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中國政府日漸模糊「華人」與「華僑」的界線,新加坡華人該如何抉擇?

當中國政府日漸模糊「華人」與「華僑」的界線,新加坡華人該如何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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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隨著中國政府日漸模糊「華人」與「華僑」的界線,已引起了新加坡官方的擔憂,畢竟該國多數人口為華裔;同時,由於近年越來越多中國人移居到新加坡,新加坡華人與中國移民的文化衝突也越來越多。

文:GRAHAM LLOYD

新加坡克拉碼頭(Clarke Quay)的香天下火鍋既有戲劇觀賞效果又是饕餮享受。它從兩個芭比娃娃開始:其中一個身披生wagu牛排,另一個身上披上切薄的魚片。這些蛋白從娃娃身上剝離,然後在火辣的湯中沸煮。

Asia-link技術公司董事長,代表新加坡四川僑民的天府會負責人杜志強(Tony Du Zhiqiang音譯)正在協調一場私人盛宴。

他將在幾天之後前往瑞士參加海外川籍社團的全球聚會。

中國中央政府想知道川籍社團在國際上未來12個月為四川地區帶來聲望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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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志強是分佈在世界各地的6000萬名強大中國僑民之一。

學者們認為將僑民視為一個統一的群體是錯誤的,因為其成員來自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時間而且為不同的原因而來。

但是有證據表明,在習近平主席的領導下,中國益發地對其海外僑民有了新的看法。

隨著經濟實力的增強,中國正在呼籲海外華人共享夢想,並越來越多地將他們的技能,財富和忠誠帶回祖國。

在與美國的激烈貿易戰,海洋上的區域爭端以及中國對從非洲到太平洋的不斷擴展和投資的情況下,新重點放在了幾代海外華僑如何響應中國的呼籲上。

而且,新一波更富裕,受過更好教育,更有民族主義主張的中國移民浪潮對本區域(編按:亞太地區)和世界來說可能意味著什麼。

杜志強說,他到瑞士開會時要帶給中國的資訊會是,它需要更加靜下來去傾聽並瞭解其他國家如何重視多樣性。

這是他在新加坡三十年間所吸收的訊息,新加坡有75%的人口可以追溯其根源來自中國,但會肯定地保留自己的國家身份。

杜志強說,30年前他為過上更好的生活離開中國來到新加坡,當時這是一個有爭議的決定。

儘管當時有一份政府工作,他說中國的情況很艱苦,地方當局還是花了一些時間來決定是否放他走。

在新加坡呆了兩年後,杜志強說他面對自己的一個艱難決定——是否取得新加坡公民身份並放棄其中國公民身份。

「1994年,經過長時間的關注思考,我放棄了我的祖籍國的護照,成為了一名新加坡公民,」 杜先生說。

「那時我說新加坡是我的新祖國。對於中國,我不能說我不認識你,但現在這才是我的故鄉。」

今天,杜志強說:「我毫不猶豫地認為自己是新加坡人。」

「我認為這是正確的選擇。」

作為一名勞務組織者和在許多新移民中有影響力的人物,杜先生說,今天並不是每個人都會做出相同的決定。

「以前,中國是一個大國,但還不是非常富裕或非常強大,」他說。

「在過去的十年中,中國發展迅速,因此許多出國的中國人不願放棄他們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

「他們仍然認為他們為中國驕傲,並希望持有中國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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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唐人街」--牛車水市場一隅。

38歲的Vic Xu Yun和30歲的妻子Vivi Lou就是這種情況,他們建立了一家美容院G-Skin and Nails。

這個生意將他們留在了新加坡,但是「我永遠不會放棄中國國籍,我仍然持有中國護照,」Xu說。

兩人都認為,在中國人們用於美容護理的可支配收入要比在新加坡多,而且條件限制也較少,尤其是在商業法規方面。

「中國政府很開放,為你提供了足夠的空間在框架內做你想做的任何事,」Xu說。

「人們知道在框架內做什麼。」

其他人,尤其是超級富豪,可能會做出不同的計算。

「他們(有錢人)想將他們的家庭,金錢和生意轉移到海外,」 杜志強說。

「他們希望找到一個安全的好國家,一旦中國領導層換了他們想放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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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家Vivi Liu和Vic Xuyun在新加坡有多個小生意。

