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慣性思考大改造》:自由意志(如果我們真的有的話)究竟存在哪裡?

《慣性思考大改造》:自由意志(如果我們真的有的話)究竟存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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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一切的一切,源自昆德拉除了出版了一本小說,還參與了史上最危險的一件事:他問了「為什麼?」

文:畢.羅托(Beau Lotto)

改變「未來的過去」

神經科學史上最有名、最具爭議的實驗,是班傑明.利貝特(Benjamin Libet)在一九八〇年代初所做的一項實驗。實驗內容非常簡單:受試者必須動一動自己的左手腕或右手腕。

利貝特是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生理學系的研究人員,已於二〇〇七年過世,享壽九十一,但他源自當年那場實驗的一九八三年論文,至今仍相當出名。利貝特發現,我們的神經迴路帶來的行為決定,以及我們意識到這些決定的時間,中間有間隔。此一發現帶來今日仍爭論不休的討論,大家到現在還在吵大腦、人類意識與自由意志。怎麼會這樣?因為我們自認有能力主動提出具備創意的新想法,但利貝特的研究結果挑戰了我們的基本信念。換句話說,利貝特的實驗顯示,我們不是自身命運的主人——我們只是看著命運發生,誤以為自己有主控權。然而,我們的確有自主的能力(agency),只不過為了解如何行使自主能力,我們首先必須了解為什麼人有可能自主。

利貝特的實驗如下:研究團隊先將電極固定在受試者的頭皮上,測量大腦的電活動,接著要求受試者動自己的左手腕或右手腕,但動之前,要在做決定的那個當下回報。回報方式是透過一個精巧的碼表,那個裝置能以精確到毫秒的程度測量三件事:受試者的神經電訊號顯示大腦做出決定的瞬間(德文是Bereitschaftspotential,即「準備電位」〔readiness potential〕)、受試者有意識地做出決定的瞬間、受試者手腕實際做動作的瞬間。結果如何?平均而言,受試者皮質的「準備電位」,比自我意識到要動的決定,早四百毫秒出現,接著後者又比實際動作早兩百毫秒。雖然這項研究發現感覺上直截了當,顯示出自然的「順序」,實驗背後的哲學意涵從當時到今日卻不斷掀起波瀾。

利貝特(及其他許多人)的詮釋是此一研究發現顯示,受試者有意識的決定是虛構出來的東西,那些根本不是決定……至少不是我們一般以為的那樣,因為受試者尚未意識到它們之前,它們就出現在大腦中。大腦特定網絡內的相關吸子狀態,搶先在有意識、名義上做決定的心智之前出現,接著決定才出現在意識之中,假裝成手腕動作的成因。言下之意,現在的決定,不一定屬於有意識的「主動意圖」(proactive intention),而是屬於決定著自動感知行為的神經過程。再繼續往下推論的話,自由意志不存在。如果這個結論正確,利貝特的實驗顯示人類是「終極的虛擬實境體驗」(自己的人生)的被動觀察者。

過去這些年來,利貝特的研究發現太具爭議性,帶來全新的研究領域——自由意志的神經科學。利貝特的實驗同時讓哲學家心煩意亂或欣喜若狂。究竟是喜是怒,要看那位哲學家站在「決定論 vs. 自由意志」這個古老爭論的哪一方,因為利貝特的實驗證實,我們並未控制著我們現在做的事,我們當下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反射性反應,即便我們並不那樣覺得。我們其實只不過是永遠在對此時此地做出反應——至少在我們「沒」意識到的情況下如此。

缺乏主動性(proaction)的意思,不是我們無法依照意圖做事。帶著意圖行動的關鍵是覺察(awareness)。一旦我們意識到感知的基本原理,「人類並未看見現實」這件事可以變成我們的優勢。別忘了,我們所有的感知,只不過代表著我們與社會認為「什麼東西有用/無用」的過往感知,也因此雖然我們無法有意識地控制「目前的現在」(present now),依舊可以影響「未來的現在」(future now)。怎麼影響?方法是改變「未來的過去」。我們因此必須問一個很深奧的問題:自由意志(如果我們真的有的話)究竟存在哪裡。

什麼意思啊?

