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才優居」背後的社會達爾文主義

中國「人才優居」背後的社會達爾文主義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從中國的人才房政策,我們不難發現:中國的福利似乎都是「富福利」,越富有、越上層的人福利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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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記得25年前的新疆克拉瑪依大火中,一句「讓領導先走」,最後釀成288名花一樣年紀的中小學生葬身火海的慘劇,但是克拉瑪依本地官員卻全部生還。

很難想像一個國家如此優待有權有勢的強者,對於弱勢群體卻視若無物,讓人不禁聯想起「優勝劣汰」的自然選擇。達爾文演化論的自然選擇思想如果應用於人類社會,那麼就是社會達爾文主義,今天的中國將這一「叢林法則」發揮到極致。

2019年11月7日,南京市政府出臺了《南京市人才購買商品住房試行辦法》,將於2020年1月1日起施行。該《辦法》規定全市所有在售房源向海內外人才全開放,並為人才購房開闢優先通道。據悉,以政府檔確認人才可優先購房,這在全國尚屬首次。《辦法》規定供應的對象有7類,包括機關事業單位人才、年納稅收入50萬人民幣以上的管理人才。

出臺這一「人才優居」的方案的初衷固然是為了吸納人才,提升城市的競爭力。以往我們也看到一些企業為了吸引和留住人才,會給優秀員工提供免費分房和優惠購房的福利,但是當這一政策出自政府之手,總讓人感到哪裡不對勁。

首先,「人才」是否有資格享受保障性住房

以往中國地方政府提供的諸如公租房、經適房、廉租房、限價房、危改房等保障性住房都是針對中低收入群體,這也是世界各國政府通行的做法。根據該《辦法》對7類人員的定義,可見他們大部分是高收入群體,買房的壓力相比於中低收入人群低很多,政府沒有理由再為其提供住房福利。有中國專家表示:「不管是哪個城市或哪個時期,人才的獎勵應該從市場獲得。政府給予福利的本質是對弱勢群體的照顧,對於人才的獎勵可在精神層面上,不宜直接獎一筆錢或半套房。」

其次,「人才優居」是否在劫貧濟富

從2017年7月1日起,南京正式實施人才安居辦法,在《南京市主城區「十三五」保障性住房建設指導意見》中,人才安居房被列入保障性住房。今(2019)年5月份,該市又出臺了《南京市企業博士安居工程實施辦法》,為在南京工作的博士提供買房、租房等一系列安居優惠政策。據統計,截至目前,南京市人才安居受益量已達到13.1萬人,累計發放補貼9.4億人民幣,目前已形成「購、租、補」的人才安居保障體系。

根據《南方週末》所做的一份調查顯示:2018年南京市對各類人才共計6314戶發放了人才租房和購房補貼,全年市、區財政新增安排人才安居補貼資金3835.39萬人民幣。

而2018年南京市對中低收入住房困難家庭約2200戶、外來務工人員約1400人發放了租賃補貼,全年市、區財政新增安排住房租賃補貼資金2271.51萬人民幣。相較之下,無論從補貼人數,到補貼資金,都低於人才安居工程。

再者,「人才優居」是否會滋生新的「貓膩」

以往媒體經常曝光中國地方官員利用手中權力私吞針對中低收入群體的經濟適用房,然後轉賣獲利的新聞。這次南京的人才房政策明確規定了包括機關事業單位人才,無疑又為權力尋租提供了機會。人才房的政策並不是南京獨創,深圳、杭州已實施多年,期間暴露出不少貓膩。

2009年,杭州在西溪國家濕地公園、白馬湖生態創意園安排200套,面積300平方米的景觀別墅房,向大師級人才提供10到20年租期,前5年房租全免。結果這些隸屬保障房體系的別墅,吸引了楊瀾、余華、賴聲川、朱德庸等數十位文化界名流入住。

2009年11月6日,杭州公示的「突出貢獻人才專項用房」顯示,這年共有216套住房被供給了七個系統。其中宣傳系統分得71套、經委系統63套、農辦系統12套、建委系統17套、旅委系統18套、發改委系統3套、教育系統32套。在公示的經委系統名單中,共計有63套房子被供應給63位在杭州的國企、民企的高端人才,其中大多數為企業的中高層主管。

從中國的人才房政策,我們不難發現中國的福利似乎都是「富福利」,越富有、越上層的人福利越多。城鎮居民比農村居民福利好,北京、上海的學生比其他地方學生更容易上好大學,中南海的高官還享受到無毒、無公害的特供食品……這一系列的差別待遇,雖然有中央集權體制帶來的弊病,但是也不能忽略背後的文化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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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Reuters / 達志影像
崇拜強者的文化土壤

中國的儒家文化雖然主張「仁愛」,推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但是在世俗社會中,人們普遍信奉「勝者為王,敗者為寇」,大部分人樂於去為強者歌功頌德,而對於弱者習慣用冷嘲熱諷來獲取優越感,這種「弱肉強食」的思維在今天的中國非常普遍。

前段時間,上海颱風天,下暴雨。一位上海90後女編劇家裡正在封陽臺,滿屋飆雨,馬桶還壞了,讓她十分糟心。她於是在微博上抱怨自己「受過高等教育」、「住著小兩千萬的房子」、「做著所謂人類精英的工作」、「過著所謂top5的生活」、「聞得出別人身上的地鐵味」,自以為「和那些暴雨中奔波的人不一樣了,但其實什麼也沒有改變。」最後,她寫道:「要打電話警告物業,十分鐘不來通馬桶就報警,報警沒用就打樓管,然後找律師,傾家蕩產告死你們這群人。」

事發當天,上海還有一位外賣送餐員因為趕時間,在暴雨中不幸觸電身亡。這兩件事聯繫在一起,讓人不禁感慨:今天中國那些過上「小資」生活的人,怎可以如此羞辱那些沒沒無聞的底層人士?

