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榆《我的青春,在台灣》:我沒有覺得我說錯話,是「他們」覺得我說錯話

傅榆《我的青春,在台灣》:我沒有覺得我說錯話,是「他們」覺得我說錯話
Photo Credit: 衛城出版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金馬獎之後還有種種事情持續發生,我親身體驗到中國因素如何直接而強力地影響台灣人的處境。我真的感受到了,那些壓力,是透過種種非正面的方式,累加在我、以及我身邊的人身上的。

唸給你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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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傅榆
採訪撰文:陳令洋

不一樣, 你這個是台獨欸!

我很想跟主辦單位道歉。他們準備了這麼多,但是最後的AFTER PARTY中國影人都不能參加,場面很冷清,大合照也取消了。

金馬獎的聯繫窗口對我們很好。我問她怎麼辦,搞成這樣是不是因為我造成的?她都說沒事、不要擔心。我反而很愧疚,覺得是不是該去道歉。但我和公司同事討論之後覺得,現在去又能講什麼呢?就算是私底下去談,也好像是在討拍。他們很忙,很累,要處理這個意外已經很困擾了。如果我們去道歉,他們還得處理我們的情緒。以他們的高度,一定會說沒關係、不是妳的問題,就算心裡很煩,還是得要安慰我們,這樣子反而更造成他們的困擾。所以最後我們選擇不去。

檢討起來,這好像是政治敏感度的問題。為什麼我會沒事先意識到這席話的嚴重程度?我自己分析了一些原因。因為我一直以來關注的是台港中公民社會,我接觸的通常是支持社會運動、支持公民社會和公民意識的人,大家在立場上縱使不同,但都是可以溝通的。我比較沒有機會接觸到中國民間的一般人、演藝圈或是政商界,所以我沒有意識到這段話會造成這麼嚴重的影響。

有人把我這個事件比喻為主人請客——我是毛小孩,金馬獎的主辦方是主人,來到台灣參加金馬獎的中國影人是客人——你明明知道這些客人不能吃肉,卻偏偏要去跟他說肉很好吃。

但從我的角度,如果硬要從主客的方向來看,這場飯局的主人的確是金馬獎,在場的台灣人和中國人卻都是客人,客人們要說什麼話,主人不會干涉。尤其我這位客人說的這些話,並不是想要強調肉好吃,而是想要讓另一些客人、其另一方的政權理解,我有一些長期以來不被尊重的感受。在我腦中,這其實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畫面,在說這些話時,我的確沒有把自己視為「可以吃肉的人」,沒有認為自己是比另一些客人享有更大自由、因此才可以選擇說這番話的人。

另一件我沒有考慮的事,就是快要選舉了。我原以為這是一部紀錄片,看過的人也不多,就算說了會讓中國政府不高興的話,造成的影響也有限。前一年最佳紀錄片獎的得主是中國導演馬莉,她在台上發表感言時,一開頭就講了低端人口,那對中國而言也是禁忌話題。因此在轉播的時候曾經被中國斷訊。我原本預期事情再嚴重,頂多也就是這樣而已。我沒有想到,事情變成來台灣參加影展的中國影人會形成一種氛圍,對我和主辦單位造成壓力。這些來台灣參加影展的中國影人,不管是出於自己相信「兩岸一家親」,要伸張中國主權,或是因為被盯著,不得不表態,那都是因為有一個強力的中國政府在他們的背後干涉,使得他們必須這樣反應、這樣行為、這樣思考。

我也發現,我在政治敏感度上少了根筋,抓不到中國政府言論禁忌的層次與底線。有一次,我和陳為廷還有其他朋友聊天時,談到另一部正在參加中國影展的新片,中國的「一条」[1] 視頻媒體作了一支影片訪問可尚導演,結果突然爆紅,網路上的點閱率超過一百萬。他們都看到了,於是陳為廷開玩笑說 《我們的青春,在台灣》以後的宣傳點可不可以主打:「『一条』不會報導」?他認為「一条」一定不會報導。我說不一定啊,我研究過「一条」做的影片,他們曾經訪問中國導演王男袱的紀錄片 《流氓燕》,那也是一部禁片。但「一条」居然有訪問,好像尺度也很勇敢。但他們異口同聲地說: 「不一樣,妳這個是台獨欸!」

這事發生在片子完成以前。我當時有些不以為意,因為我沒有意識到,「反抗意識」與「台獨」在中國是兩個不同的敏感層級。其實國族議題摻雜了太多情緒,不只是反不反抗政府而已。陳為廷和其他朋友都能立刻意識到這點,而我卻無法。這可能也導致了我沒有提早發現到這件事的嚴重性。

金馬獎後,台灣就進入選舉前的白熱期。那次選舉,中國政府投注了很多資源在宣傳兩岸統一的意識形態。我的發言發生在選舉的前一週,而且又引起那麼大的關注,多少打亂了某些選舉的宣傳節奏。後來有很多媒體評論說,這是民進黨的選舉奧步。我覺得,這是因為他們在緊張,所以要趕快把我說的話,跟他們要對抗的陣營綁在一起。受到中國勢力影響的媒體,都把我說的話跟鄭麗君、蔡英文的發言做成一個版面,批評我說錯話,讓金馬獎蒙上陰影。很多人其實沒有看頒獎典禮,只以為是我說錯話、害了金馬獎。

連我外公都打電話給我說,欸?妳說錯話囉?

