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蒙運動(上)》:比起中世紀的西塞羅,文藝復興的西塞羅更接近有血有肉的人

《啟蒙運動(上)》:比起中世紀的西塞羅,文藝復興的西塞羅更接近有血有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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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西塞羅的聲望在文藝復興時期中節節升高,助長了當時人文主義者更進一步強烈追求古典復甦的渴望,而促成了許多輝煌成果。

文:彼得・蓋伊(Peter Gay)

源頭的淨化

文藝復興運動和啟蒙運動很像,都有一段歷史,有一段複雜的進化過程,都有倒退的時候,各地不同,均有其派系和分支,也一樣有其激進派和懷舊保守派。從佩脫拉克的伊拉斯謨斯(Erasmus)的路很長——不管是實質上或感情上的距離,都比洛克到康多塞的路長。喬托(Giotto)不像拉斐爾(Raphael)那樣在作畫,薄伽丘(Boccaccio)不像馬基維利那樣在寫作:經過長時間過程的演化,興趣改變了,觀念和風格也跟著改變了。達朗貝在《百科全書》的〈序言〉中寫道,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者開始像是博學的古物研究學者,然後開始研究文學,最後成為哲學家。但是在這些名目繁多的研究領域底下,大家都有共同的理想和一致的追求認同的思維方式。

這些一致的理想和思維方式背後有其成因,那就是其各代言人之間非正式的結盟體。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一樣,皆由文學人士所主導,其聯繫媒介取決於一種強勁活潑的兄弟情誼,但這種兄弟情誼並非來自階級,而是才能。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者和啟蒙運動的啟蒙思想家一樣,他們主要在為一個運動而不是自己的小圈子發言,而且他們都具有策略性身分,從事活潑有力的活動,他們大多是歷史學家、古物研究者、道德哲學家、詩人、學者以及藝術批評家,有的甚至還尋得機會步入政壇,成為政治人物或宣傳家,或進入大學校園成為教授。

人文主義者和啟蒙思想家相像的地方還有一點,就是他們都擅於聯繫友誼,藉此進行任務,他們互相讀對方寫的書,到處旅行互相從事辯論活動,然後組織可以發揮他們談話藝術的學問研究中心,他們在歐洲各處傳播他們的學識,並往下一代傳承下去。他們當中有許多人是愛鄉和愛國者,有時是出於天性,有時是為了利益,他們會以滿腹經綸的拉丁學問服務鄉里,在字裡行間讚頌佛羅倫斯而貶抑米蘭,或倒過來讚頌米蘭而貶抑佛羅倫斯。

雖然如此,一旦在學問中涉及哲學的風格時,他們就立即表現文學人四海一家的風範,大家不分彼此。早在伏爾泰和康德之前,他們就主張哲學家不管大家意見如何分歧,都應該放下歧見為尋求真理而合作努力,藉以達到某種宇宙性的和諧團結。人文主義者最後一點和啟蒙思想家一樣的是,他們會培養和國家聯繫為一體的機會,他們會成為政府的僕人、通訊者以及朋友,在必要的適當時機,也會挺身成為政府的批評者。

啟蒙思想家大多成長於知識階級的貴族及商賈所聚集的世俗都會環境之中,人文主義者亦然,他們也是由商業巨賈和教會高級顯貴所統治的活躍商業城市的產物。「商業的發展,」羅伯遜在稱讚義大利的城邦政治時如此寫道:「有助於提昇歐洲其他國家在禮儀方面的進步,為他們建立秩序、平等、法律及人文精神等。」啟蒙運動中思想家和權貴的熱烈交往方式一樣見諸於文藝復興運動時期,這種情況對整個大環境相當有利:社會變得哲學化,相對哲學家也變得社會化。

有更明顯的理由可說明為什麼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那麼相像,那就是兩者都崇拜古典,特別是古代羅馬的經典。當然,古代的一切對他們而言,面貌是不同的:啟蒙運動心目中的古代世界是古典的和獨特無二的,同時其批評性的世界觀具有相當的影響力,這與現成的,像是已經完成的成品的人文主義者並不互相衝突,其古典的東西必須加以挖掘才能發現。

瓦爾堡(Warburg)說過,古代的經典都藏在魔鬼背後,長久以來,理性和魔術都一直和平共存:雅典必須從亞歷山大那批人手中恢復過來。許久以來對古典本質面貌的爭論並不是人文主義者關切的重點,但卻是他們結盟或分裂的根源,他們對古典本質面貌的恢復努力不懈,即使結果並不令人滿意,卻是使整個文藝復興運動的學術活動變得活潑有力的重要因素。

在佛羅倫斯,著名的政治家和人文主義者布魯尼(Leonarde Bruni)於一四二八年以隱喻的口吻吹噓道,只有在佛羅倫斯,我們終於能夠恢復拉丁和希臘的學問,使得人們「能夠面對面而不必再透過可笑的翻譯面紗,去直接接觸古代最偉大的哲學家和最令人敬佩的雄辯家,還有那些滿腹經綸的傑出學者。」這樣的誇大言詞說明了人文主義者和啟蒙運動的啟蒙思想家對古典的認知並不一樣,卻只能說明他們各自心目中的古典之間強烈的關係:人文主義者的古典像一本有圖畫說明的手稿,啟蒙思想家的古典像一本印刷的書本——同一個祖先,有一點古色古香,顯然來自同一個家庭。