利貝特的實驗顯示,我們對於當下事件的反應,不太能靠自由意志控制……甚至是完全沒辦法。然而,藉由想像(幻覺)的過程,我們的確有能力改變過往事件的意義,不論那些過往事件發生在一秒之前,或是以某些文化「瀰」來講,發生在幾世紀之前。「重新賦予意義」(re-meaning)或是改變過往事件的意義,一定會改變我們「過去」體驗這個世界的歷史——當然,事件本身沒變,源自相關事件的感知資料(sensory data)也沒變,但決定著感知的統計史變了。從感知的角度來看,施展自由意志,重新賦予意義給過去的意義史(也就是我們的敘事),將從那個當下改變我們未來的歷史……也就是我們的「未來的過去」。

此外,由於未來的感知——如同各位現在正在體驗的感知——也將是對於曾經活過的實證史的反射性反應,改變自己「未來的過去」,將可能改變未來的感知(諷刺的是,兩者皆是在沒有自由意志的情況下產生),也因此我們建構的有關於自己與這個世界的每一則故事,不論是看了心理治療師之後得出的故事,或是來自行為認知治療,或是來自讀了例如本書的「科普書」,幾乎都是在試圖重新賦予過去的體驗意義,目的是改變個人/集體的未來反射性行為。

然而,說了這麼多,我們實務上如何能開始改變自己的「未來的過去」?

答案是從一個問題開始……或從一個玩笑開始。

偉大的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的第一本小說《玩笑》(The Joke),很適合拿來說明這個概念,剛好可以用來一層一層解釋。《玩笑》的故事主人翁是一個叫路德維克(Ludvik)的年輕人,路德維克因為在一九五〇年代共產黨統治下的捷克斯洛伐克,開了不恰當的玩笑,「樂極生悲」。路德維克因為覺得暗戀的女孩不懂得欣賞自己,寄了一張明信片過去,上頭寫著:「樂觀是人類的鴉片!健康的氛圍蠢到發臭!托洛斯基(Trotsky)萬歲!」女孩將這張具有顛覆意涵的明信片交給有關當局,路德維克的未來從此天翻地覆,造成他多年後做出殘酷行為。然而,在小說的結尾,已經成熟的路德維克回想自己的過去,得出決定論式的結論(可能還是方便的結論)。路德維克判定自己開的玩笑所造成的影響,如同其他看似無害的行為,其實源自人類無法掌控的歷史力量(明顯與自由意志相反的主張):「我突然覺得,一個人的命運通常在死亡之前,就已經完結。」

諷刺的是,《玩笑》不只說出路德維克的人生就此天翻地覆的故事。這本書出版後,昆德拉自己的人生以及他的國家,真實人生中的故事也因此發生變化。《玩笑》出版沒多久,一九六八年激進的社會運動「布拉格之春」(Prague Spring)擁抱這本書,學習書中桀驁不遜的態度,反抗壓抑民眾的政府,這本小說因而立刻被禁。昆德拉的書和路德維克的玩笑一樣,「自我複製成更多、更多的大量愚蠢笑話」。不久後,昆德拉失去教職,流亡法國,人生的軌跡就此改變。獨裁政權視這本小說及其名義上的玩笑為威脅,認為小說作者離經叛道,具有威脅性。

政府(尤其是極權政府)與政治化妝師明白重新賦予歷史意義的威力。有能力影響「過去的意義」的人士,從根本上影響著認同過去的人在未來的行為。如同昆德拉的小說,以及許多前輩與後繼者的作品,問「為什麼?」,質疑客觀上如同墨水、紙張般無害的某件事的過去,成為引發漣漪效應的反叛行為……最終影響了昆德拉自身的未來。昆德拉在多年後的一場訪談中嘲諷,自己寫的每本小說都可取名為「玩笑」。

一切的一切,源自昆德拉除了出版了一本小說,還參與了史上最危險的一件事:他問了「為什麼?」

會問「為什麼」,顯然是覺醒了……主動質疑。《玩笑》這本小說證明了「問為什麼」的威力。「為什麼」具備的顛覆特質,可以從這個問題在史上掀起的改變看出來。此外,從政府機構、宗教拚命壓制人民問「為什麼」,以及最諷刺的是從教育體系拚命禁止我們問「為什麼」,也可以看出這個問題具備的顛覆性。創新者因此靠著問「為什麼」,展開得出新觀點的過程,改變「未來的過去」。創新者質疑的不是普通的事,他們質疑「我們當成事實的事」——也就是我們的假設。質疑自己內心的深層假設,尤其是定義著「我是誰」(或是定義著你的人際關係、定義著社會)的假設,是世上最「危險」的一件事,最有可能帶來轉變,也最有可能帶來破壞。

「問為什麼」會有如此龐大的影響力,原因是這個問題會改寫過去,讓你以新方式思考先前認為「本來就是這樣」的概念與情境。如果你不問自己為什麼會有某個反應,就不可能出現不同反應。然而,學會不斷問「為什麼」並不容易,尤其是在這個不能沒有資訊的年代。

「大數據」是二十一世紀初的熱門詞彙,人人琅琅上口。從醫學到貿易,再到一天之中數自己「做了幾步運動」的個人,對於大數據的迷戀,已經在社會上許多領域生根,甚至有一個流行樂團也叫「大數據」(Big Data)。「大數據」一詞本身只是指數量非常龐大的數據集,大到需要靠新的數學分析法,以及無數的伺服器,才有辦法處理。大數據,也或者該說是蒐集大數據的能力,已經改變企業做生意與政府看待問題的方式,媒體大肆宣揚大量的資料庫,將帶來先前看不見的洞見。