這種種因素巨幅地改變了對中國僑民的看法及其對未來的意義。

而數據仍然顯示有更多中國移民離開中國。自1978年中國開始經濟改革以來的30年中,有120萬中國人出國留學,其中不到四分之一的人回國。

但是中國政府的態度已經改變,現在其傳達的資訊是:記住祖國,將你的的技能和資源帶回家。

對於新加坡來說,這裡有四分之三的人口具有華人血統,而新現實則構成了兩難境地。

因為吸引了最優秀和最聰明的人,新加坡蓬勃發展。此外,作為在有大量穆斯林人口地區但以華人為主的社會,它還必須保持良好的族裔平衡。

政治上的私利,決定了新移民主要來自中國。

但是,隨著中國的繁榮崛起,早期中國移民放棄其中國國籍的規矩受到考驗。

Drama Box劇院公司藝術總監Kok Hong Leun表示,態度肯定發生了變化。

「在中國,有一種說法是落葉歸根,」 Kok說。

「當前幾代人離開中國時,他們對當時的中國情況有著這樣的幻象:貧窮,鬥爭,試圖在國內尋求穩定。」

「因此,你會發現這類故事多少在他們的內心深處,這就是他們對中國的理解。」

由於中國的開放,新的僑居海外人士則非常不同。

「我認為他們出來是為了尋求機會,也許會留在這裡,因為它離中國足夠近,」他說。

「在過去的十年中,(關於中國的)故事發生了變化。」

「我認為,到1990年代和2000年代,這不再只是關於中國沒機會,而是讓我們去其他國家尋找機會,而且如果我(在中國)得到機會,為什麼不回去。」

「這是你現在聽到的故事,他們看到了中國的機遇,那裡也有很多的經濟實力。」

「他們看不到政治權力,因為我認為對於他們來說政治並不是那麼重要。」 Kok說。

「你可能談論的一些價值觀,比如自由,對他們來說不是一個大問題」。

來自新加坡大學的中國專家, Ja Ian Chong教授表示,從2000年代開始湧入的中國大陸人,也與在新加坡長大的華人產生摩擦。

「他們的數量以及在外面使用普通話方式的差異足以令融合更加困難。」他說,

當他們移居新加坡後,並不是所有人都成為了公民。

在社會人口統計的各個範圍都存在摩擦。教育程度較低的人認為他們正在失去工作,專業人士和學生認為政府對吸引海外人才的激勵措施過於慷慨。

富裕的移民搶購豪宅,駕駛洋車以及浮華的生活方式刺激著當地人的感受。

中國的經濟崛起也改變了在中國系統中受教育的新加坡人和受西方教育的新加坡人之間,時有緊張的關係動態——新加坡政府在冷戰期間結束了當時的教育系統以打壓對共產主義的同情。

冷戰對中國產生敵意,並擔心它會輸出其共產主義思想和大搞革命。

在中國制度下受教育的人們在意識形態和文化方面對中國有些親近。

冷戰的結束以某種方式證實了盟國志同道合的智慧。

但是中國的經濟崛起使許多在反共時期被冷落的人感到平反和高興,他們現在展示出與中國的關係密切並能夠與中國合作,而且以這種關係為榮。

較新的移民可能更願意贊同他們在更年輕時接觸過的中國民族主義的觀點。

隨著現任中國政府接觸海外僑民並試圖吸引他們,動員他們去傳播資訊,一種自然的緊張關係已經出現。

Chong教授說,這在新加坡不同的華人群體中有著不同的影響。

「一些新近從中國來的人更願意接受這一發展,」 Chong教授說。

「其他人覺得他們已經搬到了一個新的國家,而且真的不想與這些事情有關係。」

來自必要劇場(The Necessary Stage)的Alvin Tan是帕拉坎(Parakan)或「海峽土生華人」(Straits-born Chinese),其祖先是在回教前時代抵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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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vin Tan is the artistic director of Singpaore theatre The Necessary Stage

他對中國在該地區的經濟實力和影響力保持警惕。

「雖然他們會變得越來越強大,但我會很高興那時我已經死了。」

「這是我唯一的安慰,因為我不知道他們在這個地區將發展到怎樣的規模,因為沒有什麼能阻止他們,」Tan說。

Tan說,他不接受中國將其自身視為(華人)祖國的觀點。

「你可以來這裡並帶來你的母國文化,但是要對我們有所妥協,」 Tan 說。

「他們不會為我們妥協,因為他們不會學著說英語,所以他們會繼續說中文,而我們彼此之間也不瞭解。」

「他們鄙視我們,因為我們看上去是華人,但我們不會說普通話,」 Tan說。

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研究委員會主席Kua Bak Lim保留著一份華人定居的記錄。

每一波新移民都被要求就他們成為新加坡人的經歷在一本書中寫下新的篇章。

僑民的一個關鍵問題是,中國對那些離開大陸生活在海外的人們的態度到底是什麼?

學者們說,中國越來越模糊了華僑(海外的中國公民)和華人(各種國籍的華裔)之間的區別。

去年,習近平主席在一次海外華人工作會議上強調,需要召集世界各地的華人——在180多個國家/地區的6000萬華裔——來共用「中國夢」。

習近平對中國國家新聞社說:「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需要海內外中華兒女的共同努力。」

Lim先生說,中國正在瞄準那些有高技能,財力雄厚的人將機會帶回大陸。

儘管如此,Rajaratnam國際研究學院的高級研究員Kwai Chong Guan告訴《澳大利亞人報》的Inquirer欄目,習近平呼籲海外華人「記住你的祖國」的呼籲在新加坡造成了兩難困境和重大政治問題。