我說:「我沒有覺得我說錯話,是『他們』覺得我說錯話。」

他說:「好啦好啦,恭喜妳。」

家人還是為我得獎而開心,即使我媽也是。

我媽的反應很有趣。我邀請她一起出席頒獎典禮,但她說懶得去。結果我得了獎,她超級高興,自己在家裡大喊大叫,還馬上發了一篇文,說我們家的才女傅榆得獎了——她有五千個好友,經常在臉書上發表激進言論,批評民進黨,粉絲比我多太多了。但她發了那篇文後,立刻開始出現質疑的留言,質問傅榆為什麼要講這樣的話?紛紛罵起我來。我媽嚇到,趕快把它刪掉。後來在我臉書上與這個事件相關的討論串,還會出現一些罵我爸媽的留言,甚至把 《大家一起照鏡子》裡的畫面截圖,說傅爸傅媽是印尼人、馬來西亞人,說我是東南亞來的雜種云云,真的很恐怖。

我很擔心爸媽受到影響,因此我在家族的群組裡問他們,有沒有怎麼樣?我媽若無其事地說沒怎樣啊、怎麼了嗎?對於我的得獎感言,我媽沒有特別表示什麼,我猜她可能一直都覺得,我就是這樣的人,喜歡跟她唱反調吧。到了過年的時候,我有點擔心,因為不管是我家或我老公家,在政治立場上都比較偏藍。我本來擔心過年的時候會被質問,結果沒有。雖然我可以感受到,有些親戚不認同我的行為,只是不會在我面前說。矛盾的是,這樣私底下的耳語,反而讓我更難受。

到了我自己的外公、外婆家,情況就好得多了。外公、外婆老了,吃飯的場合很少講話。反而是我阿姨、姨丈、舅舅、舅媽,一直聚焦追問我金馬獎發生的事情,他們在電視機前面看得很開心,都不認為我的立場上有什麼問題。舅舅、舅媽本來就比較不藍。阿姨的政治傾向本來是跟我爸媽比較接近的偏藍,但後來我聽媽說,姨丈家比較綠,她有可能間接被影響,已經改變了。總之,在外公、外婆家我沒感受到不友善的氣氛。

他們很好奇,我媽到底如何看待這件事。畢竟我媽應該是心裡最矛盾的人了。女兒得獎對她而言是快樂而光榮的,但罵我的人卻都與她的政治傾向相同,各種言論還連帶汙辱到她,可能會讓她很難受。

我依然沒有真的去問問看,我媽到底怎麼想。

倒是後來我接受Bios Monthly的採訪文章刊出,她只在意一件事情——訪問裡寫到我爸是馬來西亞華僑,我媽則是九歲從印尼來的——我可能忘記講到「華僑」——她很在意別人會把她當成印尼人,而不是華僑。她說:「妳這樣子會讓人家覺得我是印尼婆欸。」她的價值觀依然如此。妳可以說他們是印尼來的、馬來西亞來的,但在她心自中,他們是華僑,是高人一等的。這種想法根深蒂固,無法改變,我只能說,我請對方修改。

我的政治對話實驗,從父母世代的藍綠、年輕世代的藍綠,一路追索到台港中公民社會,最後想要親自向中國政權及心中的對象說點話,卻得到這麼強大的反擊。從這個事件看來,我所期望的對話好像是失敗了。我想,如果可以重來,我會先跟別人討論,我該怎麼講才可以讓人家感受到我們需要被尊重,又不會落到只是立場的表達和互貼標籤。文字是很微妙的。我相信還有更好的說法,可以不減損我的想法,又不會造成那麼大的反作用力,還能夠讓更多人聽得進去——就算不是立刻贊同,至少留下一個種子在心裡,有一天會成為他們願意再進一步更了解台灣、更認識台灣所需要的主體性的契機。

但對話真的完全失敗嗎?我也沒有那麼悲觀。這件事雖然真的造成很大的影響,但有人向我回饋一個故事——這是事件之後最令我感動的一次——他是一個在中國唸書的台灣學生,當時他和他的中國同學在一起看金馬獎轉播,看到了這段發言。平常他們沒有聊過這些話題,他一直很想表達,卻始終沒有機會。就因為看到了我這段發言,他們開始聊起來了。對話的過程很理性,他們是真的瞭解彼此的感受。這讓我超感動的,原來還是有人因為這樣,開啟了一些對話。我相信世界這麼大,不會只有這個人有這樣的經歷,同樣的對話可能也發生在其他角落。這是讓我不至於失去希望的原因。

金馬事件的影響

金馬獎之後還有種種事情持續發生,我親身體驗到中國因素如何直接而強力地影響台灣人的處境。我真的感受到了,那些壓力,是透過種種非正面的方式,累加在我、以及我身邊的人身上的。

