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同佳送台案的香港視角——蔡政府論述的十大誤區

陳同佳送台案的香港視角——蔡政府論述的十大誤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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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連港府也沒有權力限制陳的自由,不能「押送」陳,那麼台灣警察就更沒有權力了。蔡政府的提議等同要香港公開同意台警在香港領土上行使港警也無權的執法任務。這是任何一個有獨立司法管轄權的地區都不能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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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涉嫌殺害香港籍女友潘小姐「一屍兩命」的港男陳同佳在出獄後有意到台灣投案。此事在台灣引發一場不小的政治風波。蔡英文政府應對失措,說法前後矛盾,而且「肉眼可見」不斷轉變立場。綜合而言,從「香港視角」看來,蔡政府對陳案論述存在十大誤區。

第一,指責香港「放棄管轄權」,「香港不管」、「拒絕行使司法管轄權」

所謂香港「放棄對陳同佳犯罪的管轄權」全非事實。香港司法系統並非「有管轄權」而拒絕行使。事實上,律政司已就陳回港後盜用潘的銀行存款起訴陳「處理犯罪得益罪」(俗稱「洗黑錢」)。這已經是律政司能找到的最高控罪(本來可以用較輕的盜竊罪)。法院已就陳的其他相關罪行判處其監禁。

律政司之所以沒能起訴其殺人罪行,是因為香港行「屬地原則」。除極少數罪名外,所有罪必須在香港的領土上(或稱司法域内)發生,香港才有權處理。同樣根據香港法例第212章《侵害人身罪條例》,只有在香港境内發生的殺人案,香港才有司法管轄權。於是,香港對港人在外地殺人「沒有」司法管轄權,香港政府不能就陳在台灣發生的殺人案起訴他。

顯然,「沒有管轄權」,和有管轄權卻「放棄」或「拒絕行使」管轄權,不能相提並論。

有人說香港法律學者張達明認為「域外法權」可以解決管轄權問題(見第二點),但是張達明的說法其實是「應該」修改現行法例,擴大域外法權,以解決管轄權問題;而不是「現在」就能解決。

事實上,香港對陳殺人沒有管轄權,正是在香港引發《逃犯條例》風暴的原因之一(或導火索)。在香港,根據「現有」的法例無法處理陳的謀殺罪,是整個社會的一致共識。這在香港討論過不知多少次,即便在台灣也有一大堆分析文章,蔡政府視而不見,令人遺憾。

第二,有人雖然認同香港沒有管轄權,但繼續指責香港「沒有」試圖解決這個問題,「不作為」,沒有為潘女伸張正義

可是,林鄭政府並非沒有試圖解決這個問題。試圖(用修改《逃犯條例》)解決這個問題,正是香港現在陷入政治動蕩的原因或導火索。林鄭一再強調,自己是希望為潘女伸張正義才要填補《逃犯條例》的「漏洞」。雖然,林鄭的話不可盡信,潘案不太可能是修改條例的「唯一」動機。但簡單地指責,香港政府沒有試圖解決這個問題,不符合實際。

在爭議中,林鄭和香港其他人士提出多種方案處理,可以從四個方面加以歸類。

從解決的方式來看,可以分為兩種:把逃犯移交到台灣,讓台灣處理;修改香港的法例,「港人港審」。

從解決的時效來看則可分為「一次性」的方案和「制度性」的解決方案。

從解決的「地域」來看,在「移交逃犯」這種解決方案内,則可分為只限於港台兩地、限於香港和「中國其他地區」(在香港語境下包括台灣)、以及普遍性的所有地區三類。

從解決的事項分,可以分為只涉及「極少數嚴重罪行」(如謀殺)、或「絕大部分在《逃犯條例》中的罪行」兩類。

林鄭希望一勞永逸地解決這類問題,於是提出了制度性地、針對所有地區、涉及「絕大部分罪行」的移交逃犯方案。並宣傳,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香港就會成為「逃犯天堂」。有趣的是,在台灣陸委會的聲明中也說,如果香港不解決這個問題,「就會成為逃犯天堂」。

