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人圍觀九歲童被活活打死，是什麼原因造就了冷血、麻木的中國人？

11月5日，湖南長沙一位九歲男孩在自家小區樓下，被疑似精神病患者的一位成年男子活活給打死了。

令人難過的是，案發地段，不是荒郊野外，而是一個人口500萬以上省會城市；案發地點，是人來人往的城市住宅小區；小男孩從被追趕、奔逃、掙扎、毆打直到被打死，過程持續長達半個小時之久，全程在小區保安、現場施工工人以及遛彎街坊近100人的圍觀注視之下。

人們最難以接受的，應該也在於此。

我曾試圖搜尋案件更多信息，希望找到一、兩位試圖出手相助者，可惜，沒有；最後出現的一位上前試圖阻止的，還是聽聞動靜後趕來的行兇者的父親——一位與行兇者存在血緣關係者。而此時毆打已持續了30分鐘，早已無力回天；事後趕到的公安及急救醫生宣告，孩子已經死亡。

這已不是個案，這位小男孩命運和「佛山小悅悅」、福建少女在眾人圍觀拍攝下被精神病人性侵、武漢女大學生意外摔倒公交站台脖子被柵欄卡住無人相救在掙扎中死去、長沙晨練意外摔倒的老人因無人相助最後不治……等等不幸者大抵相似——都是個體意外身陷險境，儘管處於人類同類的包圍之中，但得自己獨自面對，得不到同類的幫助，直至在絕望中等待最壞結果臨到。

眾所周知，中國政府實施信息管控，以所謂「淨化網絡空氣」名義，將可能有損於統治者「偉大、光榮、正確」形象的「負面信息」通通屏蔽，或者做為「網絡謠言」予以打擊清理。像小男孩、小悅悅等案例被公眾知悉，應純屬意外。一個不爭的事實，在中國，如果你不幸受困，財產乃至生命安全處於極度危險之中，不管你是否身處人潮擁擠的街頭，除非身邊有你的親友，你不能指望洶湧的人群中會有「陌生人」能出手相救，使你脫離險境，一般來說，你不會比「小男孩、小悅悅……」等人更幸運，你將處於孤立無援境地，將是大概率事件。

一件件悲劇的發生，我們的確可以大肆譴責中國人的冷漠，大肆去斥責這些麻木的靈魂，但是，這次我卻不想，不是我對這個結論有太多異議，而是我想麻木、冷血只是一個目前現狀、一個結果——一個因長期的一些原因從而導致的結果。同為上帝創造的人類絕非一貫如此邪惡，歷來勤勞淳樸古道熱腸的中國人哪裡去了？

那麼，是什麼原因造就了當今如此冷漠的中國人。我試著做點分析，以小男孩案為例，為這些被斥為冷血、麻木的圍觀的人做些辯護。

公共服務產品提供缺失

首先，這群圍觀者中 ，是有人報警了的。並且，直接導致小男孩之死的，顯然並不是這些圍觀者，而是疑似精神病人的那位兇手，只不過，圍觀者中若有人出手相救，則可能阻止死亡結果的發生。但是，我們不能因此而否認是兇手直接殺害了孩子的事實，圍觀者不是沒有責任，但他們的責任，是沒有盡到救助的責任，絕不能將「救助責任」與「直接傷害責任」等同、甚至超越直接侵害者之罪孽而歸咎。這也是此類事件發生後，中國官方主流媒體的引導方向，並且這種引導能一再奏效，很多人因此得出中國人素質論，進而，推論出低素質的中國不配擁有自由，只配專制獨裁的政府。

至於精神病人管控、警察出警不及時、以及中國人平均所擁有的十個以上的所謂「治安監控攝像頭」等公共服務產品，為何總是不見奏效，便無人關注，因為大家都忙著譴責圍觀者的冷血、麻木去了。顯然，這是政府喜聞樂見的。也正是筆者首先表明殺害小孩的責任是兇手，而不是圍觀者，這個看起來十分簡單道理著墨分析的原因。

本案中，可以更多歸責於政府公共服務提供上的問題，至少存在精神病人管控不作為，以及警察出警不及時兩個方面：

首先，精神病人管控

在中國，凡市一級別的地域，都設有至少一家以上的精神病醫院，並且與公安、法院、檢察院及武警一樣，歸口政法委管理；除了按地域設置的各種精神病醫院以外，公安系統內部還設置分別屬於公安部、地方公安廳局部的精神病醫院。從機構設置上看，中國政府對於精神病的社會管控不可謂不重視。按理，像本案中的具有對公眾嚴重人身傷害威脅的精神病人，是能夠得到嚴格的控制的，但是，在中國，精神病人傷人事件卻屢見不鮮，顯然，事實上並沒有履行好這一職責，保護好精神病人和防止精神病人傷及公眾。

那麼，為什麼不奏效？如此龐大精神病管控機構存在的意義在哪裡？筆者沒有直接證據證實，只能從一些知悉的案例中去探尋，通過這些間接證據予以印證。第一個是上海潑墨女孩董瓊瑤，她因為在上海機場，對著一幅中國領導人戶外畫像潑墨而逮捕，其後便憑空消失，官方再傳出消息時，是告訴公眾，這個女孩患有精神病，在其家鄉株洲精神病醫院強制接受治療。而她的家人證實，董瓊瑤並沒有精神病史，其家族也沒有精神病歷史。