這種「家族相似性」可由他們不約而同對西塞羅的崇拜看出來,啟蒙運動的啟蒙思想家之中,比如米德爾頓、孟德斯鳩或伏爾泰等人,都分別寫過傳記、讚頌辭或戲劇歌頌過西塞羅,文藝復興運動中,佩脫拉克曾經熱烈研究過西塞羅,布魯尼寫過西塞羅的傳記,朗格里奧斯(Longolius)更誇張,他說他只引用西塞羅作品中的話,像伊拉斯莫斯(Erasmus)這樣的人文主義者會諷刺那些人為「西塞羅的模仿者」(Cicero's apes),但他這麼說主要還是出於對西塞羅的崇敬之情:他說,在十六世紀,去模仿西塞羅寫作並非將他佔為己有,而是去傳遞他的精神,西塞羅是無法模仿的。

西塞羅被重新發現並非一朝一夕促成,整個發現過程是很緩慢的。就我們所知,一直到十二世紀為止,基督宗教讀者只是把西塞羅看成一位宣揚宗教靈修生活的偉大雄辯家,至於經院學派只侷限於接觸西塞羅龐大著作中的斷簡殘編,認定他鼓吹活躍外在生活而加以否定。然後到了一三五四年,佩脫拉克發現了西塞羅寫給好友阿提寇斯(Atticus)的信,感到既興奮卻又覺遺憾,他在一封坦誠而帶有閒聊性質的信中看到的是一個熱衷追逐名利的律師和政治家,渴望掌聲和別人的認同。這裡反映出來的是一個行動派的異端思想家,坦誠而不造作。

佩脫拉克為此一發現而感到困惑:西塞羅熱衷名利的做法在他看來似乎違背了一個真正哲學家的天職,毋寧是一種悲哀的脫軌行為。但對佩脫拉克而言,他一直努力在他所崇拜的古代心靈身上尋求某種純潔風格之際,西塞羅的做法可能會是一個警告和一個指引。佩脫拉克嚮往孤獨生活,努力在退縮生活中追求神聖的事物,但同時卻又把「閒暇」(otium)看成是一種積極的活動狀況,他的閒暇絕不是僧侶式的閒暇,倒像是西庇阿(Scipio)式的退卻,在於養精蓄銳:西塞羅帶給佩脫拉克珍貴的啟示,把他推向世俗的世界,成為王公貴族的顧問。

佩脫拉克的西塞羅主義是一個開端,起始於對一個行動者的欣賞和對這樣一個人的言論的探索:佩脫拉克除了發現西塞羅寫給阿提寇斯的信之外,也發現了西塞羅幾篇演講詞。大約十四世紀末葉之際,佩脫拉克最忠實的門徒薩盧塔蒂(Coluccio Salutati)——這是一位積極的人文主義者和虔誠的基督教徒——發現了西塞羅珍貴的《家書集》(Epistulae ad familiares)。

這位門徒終其一生都在努力搜尋西塞羅的通信紀錄,除此之外,宣揚西塞羅的思想更是不遺餘力:大約一四○○年左右,他擔任佛羅倫斯總督,正和米蘭開戰,戰爭期間他寫了一本叫做《論專制》(De Tyranno)的書,專門談論政治理論,文中亦論及但丁和凱撒主義。在此我們看到了一位個人化的文藝復興人物,正是當代西塞羅的化身。幾年之後,文藝復興時期在挖掘古典文本方面最不遺餘力且最有成就的一個人布拉奇喬利尼(Poggio Bracciolini),曾發現西塞羅有關法律方面的演講詞,晚年時曾發表對西塞羅哲學極認同的看法,認為他不僅是偉大風格的代表,而且也是優良公民的典型代表。一四二一年,羅狄(Lodi)地區的主教朗得利安尼(Gerardo Landriani),由於發現了西塞羅的《布魯圖》(Brutus)、《演說家》(Orator)以及《論雄辯》(De oratore)等三本有關演講術的著作而聲名大噪,西塞羅有關修辭學的作品至此完全展現在世人面前。

隨著上述這些發現,西塞羅終於能夠以完整面貌逐漸浮上檯面,十五世紀初期,佛羅倫斯的一些人文主義者,比如薩盧塔帝和布魯尼,都習以把西塞羅描繪成近乎偉大的形像,他們筆下的西塞羅不僅是個偉大的哲學家,同時還是個居家男人、傑出雄辯家以及政治人物——他之所以是偉大哲學家,乃是因為他同時愛家和愛國。