不用說,《逃犯條例》方案爭議太大,以致很多人都懷疑林鄭別有用心,要完成中央的任務,也擔心因此中港法律區隔消失,因此引發反修例爭議。這裡不多討論。

第二條路,「港人港審」或是把香港法律從非常嚴格的「屬地原則」擴充到「域外法權」,在香港也曾廣泛討論過。其問題有三個。

第一,香港一直實行屬地主義,港人港審更改司法原則,「傷筋動骨」。第二,即使修法也面臨缺乏追溯力的法理難題,難以處理陳案。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正如港府在《逃犯條例》上「捨易求難」一樣,港府隨時可能把其他罪行(如不誠實使用電腦罪)也「加插」在港人港審中,以後會出現香港人在外地觸犯香港法例,回到香港被追究的問題。這威脅到所有海外香港人的安全,對港人來說,嚴重程度遠在《逃犯條例》之上。

合理的做法應該一開始就用「一次性的,針對發生在台灣的個案」進行移交,林鄭沒有聽從意見。不過,到了爆發《逃犯條例》爭議之後,連這種「一次性」的做法也不可行了。民主派議員在6月份曾再次提出類似動議,在各方批評之下灰頭土臉地道歉加宣佈撤回。

因此,在現行條件下,香港確實已經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了,陳某自首是唯一可行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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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指責香港把「麻煩」推個台灣,即認為台灣審理陳案是台灣政府的負擔

即使後來說「香港不管,台灣管」,但還是強調自己幫香港政府忙,彷彿給了香港政府什麼恩惠一樣。

從「情」的一面出發,這種思維方式尤為令人痛心。潘小姐在台灣被殺,一屍兩命,非常令人同情。即便在台灣,大部分的人民也認為台灣政府有責任為潘小姐伸張正義。通緝犯來投案,卻不肯收,非常不得人心。這正是人之常情。

從「理」的一面出發,管轄權不只是一種「權」,更是一種義務。說的是在歸你管的這塊地方,理應肩負在這片土地上維護正義的義務。即便一個外國人在台灣被殺,當地也有責任還受害者公道。因此,蔡英文不是幫香港政府,而是幫一個在台灣無辜被害的年輕女子和腹中的胎兒。這個女子剛好是香港人,這不等於她沒有資格,不能在台灣的土地上,也享有公平正義。

一個聲稱追求進步價值的政府,蔡政府應該最義不容辭地把正義放在第一位。不能只想權利,不想義務。

事實上,台灣地檢署一直跟進案件,要求把陳帶回台灣,他們的堅持正是為伸張正義,其態度與蔡政府相比,判若雲泥。

從「法」的一面出發,在國際法上,「屬地原則」的順位是第一位的。從來只有當地政府反駁其他國家用「屬人原則」等爭奪管轄權,絕少聽說過主動把案件推到其他地方。台灣《刑法》第7條就有「本法於中華民國人民在中華民國領域外犯前二條以外之罪,而其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者,適用之。」正如馬英九批評的,主動不要管轄權,正是「自貶國格」。

第四,認為陳是「被自首」

蔡政府在沒有事實基礎下就先質疑陳「被自首」,難以服眾。誠然,陳在香港法律框架下理論上完全自由,他要到台灣面對最高刑罰為死刑的審訊,「蠢」得「不合乎常理」。可是,在世界上投案自首大有人在,若陳「自首」不合常理,那麼是不是所有人自首都不合常理呢?

每個壞人都可能良心發現。陳若真的良心發現,也並非不可理解。陳曾在香港警誡下承認自己殺人,一屍兩命,依據其提供的線索,台灣警方才找到潘女屍體。陳沒有前科,年紀尚輕,從出獄時的表現看,並非殺人不眨眼的兇徒。更重要的是,此案引發了香港史上最嚴重的政治風暴。雖然這非陳所願,但有歉疚之心也合乎常理。

香港的主流價值鼓勵應為自己錯誤承擔責任。以最能反映主流價值的TVB劇集為例,凡涉及犯罪事件,親友大都勸說當事人自首,以後才可堂堂正正做人。這相信也是大部分社會包括台灣的主流價值。

