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面對新史學:歷史研究的意義在於解決問題而非製造問題

如何面對新史學:歷史研究的意義在於解決問題而非製造問題
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近年來很多寫史的史官們出現這樣一個傾向,那就是非「發現問題」而「製造問題」,這無疑將歷史複雜化且政治化,並對史學的發展百害而無一益。

文:席子涵(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學生)

近年來,大眾史學盛行,民眾對歷史的興趣越來越高,大量國內外優秀的歷史著作出版成冊,與之同時,許多全新的歷史研究的觀點和視角展現在我們的面前,其中不乏有大量新史觀衝擊我們原有的建立模式,這對歷史研究來說是好事,但是對社會大眾來說弊大於利。我最崇拜的史家,現任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宋怡明(Michael Szonyi)曾在一個訪談中打趣說:「在美國一本史學學術著作熱銷反而會被學界恥笑,覺得不夠專業」,但是現在大量不把歷史當飯吃的民眾學生可以輕易獲得史學前沿著作,了解學界動態導向,很容易會造成立場危機。我們如何來正確面對新史觀和新史學,包括如何看待將新史觀加入歷史教科書中,這是一個絕好的話題,也是本文想要探索的問題。

歷史學家寫史有兩種寫法,第一種就是還原歷史,歷史是過去發展的事件,講好一個過去發生的故事就是完成一部很好的歷史著作,具有代表性的美國漢學家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的《洪業:清朝開國史》和孔復禮(Philip Kuhn)的《叫魂:乾隆盛世的妖術大恐慌》;另一種史學的寫法就略功利主義的色彩,就是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提出一個觀點或立場,然後使用史料來進行證明或反證。總體來說現在學界使用後者來寫史的情況較多,因為其目的性強,比較好得出成果,而前者因為對學者的要求極高並且成果緩慢所以較少人來使用。對於大眾和歷史學界來說,最有幫助最有意義當然是完成一部「史書」,講好一個歷史故事,但解決歷史問題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隨著社會思想的不斷進步,歷史研究的思路和觀念也會發生改變,這對原有的研究是一個挑戰,但是也將歷史面向多元的展現出來。以近代史為例,戰後最流行的視角是「西方中心觀」,代表人物是美國著名漢學家費正清(John Fairbank),他的理解視角是:由於西方侵略中國,對傳統中國的結構進行挑戰,所以清廷被動的接受挑戰並且緩慢的接受改革,中國的近代化是在西方衝擊落後中國的刺激下產生的,這就是著名的「衝擊-反映論」,它是與「近代化史觀」相輔相成的,早些年的歷史教科書論述近代史便是以這種視角來分析。

「西方中心論」之後,有些美國學者產生了疑問,我們為什麼非要以西方為中心來中國近代的發展,而不能以中國為中心的視角來進行分析,所以衍生出了「中國中心觀」,代表著作是美國漢學家柯文(Paul Cohen)的《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和最近台灣剛剛出中譯本的孔復禮的《華人在他鄉》,他們提倡:研究中國近代發展的歷史,必須要回到中國內在來分析,就如孔先生新書中提到,要理解華人的海外移民,必先要理解中國內部的移民是什麼樣子,這種立足於研究國本國的視角給近代中國的發展帶來了全新的詮釋方式。

除此之外,近年來對於近代史的研究還出現了三種新的史觀,分別是「加州學派」、「內陸亞洲」(新清史)和「中國社會經濟史學派」(華南學派),每種新史觀都有自己的亮點,採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挖掘新史料,補充原有近代史建構中的漏洞。我不能說哪一種史觀對哪一種史觀錯,每一種史觀都可以將歷史分析的淋漓盡致,並且自圓其說。

但是近年來很多寫史的史官們出現這樣一個傾向,那就是非「發現問題」而「製造問題」,這無疑將歷史複雜化且政治化,並對史學的發展百害而無一益。一種製造問題是一味的套用外來史觀而產生問題,例如中共唯物史觀下衍生的「五朵金花」討論,另一種則是為了「寫歷史」而「寫」歷史。為了達到順應論述目的而將歷史進行不合理的拼接,如美國史家斯塔夫里阿諾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的著作《全球通史》中為了論證自己的全球史觀,將中華文明強納入全球史的進程之中,從而得出商國間接得到了中東冶煉青銅和製造戰車的技術,從而繼承了近東古典文明的遺產。