中國政府的壓迫讓我產生一股強烈的憤怒情緒,卻難以言喻。後來,我看了中國導演應亮的作品 《自由行》,立刻就對片中主角的氣憤感同身受。我透過看到了另一位導演在他作品之中的表達,而能夠解釋發生在我身上這種情緒的由來。這就是誠實的創作對人世間的貢獻吧。創作者是在誠實地表達自己,也會讓其他有相似經驗的人感身受,而理解自己正在經歷什麼。

應亮是一位中國導演,因為拍了一部涉及敏感議題的作品,被禁止回家鄉。他只能留在香港,成為一個流亡導演。他把自己的故事寫成一部自傳,還拍成電影 《自由行》。片中,他將自己轉化成為劇情裡的一個女性角色,身份同樣是流亡的導演。其他出現在片中的角色還有導演的老公和她的媽媽。

片中,由於流亡導演本人不能回家,媽媽無法在中國和她見面,只好假借自由行的方式來台灣和女兒碰面。電影裡的女導演一直處於很生氣的狀態,不知道在氣什麼。她看到導遊總是對他們提防東、限制西,很怕會受到他們的牽連;但她的媽媽、她的老公卻得對導遊客客氣氣,卑躬屈膝地道謝。她非常憤怒,引出了很多內心戲。我在看這部片的當下,非常能夠理解。我懂她在氣什麼,那是一種好像自己做錯了什麼,才會害得自己的家人得要這樣卑躬屈膝的感覺。那個憤怒,是氣自己,也氣他們為什麼要這麼屈服於強權。她會生氣,是因為感受到強權的力量正透過她的家人,一股腦地往她那邊壓——我雖然沒有到要流亡的程度,但我也可以感覺到,中國的政治強權絕不是個抽象的議題。它對個人施加的壓力是非常具體的。

很多人不覺得中國因素真的會對我們造成影響,我卻真實地感受到了。可是我也很難讓大眾理解我的感覺,正如同影片裡面的女導演,即使是身邊親近的人也無法感同身受她的氣憤和無奈。在別人眼中,或許可能也會認為,金馬獎之後我看起來好像沒受到任何影響,甚至還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

我確實是因為得到許多支持,才能確認自己並沒有完全做錯。比起其他許多受到更大壓迫的人,我受的傷沒有那麼重。大家都說我被網路霸凌,但這些來自於網路的指責跟誤解,我並沒有讓它們進到心裡,更不致於因此一蹶不振。即使有些人用很難聽的字眼,或用照片亂拼貼剪接來罵我,我也都不會放在心上。因為我能解構他們這些言詞、行為背後的原因,是有更大的勢力正在運作。

還有些人用激烈的措詞說,我為什麼要做這種事傷害台灣、認為我應該向李安導演道歉。對這些話我也不會因此而受傷。因為我知道說這些話的人,他們的話語體現的是背後複雜的意識形態;他們討厭三一八、討厭台獨、用辱罵的方式來否定我,是因為他們覺得自己先被否定——台獨的主張基本上是在否定他們的價值觀,三一八運動反抗國民黨政府也是在否定他們的價值觀,所以他們用攻擊的姿態來看待我的言論。我並不會對他們那麼生氣,因為我可以理解每個意識形態背後,都有一連串的人生故事。唯一會讓我真正有感覺的,是有些人認為我太過自私,不夠體貼、沒有注意到現場其他人的處境跟想法,這點我覺得,我確實需要反省,我也真的在反省。

[1]中國一間媒體、電商公司,以製作提倡生活美學的短片聞名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我的青春,在台灣》,衛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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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作者:傅榆
採訪撰文:陳令洋

生長於台灣去威權化的時代,
和台灣的民主一起長大,
我們,都曾經受傷。

「如果我們要一起往前走,需要從意識到自己受了傷開始。」----傅榆

台灣的民主化之路,走得風起雲湧。
但當國家的發展,反映在個人的生命史上,
成長於民主台灣的世代,我們的青春經歷是甚麼?

傅榆出生在一九八二年。
五歲那一年,台灣解嚴,民主進入幼兒期。
十四歲,台灣第一次總統直選,民主很青澀,但已經有它獨立的生命。
然而,和台灣的民主一起長大,並不是一條平順的路。
整個社會在後威權時代浮現的衝突、誤解,也發生在她的生活裡。

傅榆的回憶細膩敏感,彷彿將她紀錄片的鏡頭反轉觀察自己。
她反思自己如何從一個不假思索、自動複製原生家庭政治觀的女孩,
如何開始反省,乃至於為自己發聲。

這是台灣去威權的歷史之中,一段個人的生命史----
一個曾經受傷,迷失,而重新找回主體性的故事。

挺傅榆,挺自己,挺走在台灣民主路上的青春
傅榆的故事,獻給所有曾在政治中孤單,在理想中受傷的人

(衛城)我的青春,在台灣-立體300
Photo Credit: 衛城出版

責任編輯:王祖鵬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