和中世紀所發現的西塞羅相比較,文藝復興時代的西塞羅顯得更為高貴,更為接近像個有血有肉的人物。中世紀的學者向來只崇拜西塞羅的修辭學家身分,他們太過於著重他的技巧性論文以及他在法庭上的表現。至於人文主義者,他們也一樣看重西塞羅的雄辯技巧而視之為這方面的至佳典範,在西塞羅看來,一位傑出雄辯家必須擁有優良性格,能夠在大庭廣眾面前滔滔不絕地展現他的修辭學修養,藉此服務群眾。人文主義者比他們的中世紀前輩更為突出之處,在於他們能更進一步看出西塞羅的哲學家特性,亦即他的哲學家公民風格,啟蒙運動的啟蒙思想家從文藝復興繼承而來的即是屬於這個層面的西塞羅。

西塞羅的聲望在文藝復興時期中節節升高,助長了當時人文主義者更進一步強烈追求古典復甦的渴望,而促成了許多輝煌成果。許多古代經典的手稿不斷浮上檯面,但是許多發現者卻礙於身分問題而不敢公開承認自己的成就,必須假借人文主義者之手才得以公諸於世。許多古代經典的手稿並未真正遺失過——全都藏身於修道院圖書室,由教會僧侶所保管——且大多處於未被閱讀狀態,結果是這些經典對中世紀文化的影響始終被忽略了。

如果古典搜藏家指的是只喜歡古物且身上沾滿塵埃的博學之輩,顯然人文主義者絕不屬於這個行列,他們手上會沾滿灰塵,這必得歸咎於那些修道院圖書室裡管理圖書的僧侶,他們讓這些古代遺產沾上灰塵並任其腐壞:人文主義者曾計算過他們所搜尋的修道院圖書館,全都冷清空蕩。薄伽丘有一次拜訪卡西諾山(Monte Cassino)的聖本篤大教堂圖書館,他發現其中有一個房間根本沒有門,窗上雜草叢生,手稿全都佈滿塵埃,不是殘破不堪就是零散不全。他感到很沮喪,甚至還流下眼淚,就問其中一位僧侶為什麼大家會那樣任意褻瀆神聖,對方說有些僧侶會撕下一頁一頁的羊皮紙,給小孩當做祈禱書,或給婦女當做護身符,只為了換取一點金錢。

從一四一四年到一四一八年,布拉奇歐里尼出任康斯坦思議會的教宗秘書,還好議會很少舉行活動,這對學術發展倒是一件好事。布拉奇歐里尼在解除教會職務之後,就到瑞士、德國南部和法國東部各地的修道院出訪,回來時滿載而歸,帶回許多被莫名其妙忽略的珍貴手稿和材料。在聖加侖(St. Gallen)地區,有家座落在一個斜坡上的修道院,斜坡很陡峭,幾乎人跡罕至,布拉奇歐里尼在那裡發現一整套昆體良(Quintilian)的作品,如獲至寶,好像新約聖經中撒瑪利亞人在照顧貧病孱弱者那樣無微不至地照顧這些作品,他告訴朋友說,要不是他及時發現並加以拯救,昆體良恐怕非遭湮滅命運不可:像這樣一位優雅有禮且充滿機智的人,肯定無法忍受由野蠻獄卒所包圍的骯髒監獄。

相關書摘 ▶《啟蒙運動(上)》:討厭中世紀雖是時代風尚,啟蒙思想家仍有火上加油的效果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啟蒙運動(上):現代異教精神的崛起(2019年版)》,立緒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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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彼得・蓋伊(Peter Gay)
譯者:劉森堯、梁永安

「啟蒙運動」是彼得・蓋伊一生用力之所在,這部煌煌鉅著出版後廣泛獲得學界激賞,奠定其史學巨擘之地位。
美國國家圖書獎得主,經典名著地位屹立不搖。具備學術研究的嚴謹,同時雅俗共賞,有極高的可讀性。
余英時教授專文推薦:Gay的經典之作,為我們認識「啟蒙」提供了迄今為止,最可靠的一座橋樑。

這是一本很令人動容的著作,不但具備學術研究的嚴謹,且雅俗共賞,適合大眾閱讀,有極高的可讀性,喜歡讀史的人,能從本書中獲得閱讀的喜悅。

蓋伊學問淵博,文體優雅,主要論點信而有徵。這部煌煌鉅著共一千餘頁,百餘萬字,出版後廣泛獲得學界的激賞,並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其經典名著的地位屹立不搖,在當代同類研究中已無人能出其右。
啟蒙運動是蓋伊一生用力之所在,這部著作開啟了他一生從啟蒙運動以降的系列精彩歐洲社會與歷史的研究與著作,並奠定其史學巨擘之地位。

全書由《啟蒙運動:現代異教精神的崛起》(1966)、《啟蒙運動:自由之科學》(1969)兩本相關卻又獨立的書所構成,作者將全書內容分三部份:Ⅰ對古代的訴求、Ⅱ和基督教的緊張關係、Ⅲ現代性的追尋。作者表示,第Ⅰ、Ⅱ部別代表「正」、「反」,第Ⅲ則代表「合」,安排為辯證性的三部曲,是為了反映啟蒙思想家大致的心路歷程,企圖全面性地探討啟蒙運動。

啟蒙運動(上)-立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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