企業靠著蒐集民眾行為的詮釋資料(metadata)……目前主要的應用範圍是我們使用網路時的觀看/購買/旅行習慣……將有辦法直接對我行銷:針對我的「偏好」(也就是我的「假設」)下手。Netflix或許比較有能力針對我們的喜好推薦電影與節目;亞馬遜(Amazon)或許比較能依據我們在春天會買的東西,對著我們行銷,提振銷售量;交通APP或許比較能依據我們對於趕時間與看風景的取捨,引導我們的路線;健康研究人員或許比較能察覺我們體內何處藏有健康危機。

諷刺的是,大數據本身不會帶來洞見,因為被蒐集的是誰/什麼/哪裡/何時(who / what / where / when)的資訊:有多少人點選或搜尋某件事、他們是何時、在何處做了那件事,以及其他所有可量化的數據。這堆誰/什麼/哪裡/何時數據帶給我們的東西,就只有「大數據」三個字坦蕩蕩說出的東西:一堆該死的數據……

要是少了讓情境有用的大腦(以及在未來,少了有AI輔助的大腦)——有效找出聰明隱喻,讓情境有意義——資訊幫不了我們。不曉得「為什麼」,就找不出可以運用在各種情形的法則(基本原則)……例如重力法則。重力法則不是只能用在特定一樣東西上,凡是有質量的物體都適用。另一方面,如果只知道結果,不了解背後的原因,也只是一堆漂浮在乙太之中的數據點,本身並未提供實用的東西。大數據是資訊,等同落入眼中的光模式。大數據就像人眼回應過的刺激史。前文提過,刺激本身無意義,可能代表著任何事。大數據也一樣,本身無意義,除非是具備轉化力量的東西,被用在數據集上……那就是理解。

理解可以減少數據的複雜性,讓資訊的維度(dimensionality)化為較低層次的已知變數集。想像你加入研發新型暖氣裝置的新創公司,你們想要針對特定人士行銷。做研究時,你測量各種活體動物的體溫,尤其是牠們的失溫速率。你發現動物皆以不同速率失溫,你測量的動物愈多(包括人類),手中數據就愈多。由於你很專心、很努力測量,你產出維度愈來愈多元的大量數據集,雖然你的測量看似簡單明瞭,其實每種動物都有屬於自己的維度。然而,測量出來的數據本身沒告訴你任何事,沒說出每種動物是如何有著不同的失溫率,也沒說出為什麼會不一樣。

你想整理這個失溫數據集,然而整體來講,你可以採取的方式五花八門。應該依據類型、顏色、表面特徵分門別類嗎?或是同時依據一個、二個或N個變數?最好的(或「正確的」)整理方式是什麼?此時提供最深度的理解的答案是「正確」答案。以這個例子來講,應該依據體型來分類,我們知道(因為真的有人做過這個實驗)體型與表面積成反比:體型愈小的生物,表面積相對大,失去的溫度也多,需要以其他方式額外補足失去的體溫。這個答案提供了演化試誤流程的條件,你因此知道該採取什麼辦法來找出解決方案。

好了,你得出適用於各種情境的原則。一度數量龐大、高維度的數據集,如今成為維度單一的簡單原則(維度「坍塌」〔collapse〕了)。這個原則來自利用數據,但不是數據本身。理解可以使你跳脫情境,原因是不同的情境會依據「原本未知的相似性」(原則存在的地方)被簡化。「理解」就是這麼一回事。你「理解」時,大腦甚至會有相關感受。你因為「認知負荷」(cognitive load)減輕,壓力與焦慮跟著減輕,情緒狀態獲得改善。

讓我們回到悶悶不樂、被犧牲的《玩笑》小說男主角路德維克。他的人生哲學是否能應用在人類感知上?你所感知到的「命運」,是否已經「注定如此」,你無力掌控,因為命運已經受歷史的演化力量型塑,自由意志無法反抗?絕對不是這樣。「為什麼?」這個問題不但促成了布拉格之春,也是法國革命、美國革命、柏林圍牆倒塌的源頭。帶來社會改變浪潮的革命者與普羅大眾,全都問了相同的問題:為什麼事情要是這樣,而不是另一種情況?有夠多人問自己這個問題時,突然間有可能發生非常難以預測的大事(無法以先驗方式加以定義的事)。原因很簡單:問誰/什麼/哪裡/何時所帶來的答案,是被隱喻上的街燈照亮的可見空間(也就是「測量」)。