「這不適合我們這一代,因為我們是新加坡人,」 Guan說。

「但是對於從2012年以後來到這裡的第一代人來說,這樣的呼籲會引起共鳴——不要忘記你的家鄉。」

「這給我們製造了問題,」他說。

「對於北京來說,這是非常明確的;帶著你的錢回家是底線。」

「當你訪問中國,不管你去哪個省,現在都有其海外華僑事務辦公室,包括一個全國性的機構,以在海外社區喚醒和復蘇祖國的感覺。」

「現在很明顯,中國人的觀點是你始終是中國人——而我們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我們可能是族譜和族裔上的中國人,但我們在商務活動,家庭文化,藝術和表演藝術方面創造了非常獨特的文化演變。我們發展出一種非常特別的新加坡式中文,」Guan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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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Reuters/達志影像
新加坡的閩南歌仔戲演員。

李顯龍總理在他的國慶講話中重申了新加坡保持其獨特身份的重要性。

他說,瞭解歷史將有助於發展新加坡的國家意識。

「這反過來將給予我們洞察力度過未來動盪的航程,」他說。

「奠基一代」來自廣東,潮汕和福建等地,曾做體力或「苦力」工作,掙扎求生。

大多數人仍將自己視為中國人,並對自己的祖國充滿熱忱。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擊敗了國民黨,並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這給東南亞的許多有激情、理想主義的年輕華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激發他們加入當地的反殖民鬥爭。

但是中國人在東南亞的身份是模糊的,Lee說。新中國對這些年輕人的影響導致東南亞國家對他們的動機和對中國的不信任。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在1950年代開始區分「海外華僑」和「華人」。

中國曾經堅稱,在居住國取得公民身份的中國人不再被視為中國國民,而應忠於他們的新祖國。

這種潮流似乎已經扭轉,區域地區的政府因此感到緊張。

可以說在海外華人問題上世界領先的權威王賡武(Wang Gungwu)教授說,故事發生了變化,這是因為中國150年來第一次不再軟弱和分裂。

「只要中國是軟弱和分裂的,每個人都會放鬆。他們沒什麼可害怕的,」王教授告訴Inquirer欄目。

「直到最近40年,事情才真正有起色,而且直到20年前,人們才注意到這些傢伙正在做成事,」他說。

「我們談論的是20年的時間,中國的整個故事都變了。」

當前,貿易緊張局勢是人們關注的焦點,但王教授說:「我認為這與貿易無關。」

「中國人認為這是關於美國霸權,是美國在冷戰後渴望主導一切,」他說。

「從某種意義上說,美國霸權是美國想成為第一,並希望每個人都喜歡它。」

「這就是在美國以外看世界的方式,也是中國看它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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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The Australian
Professor Wang Gangwu at SIngapore University Centre for Asian studies

王教授說,美國霸權主義感到威脅,比如,中國可能在南中國海中站出來對抗它,這是美國人無法接受的。

儘管如此,美國仍然有理由對世界貿易組織以及中國有時的行為方式感到不滿。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整個世界秩序的真正考驗,這種秩序是,聯合國、世界銀行和其他機構旨在建立一個遵循自由市場經濟,規則和國際法的全球體系,」王教授說。

「該體系在最初的三十或四十年中都運作良好,並且幫助制約蘇聯而且最終摧毀了蘇聯。」

「但是,在贏得1990年代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之後,情況變得更加困難,美國人民也受夠了,」王教授說。

「從這個意義上說,川普總統問『這到底是為了什麼』並沒錯。」

「美國人民不關心霸權。」

中國在亞太地區越來越強勢,這導致了新的深思。對於新加坡來說,問題在於如何最好地保持其國家身份並維護他們與中國和與西方的關係。

對於澳大利亞和美國來說,問題是如何最好地保護自己與太平洋鄰國的交往,因為太平洋鄰國越來越受到復興中國的追捧。

但是王教授說,不應該忽視的是中國有其自己的內部問題。

「對於一個擁有14億人口的國家來說,內部存在問題不足為奇,」他說。

「它們是嚴重的問題。不是所有人都喜歡共產黨,但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們接受它,因為它是有效的。」

「它一定程度上帶來了繁榮和相對穩定,人們的生活狀況比40年前要好得多,這是不可否認的,」王教授說。

「從這種觀點出發,共產黨會聲稱這是因為我們的功勞。」

「但是如何始終讓14億人幸福,這是不可能的。」

「這沒有出現在新聞上,因為外界的事情更多地被強調,但是對於中國的領導層來說,內部的事情要嚴重得多,他們如何避免在自己手中發生叛亂?」

王教授認為,這些緊張情況是中國共產黨加強控制的原因之一,事情沒有十年前那麼自由。

「中國共產黨並沒有一直得償所願,因為他們自己腐敗了,」王教授說。

「習近平受歡迎的原因之一是因為他正在清理腐敗。但是習近平有大量敵人。」

像一場四川火鍋一樣,戲劇效果通常會分散對主要事件的注意力。

本文獲《澳大利亞人報中文》授權刊登,原文請見:特稿:當祖國在召喚—從新加坡看海外華人的選擇。未經許可不得翻譯或轉載。

本文是《澳大利亞人報》探索中國在本區域的更廣泛話題的專題系列專案的一部分,該項目得到朱迪思·尼爾森新聞與思想研究所(Judith Neilson Institute for Journalism and Ideas)的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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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杜晉軒
核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