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蒙運動（下）》：科學與宗教在18世紀看似緊張，仍不及百年後的生死鬥

文：彼得・蓋伊（Peter Gay）

固然，教會是曾經把一些科學觀點斥為異端，但十七世紀的基督徒乃至任何時代的基督徒並不總是同意教會的判決。與伽利略站同一邊並不代表是與不虔敬站同一邊。歷整個十七世紀，出言反駁神意（providence）或神蹟之說的科學家甚至只是有此傾向者鳳毛麟角。其實，伽利略那些讓教廷驚恐的主張，要攻擊的並不是宗教，而是亞里斯多德派的形上學、粗糙的字面解經派和那種稱神學為科學主人之說。稍後的科學家致力攻擊的是相似對象。正因如此，我們才會看到牛頓既研究科學，又研究《聖經》。雖然全都可稱為革命份子，但自然哲學家都由衷地宣稱他們的發現恰恰證明了基督宗教的真理性。如果得知十八世紀的啟蒙思想家竟濫用他們的發現去證明基督宗教為偽，他們多數人一定會勃然大怒。

在牛頓看來，上帝是主動的存有（active being）：祂是創造者和警醒的主人，明智、公正、善良而神聖。牛頓強調，上帝「不是以世界之靈（soul of the world）的身分，而是以支配者的身分管治一切」。祂是「大能而永臨的作用者」，會不時出手修正一些由我行我素星球和入侵彗星引入太陽系的不規則現象。自然法則固然是上帝的創造物，但也必須靠上帝的干預來調整。就像當時的其他進步基督徒一樣，牛頓傾向於不依字面理解《摩西五經》，而是視之為關於上帝創世和人類最早期歷史的一個可信解釋，其內容經過作者剪裁，以適應讀者的有限理解力。牛頓相信摩西有些話只是比喻與意象，但仍然不懷疑它們道出了本質性的真理：不管上帝是透過什麼程序創造天地，也不管祂花了多少天創造宇宙，世界和所有活物都絕對是上帝創造的。正是因為這樣，牛頓才得以在一個對不虔敬者極為敏感的時代和國家，一直保有劍橋大學院士之位和在政府裡據有待遇優渥的公職。他是個「一位論派」（Unitarian），但不是自然神論者——一個自然神論者不管多傑出都別想得到牛頓所得到的官職。

然而兩代的啟蒙思想家（他們都急於去破壞科學和宗教的關係）都發現，不管牛頓自己的宗教信念為何，他們都大可不管這些信念。伏爾泰在一七三○年代宣稱：「我未嘗見過一個牛頓主義者不是最嚴格意義下的有神論者。」又說「牛頓的哲學都必然會讓人體認到有一個最高存有，祂隨心所欲地創造了一切、安排好一切。」但伏爾泰此話只適用於第一代的啟蒙思想家。因為第一代啟蒙思想家只致力於淘汰牛頓思想裡的基督宗教成分，而第二代的啟蒙思想家要更進一步，想要把宗教成分從牛頓哲學裡清除乾淨。

伏爾泰會始終堅持正牌的自然宗教（natural religion）只能以一個受法則支配的穩定宇宙為基礎，不能不說是一個較大反諷中的小反諷。因為這樣一來，他的見解就跟萊布尼茲的一致，而伏爾泰是從不認為自己贊同萊布尼茲的。從一七○五年起，萊布尼茲就卯上牛頓（更精確地說是卯上牛頓的代言者，因為牛頓本人懶得回應），引發一系列論戰。最先爭論的是微積分原創者誰屬的問題，而後是引力性質的問題，最後（自一七一五年起）是爭論牛頓的上帝觀會有什麼樣的神學涵蘊。為牛頓迎戰的是克拉克（Samuel Clarke）——一個技巧高明和科學知識豐富的辯論者，伏爾泰稱他為「十足的思考機器」。

這場爭論範圍廣闊，涉及牛頓思想引起的許多神學與形上學問題，但對啟蒙思想家來說，有關上帝性質的問題，有關牛頓的信念會對自然宗教帶來何種影響，才是關鍵中的關鍵。萊布尼茲這樣展開他的攻擊：「自然宗教看來（在英國）衰落得很厲害」，而這衰落相當大部分要歸咎於洛克和牛頓的學說。他說，「牛頓爵士及其追隨者對上帝的作品有一個很稀奇的見解。

照他們的看法，上帝必須不時給祂的時鐘重上發條，否則這鐘就會停下來，就像祂沒有足夠的先見之明，把鐘造得可以自己永遠走下去。」萊布尼茲把牛頓的上帝挖苦為一個蹩腳的鐘錶匠，得「時常把祂造的鐘重新撥一撥，甚至修一修」。他認為事實應剛好相反：「同一種力量和活力總是存在於宇宙中，所不同者只是它們會遵照自然規律和美妙的前定秩序，從物質的一部分轉移到另一部分。」上帝固然有時會施展神蹟，但那不是為了修理什麼，而是為了施恩。「凡不這樣想的人，都必然認為上帝的智慧與能力不怎麼樣。」

讓萊布尼茲相當惱怒的是，克拉克在回應時把他的指控倒過來，把自然宗教衰落的原因歸咎於指控者：「認為世界就像一部大機器，無須上帝插手而繼續運轉，就像一架時鐘不用鐘錶匠的協助而繼續在走，這樣的概念是唯物論和宿命論的概念，傾向於（美其名謂上帝是「超世界的心智」）把神意與上帝的統治排除在世界之外。」被激怒的萊布尼茲在回信時把砲火射向許多領域：指責牛頓的引力說神祕兮兮，無形中是讓那個過時的經院哲學概念——「玄祕性質」（occult qualities）——死而復生；指責牛頓物理學把世界弄成了一個不停歇的神蹟；又指責牛頓不理解「充足理由原理」（the principle of sufficient reason），根據這原理，上帝「只會願意創造所有可能事物中最美好的那些」—— 伏爾泰後來在小說《憨第德》（Candide）中把這原理給大大嘲笑了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