另外，筆者所知的至少有一位上海女律師，也一直被威脅送精神病醫治，而這位女律師因為經常批評政府及領導人，律師證早已被註銷。另一件讓精神病醫院機構進入公示視野的，就是上海楊佳殺警案，案發後楊佳被逮捕，而楊佳聲稱只相信其母親委託的律師劉曉原，而劉曉原通過多方努力，才在精神病醫院找到她，在楊佳案發後，楊佳母親便突然被政府部門送進了精神病醫院。只有想不到，沒有做不到，龐大的精神病管制機構，竟然如此妙用。

其次，警方出警不力

小男孩被傷害時間長達30分鐘，而警方到場時已是30分鐘以後的事了，而此時小孩早已死亡。案發地點不僅是堂堂省會城市，案發地點離最近派出所距離也不到幾分鐘的路程。儘管，中國政府不僅裝備有編制數量第一的各類警察、協警、治安聯防，並且四處都設監控攝像頭，不僅電梯、大廳、走廊、馬路……總之無處不在。

如本案小孩被害過程，就被多個角度的監控所捕獲，但是人臉識別也好、行為模式分析也好，通通失效；那些數量龐大的警察也不知在哪裡？但是，做為生活在這片土地上人來說，一個切身體會就是，當你駕車違規時、無論白天黑夜，高清攝像頭總是清晰有效記錄你的每一次違規行為，並且，罰單總是及時的送達到你手中，抑或幾個所謂對社會問題發表批評的人士，若被冠名於「敏感異議名單」往往聚在一起吃個飯、開個會，警方總是如神兵天降般及時到場來「查身份證」。但是，真正普通人需要的時候，如小孩被搶、車輛被盜，或者本案這種惡性案件發生之時，這些高科技監控裝置將會失效，這些如此龐大數量的警察，卻總是姍姍來遲。

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社會規則（法律）的不確定性

中國的立法，也像一個個中心城市的基礎建設一樣，領導一聲令下，拆除和建設，可以在一夜之間面貌換新，儘管紙面上的法律也一樣，包羅萬象，已十分像一個法治國家的樣子，但是，中國的執法部門首要執行的，不是這些法律，而是法律之外另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規則，即各級黨政領導的個人意志，而領導個人意志卻不具有確定性，因此，人們對於同一件事的結果卻很難預測。守法不一定得到益處，違法更不意味著受到懲處。

具體到本案為例，圍觀者若有人出手相救，則意味著可能傷害兇手，或者自己受傷，亦或者自己也同樣面臨因不敵兇手而無人援手的境地。若成功制止了小孩被害，但制止過程若造成兇手致傷甚至致死的後果，按照法律，屬於因制止自己或他人受到不法傷害的正當防衛，是不負刑事責任的。但是，由於法律執行的不確定性，誰知道這個兇手是什麼來頭，是不是哪個市長、書記的親戚，如果進入到法庭，見義勇為者究竟會被法官怎麼判，誰知道，南京彭宇案絕對不是個案，若本案假設發生，若筆者做為見義勇為者的代理律師，坦白來說，我在中國17年律師經歷告訴，對結果我也同樣無法預測；因為作為律師，只知道根據法律規定來做預測，而這次法官判案的幕後，究竟是根據誰的意見，我無法知道。

價值觀（人性）長期被扭曲

一個國家的政治生態，對國民性格、氣質的形成，是具有較大影響的。筆者觀察，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同樣在朝鮮半島生活的因不同的政治體制，韓國和北韓的人們，氣質外貌以及行為模式，竟會很大不同。同樣，台灣、香港和中國人的氣質差異，同樣較大。

由於中國政府一貫奉行「槍桿子裡出政權」的執政理念，對待人民，不管你服不服，反正我有兵。但是，與一般獨裁政權不同的是，中國共產黨尤為重視宣傳包裝，哪怕是經濟最為窮困的年代，宣傳系統都是重中之重，更何況，近些年由於通過加入WTO獲得國外資金技術投資，並藉助於十多億人口的廉價勞動力，加上上天賜予的豐富的自然資源條件，經濟得到階段性大發展，包裝宣傳則是更上一層樓。

以政權組織形式為例，明明是黨管一切的一黨獨裁體制，偏偏包裝成多黨合作、民主集中，硬生生養了十多個所謂「參政、議政」的「民主黨派」；明明是「黨政一體」，各級官員都中共一手包辦、安排，不是民眾選舉產生，但卻硬生生比照民主國家參、眾議院模式，弄出各級人民代表大會，興師動眾開會「選舉」黨和國家領導人，「決定」國家一切大事……開會的、討論開會的、傳達所謂會議精神的，好不熱鬧，不亦說乎。個個都是好演員，其實，他們說做所說的，自己也不信。

中國人長期就是在這種大的政治生態環境下生活，而能夠躋身所謂上流社會的當官的、發財的所謂成功者，精神豈不嚴重分裂，但是，這些人格分裂的說謊者，他們確是這個國家各個層面價值觀、成功示範者、引導者，當一個社會整體趨勢是這樣「假、大、空」氛圍之下，人性中原本的良善、狹義、古道熱腸，與人性中的趨利避害，必然此消彼長。長期這樣的環境，人性怎能不被扭曲，情势比人強，這些普通的圍觀者，怎會敵過情勢，又怎能不去不算計得失，在人性良善與自保擔心之間，怎能不一次次的狼狽退縮。

人性沉淪，令人悲哀。但人性的甦復，不是全靠責罵圍觀個體解決，相反，批評的矛頭，該指向這個讓壞人囂張、好人沉默的政治生態。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