又如新書《大日本滿洲帝國的遺產》中作者想要強烈賦予滿洲國某種世界史的意義,所以將戰後日韓的發展都認為是「滿洲體制」的延續,但是所謂的滿洲模式——獨裁加統治經濟,早在滿洲國成立之前歐洲就已經出現,並且影響力巨大,縱然對戰後日韓的發展有一定影響,但絕達不到那麼高的世界史意義。

通過上面舉例,我們可以發現「製造問題」是逆歷史研究潮流而行的,有些問題我們看來還會非常好笑,但是對那些歷史整體觀念還未建立、歷史思辨能力還未成熟的大眾或歷史學生來說,危害性非常的大。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原因,有些可能是作者自身在此研究的薄弱,例如斯氏本身是研究巴爾幹史,對中國史了解並不多,所以而鬧出這樣的笑話。而有些製造歷史則是為了當今政治服務,把歷史當作成任人打扮的小姑娘,108課綱的學生帶來的歷史觀的重建便是如此。

我個人很贊成日本高中歷史學的教育,整本世界史教材密密麻麻都是知識點,讓學生曠闊的了解歷史事實,打好歷史基礎之後再引進歷史思維和歷史觀念教育,但是現在台灣的歷史教育又是如何,一改再改的課綱讓課本的知識量越來越少,一直在強調歷史思維歷史邏輯,但是殊不知這樣讓學生創立出畸形的歷史觀,輕則影響學生的學術能力,重則影響人一生的思想觀念。

本身歷史就是多樣性的,解釋歷史的方式也是多樣性的,就如我們看一個球一樣,不管我怎樣看我一次只能看到球的一半,而另一半一直是背對著我,我們只能看很多次來能知道整個球的樣子。突然想到一張照片可以讓大家很方便的了解這個的道理,去年哈佛大學校慶,兩任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主任雖然穿著不同的衣服,但是意義相同,前任主任歐立德(Mark Elliott)是新清史的旗手,衣服上寫著「哈佛大學 大清崇德元年建校」,而現任主任宋怡明的研究方向是明史,所以衣服上是「哈佛大學 大明崇禎九年建校」,兩個不同的年號紀年但是都指向於西元1636年,所以我們要打破原有的一元觀念,正確對待歷史的多種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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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宋怡明Michael Szonyi(左)與歐立德Mark Elliott(右)

對於學生學歷史來說也是這樣,我們只有了解多種史觀多種立場才可以完整建構出一個歷史場景,但是現在的歷史教育是非黑即白,有的老師用傳統模式來教學,108課綱直接推翻原有的史觀,引用「台灣地位未定論」等觀念讓學生理解其為正確。世上沒有絕對的對與錯,正如科學是「證偽原則」而非「証實原則」,這種是非分明的歷史敘述法究竟是為了學生好還是為了控制學生的思想,教育他們教育部所想的教他們的東西。我想應該是後者吧。就如最近台灣很流行「內亞史觀」和「新清史」,我非常推崇此觀點來解釋歷史,解讀滿文文書檔案,通過滿洲蒙古的面向來了解清朝的歷史,但它僅是給我們研究清史帶來全新的思路,而非顛覆原有的清史建構。我能明白台灣很多人推崇內亞視角的用意,通過論述內亞視角多麼正確,從而解構原有中華民族和中國的世界觀,從而達到某些政治用意,此處盡在不言中。

歷史是需要扎扎實實做本事的學科,而不是一味地只在空想的學科,台大校長傅斯年提出的觀點是「史學就是史料學」,作為歷史研究者來說要「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但是現在的學生在受到不正確的非黑即白式歷史教育,畸形的歷史觀而讓他們不重視歷史基礎而盡在空想之中,這學期聽課發現台大歷史系有大四學生做近代史方向而不知道「銀貴錢賤」,這是基礎有多麼的不牢固才能犯這樣大的錯誤啊,這也難怪他們需要不斷的製造問題才可以進行彌補從而解決問題。

所以說,讀歷史之前還是要打好基礎,培養好思辨能力,對於他人的立場和觀點,不盲從,有自己獨立思考之精神,才可以對歷史保有溫情與敬意。對大眾讀史的人是這樣,對學歷史的人更是這樣。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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