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納粹奧運到中國NBA（下）：1936年令西方感動的柏林奧運，預告了三年後二戰爆發

文：李中志（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教授​）

• 從納粹奧運到中國NBA（上）：中共相信控制美國商人的嘴，就能控制美國政策

美國職業籃球協會NBA的設立以商業利益出發，金錢的計算比價值的計算更具體而直接。NBA的組織章程與奧委會充滿人道關懷的章程截然不同，近百頁的文字全是嚴格瑣碎的法律定義，把加盟NBA的權利關係定義得清清楚楚，卻隻字不提諸如自由平等這些普世價值。

然而戰後才設立的NBA並沒有在美國的社會運動中缺席，尤其進入本世紀後，一旦嚴重的社會議題浮現，NBA的明星球員往往不吝表態，以高分貝批評美國的種族歧視、暴警殺人、同性戀問題，甚至在對個別政治人物也充滿針砭。

不少NBA巨星如LeBron James、Steph Curry，或許過於簡化複雜的社會問題，但他們的表態對進步議題的推動功不可沒。廣大的球迷輕易認同這些巨星所選擇的立場，NBA與球團老闆必然也得跟進支持。

如前述，NBA本身並沒有預先設立的價值，而球團老闆通常也是思想傾向保守的企業家，但觀眾和他們有直接的利益關係，要抓住廣大的觀眾，就必須投其所好。這在民主的國家並沒有太大的問題，球團老闆們樂於服膺民主的主流價值，好的形象有利行銷，爭取球迷。事實上這是民主政治與資本主義結合之所以能創造榮景與鞏固普世價值的基本假設。

但商業利益未必要和民主政治結合，當拒絕民主化的中國打開市場的大門，廣大的政治奴群成為NBA的觀眾，奴隸主的政治價值恐怕才是NBA的價值。十月份的一場NBA與美中兩大觀眾群的爭議讓NBA的困境顯露無遺。從10月4日開始，NBA休斯頓火箭隊總管莫雷（Daryl Morey）在推特發文支持香港示威群眾，引發中國觀眾不滿。

NBA的態度前恭後倨，先是譴責莫雷的發言，後因引發美國的輿論不滿，改變態度支持莫雷的言論自由，但此立場又與NBA大球星LeBron James的利益不合，引發另一波討論。政治人物方面，先後有部分國會議員與總統候選人譴責中國的做法，最後美國副總統彭斯在10月24日以高分貝譴責NBA，說NBA有如中國獨裁政權的附屬品。

副總統彭斯是此次紛爭中最高層級的政府官員，也最為嚴厲，然而彭斯並沒引發另一波討論，反而成為這場紛爭的休止符。NBA沒有替自己辯護，輿論趨於冷淡，這場事實上沒有結論的論戰前後只維持了三個星期，之後船過水無痕，NBA在中國球照打，錢照賺。一如筆者上篇結尾所說，若有一定理想性的國際奧委會在1936年都不為所動，決心前往柏林參與納粹奧運，如今要撼動唯利是圖的NBA與球隊老闆談何容易？香港人與我何干？LeBron James批評莫雷不了解中國亂發言，他或許了解：猶太人與我何干？這可能是面對納粹殘殺猶太人的歷歷指證時，布倫達吉（Avery Brundage，1887－1975）心中的疑問。

布倫達吉出身自美國奧運十項全能的選手，可能是史上最有影響力的運動員，先後成為美國奧委會（AOC）主席（1929－1953）與國際奧委會（IOC）主席（1952－1972），縱橫體壇超過半世紀。布倫達吉對維護體育的純淨天真而頑固，晚年還大發脾氣，下令驅逐在1968年墨西哥奧運舉黑拳抗議美國種族問題的美國運動員，並保證要他們回國後無立錐之地，永遠離開體壇，其中一人甚至一度淪為街頭流浪漢。

布倫達吉堅信政治與體育必須嚴格分離，不應讓一個族群的問題摧毀全人類的和諧。但他一輩子沒有想通，他敬仰希特勒與蔣介石的後果，是如何讓政治污染體育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前者說服他隻手逆轉抵制納粹奧運的輿論壓力，後者讓他埋下了台灣人至今無奧運代表隊的難題。

Photo Credit:Reuters/達志影像

我們先簡單回顧一下奧運這個以運動之名建立在沙灘上的烏托邦。近代奧林匹克運動（Olympic Movement）始於19世紀末，由法國的人道主義者古柏坦（Pierre de Coubertin）發起的和平運動。古柏坦有感於普魯士擴張主義對法國的威脅，提倡恢復古希臘的運動精神，希望以體育競賽取代各國的侵略主義，將促進人類和平與福祉立為奧林匹克運動的宗旨。經過多年努力，第一屆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於1896年雅典舉辦，之後每四年擇地舉辦一次。

古柏坦的理想顯然與現實不符，現代奧運創立不到20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原本選定1916年在柏林舉辦的第六屆奧運被迫取消，而且這將不是第一次因戰爭取消。戰敗的德國承擔發動戰爭的責任，國內也發生革命，廢除帝制，制定威瑪憲法，成立共和，走入一頁嶄新的歷史。而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國，自始就是奧林匹克運動非歐洲國家最重的參與者。20世紀後隨著國力的增長，美國幾乎成為能隻手推動與解釋奧運精神的體育大國，對奧運精神的維護自認責無旁貸。

德國的復甦十分驚人，進入30年代後，已漸漸走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陰霾。歐洲主要國家與美國相信一個新而強大且愛好和平的德國，對世界的穩定是一個正面的力量。在這樣的信念下，1931年五月，IOC宣布柏林為1936年奧林匹克運動會的主辦城市，將原本柏林就要在1916年舉辦奧運的榮耀還給柏林，十分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