當然,整體而言,測量是必要的,敘述也是必要的,然而數據不是理解。舉例來說,傳統學校持續傳授可以測量的東西(靠填鴨式學習得到的答案),然而這樣的教學法,不會使被評量的學童得以「理解」。這是在街燈下教學。我們知道自己的鑰匙,不是掉在街燈照得到的地方,而是在暗處,但我們不尋找暗處,待在有燈光的地方,得出愈來愈多可測量的數據。儘管某些形式的測量,需要相當了不起的工程技術,不過蒐集數據很簡單,理解「為什麼」才困難。我再強調一次……重點不是知道,而是理解。

也因此思考TED演講(TED Talks,有趣的思考者在台上向聽眾解釋理念的熱門線上影片)興起時,我們該思考的不是「值得分享的理念」,而是「值得問的問題」。好問題(多數問題不是好問題)和大腦一樣會揭曉與建立連結,自我們接觸不到的客觀現實中,建構出某種現實……我們用來理解未來的過去。

這就是為什麼作家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有一句話相當有哲理:「每一個笑話都是一場小革命。」值得注意的是,問「為什麼」的歷史淵遠流長……從古希臘的蘇格拉底,一直到二十世紀的維根斯坦,這是自古以來哲學思想家的傳統。哲學家質疑先前的假設(或是偏見、參考架構〔frame of reference〕),加以闡揚、扭轉或試圖破壞,以新一套的假設取代,接著另一名哲學家以相同的方式,對新的假設做一樣的事。看似神祕的質疑法,一點都不神祕,不但是一種可以學習的能力,在力求明確萬靈丹答案的世界,也具備相當實際的重要性。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必須在日常生活中,重新找回哲學的方法與做法。

任何有創意的事物,最初都是來自這樣的哲學質疑,這也是為什麼在逐漸消失的學科中,哲學可能是最實用的一個。學校甚至很少教孩子如何問問題,更別說教孩子什麼是好問題,也沒教找出問題的方法,也因此不論是從抽象概念或實務上來講,我們是「優秀工程師,卻是糟糕的哲學家」。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慣性思考大改造:教大腦走不一樣的路,再也不跟別人撞點子》,時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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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畢.羅托(Beau Lotto)
譯者:許恬寧

一場紙上實驗,換一顆有創意的腦。

大腦的思考動線比你想的還固定!
養成史上最年輕科學家的實驗室,
用簡易科學推翻感知的慣性,
開發深埋直覺背後的創意潛能。

  • 媒體盛讚:本書有如親民、互動版的《快思慢想》。
  • 專家大推:本書要動搖你對現實的感知,而且很有可能會成功。
  • 作者創辦的實驗室,培養出史上最年輕(小學生)的發表論文科學家。
  • TED視錯覺影片,累計逾6,700,000瀏覽人次。

打破慣性,思考才能急轉彎。

人類的感知系統是演化而來的產物,為了利於生存,大腦慣性排除任何具有不確定性的事物,以致於感知經常抄捷徑,做出錯誤的結論。

享譽全球的神經科學家透過書中的特殊編排、視錯覺圖與互動式實驗,從各個面向撼動感知的慣性,為讀者重塑一顆會轉彎的腦袋。

眼見不能為憑,視覺比你想的不可靠。

羅托教授一針見血地指出:人類的視覺看不清世界的真貌。2015年網路瘋傳的藍、白洋裝照片(上網搜尋the dress that broke the internet)即是最佳的例證。同一件洋裝照片,有人看來是白色、有人看來卻是藍色,此現象掀起全球網民與媒體(包含CNN、艾倫脫口秀)的熱烈討論,藍、白兩派各有各的支持者。然而,大部分人驚異的是視覺可信度嚴重被摧毀,卻鮮少人探究如果人類的視覺系統能翻新,又會是何種境地?

除了喧騰一時的事件,科學界的諸多實驗都能輕易推翻「眼見為憑」的信念。像是同一個顏色的圓形,放在深色或淺色的不同背景中,眼睛接收到的就會是「不同」色階的圓形。

除了視覺,其他感知同樣經常在耍笨。

把實驗標的從視覺轉移到其他感知,同樣可以見證感官受慣性誤導的結果。把受試者的一隻手用隔板擋住(使受試者看不見),並在他眼前放置一隻橡膠假手,接著對著假手搔癢,受試者跌破眾人眼鏡地產生了癢的感覺。這就是著名的「橡膠手錯覺」實驗。

跳脫感知的慣性,擁抱不確定,勇於質疑才能抵達新境地。

羅托教授指出,唯有偏離大腦的制式反應,才能汲取全新的創造力,歸納出五大原則如下:

  • 把「不確定」當成好事。
  • 嘗試多元性體驗,才能啟動改變的引擎。
  • 建立多元的合作關係,老鳥、菜鳥相輔相成。
  • 把發想創意的過程,當成一種內在的獎勵。
  • 勇於質疑,有意識地採取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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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時報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丁肇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