但如果連投案自首都不鼓勵,投案自首就是「違反常理」,這非常令人失望。這種話在堂堂一國高層領導中說出來,更令台灣蒙羞。

無疑,勸說陳自首的人是香港建制派、擁有北京市政協委員身份的香港聖公會教省秘書長管浩鳴,讓人懷疑背後有北京主導。但管牧師長期為囚犯服務(這是其作為牧師的工作之一)。同時,也要看到,在整個潘案中,與潘家父母緊密聯繫的都是建制派人士。這樣,由管牧師勸服陳自首,幫潘家還一個公道,並非不合理。蔡政府一開始就否認陳良心發現,直接質疑其動機,令人難以理解。

第五,認為如果接受陳投案,就相當於把台灣納入「一中原則」,「矮化台灣」

這個思維也難以理解。礙於政治現實,香港不可能把台灣視為一個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地區。在原《逃犯條例》中,香港不能向「其他中國地區」移交逃犯,其中已暗含台灣在内。這可被視為「不作為」式的「一中原則」,雙方也長期默契地「務實互動」。

如果香港修改《逃犯條例》,再以此正式向台灣提出送逃犯,把「不作為」的一中原則變得「作為」,這才真正貶低了台灣的地位。台灣對此絕對不能接受。但香港最後連條例也無法修改,更遑論向台灣提要求。

陳希望以個人投案的方式進入台灣,在法理上與雙方政府完全無關,也不屬於正式的政府之間的任何事宜,也自然談不上貶低台灣的地位。

相反,蔡政府一開始要求先正式締結兩地司法互助協議,才肯接納陳投案,這才希望改變兩地默契的現狀。限於香港的政治現實,以及港府正在焦頭爛額地應付騷亂,這是港府不可能的任務,蔡政府此舉才明顯是強人所難,要政治「抽水」。

第六,認為把陳送到台灣是中國趁機干擾台灣選舉的陰謀

此事固然引起很大風波,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了蔡政府的聲望。此事發生之後,蔡政府民意支持有所下降,韓國瑜卻明顯上升。不能說和事件沒有關係。

但整件事怎麼看,如果真有「圈套」的話,那麼完全是蔡政府自己跳入「圈套」。正如不少台灣有識之士指出,蔡政府的應對應該很簡單,堅持「入境就逮捕,依法處理」就好。如果蔡政府一開始就採取如此態度,看不出會引起什麼政治風暴。

首先,法律進入司法程序,就和政府沒有關係;其次,選舉近在眉睫,案件又要偵辦,又要審理,到了選舉完也未必能審結案子,又怎影響選舉?

陳出獄後,對蔡英文政府的質疑達到頂峰。這時,管浩鳴卻說,為了避免陳成為焦點,可能要等台灣選舉結束之後才赴台投案。這更加說明,該事件並非中國為了攪局台灣選舉的陰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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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蔡政府提出「押送」陳回台灣

此舉更是不可思議。在香港法律中,陳出獄後已是自由人,港府無權再強制陳的行動。陳出獄後,在香港「自願」接受警方「保護」,是否出於其「真正自願」眾說紛紜,但在法律上,陳依然有自由。

連港府也沒有權力限制陳的自由,不能「押送」陳,那麼台灣警察就更沒有權力了。蔡政府的提議等同要香港公開同意台警在香港領土上行使港警也無權的執法任務。這是任何一個有獨立司法管轄權的地區都不能接受的。

這個要求在羞辱整個香港,而不是羞辱林鄭政府。就連一向與港府唱反調的香港民主派法律人(如前面提到的張達明)也公開呼籲港府不可放棄法律底線。一向反政府的《香港蘋果日報》的社論,也質疑蔡政府「過猶不及」,「對香港提出的要求獅子開大口」,「其中尤以拒絕陳同佳入境、要求到香港押解疑犯最受人詬病。」

是故,一直被批評的香港律政司,對此的聲明得到法律界的普遍認同。蔡政府的政治操作反而幫了林鄭一把。

第八,台灣有人引用2016年「石棺藏屍案」為例子,論證台港之間早有司法互助,「押送」陳離港到台可行

其實,兩件案件完全不能相提並論。2016年的案件,是三個香港人在香港犯案之後逃到台灣。台灣作為擁有獨立進出入境管理權的地區,對任何非台灣籍人(即便有簽證者)都可以遞送出境。當時台港合作,正是基於這個先決條件。而根據國際慣例,遞解出境之後需要遣返回原出發點(即香港)。所以當年台灣出動警察,把他們送回香港合理合法。

