生物,透過食物鏈的累積將汙染物吃進人類身體裡。

另外,目前儲存在福島第一核電廠超過百萬噸的核汙水,雖然經過處理,仍無法透過「ALPS多核種除去設備」去除放射性核種「氚(H-3)」。伯尼也指出,即便日本政府聲稱氚(H-3)對於環境健康沒有危害,伯尼指出,氚(H-3)能進入細胞結構當中有機結合,可能影響生物DNA,另外也會聚集在貝類上,衝擊漁業。雖然日本政府預估將花30年的時間解決福島第一核電廠,不過伯尼指出,氚(H-3)至少需要花125年的時間才能達安全值。

事故發生近9年,福島核災仍處於「危機初期」

福島核災至今雖然已經近9年,但伯尼警告,全人類仍然還在「危機初期」,仍有很多問題尚待解決。

為阻止地下水滲入第一核電廠反應堆、受到汙染並流入附近的太平洋,日本政府修建冰牆,想以人工凍土圍牆將反應堆封起來,但伯尼指出,地下水仍不斷流經第一核電廠地底,如2017年蘭恩颱風衝擊日本,每日地下水量超過800公噸,而今年影響更劇的哈吉斯颱風影響為何,目前還未知。

伯尼指出,日本政府日後若將核汙水排入海洋,應先對環境與經濟產生的影響做出解釋,這也不是日本國內問題,而是跨越國界,是日本政府必須與全世界在未來共同面對,且不是短期能解決的。他也表示,台灣有很多方式可以進入可再生能源的領域,台灣關於核能的討論,都跟日本一樣「分神」,不去聚焦在真正重要的東西上。

長期關注國內核議題的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秘書長崔愫欣則表示,從福島核災到車諾比的教訓,也讓台灣學到能源轉型,「日本人沒得選擇,我們還有選擇」。

今年10月,韓國代表在《倫敦傾倒公約議定書》會議上,再次向日本表達對福島汙水處理的關注。韓國代表指出,如果(日方)真的將受汙染的水從工廠排到海洋,可能會對全球海洋環境產生影響,並且違反《倫敦議定書》的目標,希望日本政府「需要在處理核電廠汙水上保持透明,並且與鄰國和國際社會衝分溝通討論其處理方法。」日本代表則回應,日本政府內部尚未就如何處理核電廠汙水作出任何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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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和平資深核能專家蕭恩伯尼。|Photo Credit: 關鍵評論網/Abby Huang攝

核稿編輯:楊士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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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

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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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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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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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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