當然,如果放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環境中,這是一件再自然不過的事。事後,就有網友用「住2000萬的房子在上海算不了什麼」這樣更強者的觀點去反駁女編劇,很少有人去關心那些在底層苦苦掙扎求生的人。

今天的中國人只信奉和「土豪交朋友」,寧願朱門酒肉臭,莫管路有凍死骨。換女友如換衣服、給自己的狗買奢侈品的中國首富之子王思聰,被年輕人追捧為「國民老公」,女生恨不能給他生孩子,男生跪著給他舔鞋也能甘之如飴。在紙醉金迷的盛世狂歡中,沒有人去在意那位為了給弟弟治病,五年來每天只靠兩元人民幣生活,而導致嚴重營養不良的女大學生。

中國社會為什麼對強者趨之若鶩呢?原因也很簡單,因為強者牢牢掌握著對社會稀缺資源的控制權,他們本身就是享受特權的階級,那些靠近他們的人,也希望能雨露均沾。不過也有一些「強者」沒有好好掂量自己的影響力,一不小心在陰溝裡翻了船。

明星耍大牌在娛樂圈不算是什麼新聞,耍得好,行情上漲;耍不好,人設崩塌。今年9月底,中國網路上流傳著一段歌星那英在商場發現被人偷拍後狠踹對方一腳的視頻,引發網友熱議,不少人為那英點讚,認為明星也有隱私,那英踹得對。明星在乘飛機時很多時候也要像普通人一樣排隊接受嚴格的安檢,但是有些明星並不買帳,尤其一些明星名氣不大,脾氣卻不小。前段時間,一位不知名的十八線明星在某機場不配合安檢,叫囂自己是公眾人物,公開索要特權。

劉強東這樣的成功商人和高雲翔這樣的帥氣明星,按理說是萬千女性夢寐以求的「國民老公」,他們自己也會信心滿滿地以為很多女性會主動向其投懷送抱。但是當他們爆出性侵的醜聞,著實令人感到吃驚,很多人會認為女方「仙人跳」或是有人故意設下圈套陷害他們,女方的主觀意願在此時顯得無足輕重。同理,如果要談婚論嫁的兩個家庭貧富懸殊,外界會認為經濟條件不好的一方是貪圖對方財產。

中國自從上世紀80年代實行的「一胎化」政策,鼓勵「少生、優生」,結果導致不少嬰兒被遺棄。三十多年後,這一政策雖然已經取消,但是優生學的觀念已經深入人心。前段時間,山東67歲高齡產婦產下5斤重女嬰的消息,引發不少網友的撻伐,不少人認為「這麼大的年紀,就不應該要孩子,孩子長大了,二老可能已經不在了」。如果生孩子的人換成上述高端人才,估計又有人會說「延續優秀基因,多多益善。」

弱者為什麼還不爭氣?

一個國家或民族崇拜強者並不是一無是處,日本也崇尚武士道精神,遇到比自己強大的制度和文化,他們就虛心學習,取長補短,最後讓自己也變得強大。

作為個體,理性地崇拜強者,也算是積極進取的表現。但是我們更應該去瞭解強者為何強,弱者為何弱。《新約聖經・馬太福音》曾經有一個寓言故事,大意是: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凡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去。

這個故事說明了強者愈強、弱者越弱的現象,也就是我們熟悉的馬太效應。不難發現,強者的強可能並不是因為他們真的強,而是因為他們和弱者一開始就不在一個起跑線上,即使弱者付出比強者更多的努力,前者也很難成為強者。

那些蝸居在大城市棺材房、地下室的中國青年,難道是因為他們不夠努力嗎?顯然不是,他們可以默默忍受996工作制,幾乎沒有什麼休閒娛樂的時間,掙得微薄薪水還需要應付日益高漲的生活開銷,買房對他們來說幾乎是一件不吃不喝幾十年的奢望。而那些出生在北上廣這樣大城市的年輕人,他們守著父輩留下來的幾套房產,每天喝喝茶、溜溜鳥、收收租就行了,生活可以過得很滋潤。

地方政府通過拍賣土地資源,獲得豐厚收入後,雖然也象徵性地開發了一些針對中低收入群體的保障性住房,但是終究僧多粥少,還因為各種貓膩讓本來可以享受的人拒之門外。今天南京推出的這樣一個人才房,也不過是為了籠絡高級知識份子和官僚集團。

今天中國的那些「蟻族」、「屌絲」沒有資格去嘲笑他們眼中的「廢青」,也不要僥倖可以跑贏自己的同伴。中國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不是什麼公平的優勝劣汰,你們應該為了自己的未來進行一場「時代變革」,建立一套新秩序。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