而這次,陳是香港人,香港政府無權把一個在香港法律下自由的香港人「趕出」香港,更不能把他送到台灣。一切投案事宜都只能是陳「自願」的前提下方可。

石棺案中,通過司法默契,香港警察留在香港籍的飛機(國泰)上,在國際法上仍然屬於香港領土。於是他們在登機橋上接管了幾個疑犯,沒有侵害台灣的司法管轄權。

相反,蔡英文政府一開始就說派台灣警察到香港押送陳回台,乃踏入香港領土執行任務,這當然侵犯了香港的司法管轄權。

現時蔡政府才提出的石棺模式,即台灣警察在台灣籍飛機上,讓陳一登機即逮捕。這在法律上是可行的方案。希望雙方不要為政治而罔顧正義,儘快讓陳受審。

第九,蔡政府又煽動非理性情緒,說讓陳「自由行」到台不可接受;更認為陳是殺人犯,「誰願意和一個殺人犯同機」?

其實,陳以什麼簽證入台,根本無關重要。如果秉持「入境即逮捕」,陳根本不可能施施然地自由行入境,再自己到警察局投案。在邊境就可以把陳抓住了。這有什麼「簽證」的問題。

筆者曾提出,最不涉任何「簽證」名義的方式,就是陳到中國大陸,從廈門坐船到金門,上船不查證件,上岸踏上金門才查證件和落地簽證。這時台灣警察抓住就可以了。如果坐飛機的話,只要是坐台灣飛機,警察也可以在飛機上就控制。最多是拿登機證的時候,讓服務人員「高抬貴手」讓他拿登機證而已。或者讓陳乘坐香港飛機經台灣轉機到第三地(如日本),中間踏上台灣領土投案亦可。這些都不涉及所謂「自由行簽證」的問題。

至於說「誰願意和殺人犯同機」這個問題更奇怪。其實從陳出獄時的畫面可知,陳是一個瘦弱青年,在飛機上又沒有武器,眾目睽睽,加上飛機上本身就有警察,他能威脅誰?

加上陳本身就是要到台灣自首,又何必在飛機上行凶。如果真有疑慮,在台灣飛機上,台灣可以安排警察逮捕。若陳乘坐香港的班機,香港安排部署多一些警察在機上戒備不就解決問題了嗎?

第十,蔡政府認為若香港不移交證據,無法對陳定罪,非要香港移交卷宗不可

由於案情沒有公開,筆者不知道台灣掌握了什麼證據,香港又掌握什麼證據。但從行内人士分析看,台灣方面至少掌握了六份資料,包括多份影像證據。這些資料證明陳與潘到台灣入住酒店,又最後自己一人拖著旅行箱離開酒店,之後獨自離台返港,潘不知去向。而陳在香港給出的口供,又幫助台灣警方找到裝著潘女屍體的旅行箱,與他離開酒店上的是同款。台灣還有驗記錄,相信不難找到陳留下的生物痕跡(比如窒息致死的潘女脖子上,陳的DNA甚至指紋)。這些證據足以形成完整的證據鏈起訴。

至於香港警方能掌握何種證據,目前看來最重要的就是陳在警誡下承認殺潘女。這個口供對台灣檢方是否這麼重要,陳到台之後會不會錄口供是重新承認(很可能),都是未知之數。至於台灣說的,陳如何在香港預謀殺人等等,沒有這些證據不能證明陳是故意殺人還是誤殺云云。這些都是基於香港警方查到了這些事的假設。其實陳也很有可能是臨時起意,談不上什麼預謀。

筆者認同香港警方應該盡可能地配合台灣。但移交卷宗涉及的是正式的司法渠道(而不是默契的),在現時政治現實下,未必可行。台灣要求把整個卷宗都移交給台灣為前提,非這樣不肯讓陳到台投案,這是故意製造障礙。

此外,也要說明,陳在台灣有為自己辯護的權利,因此個別有律師背景的台灣政客,說幫陳辯護,就是「魔鬼現形」,這完全違反了作為律師的常識。非常遺憾。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