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格森認為中共20年內會垮,然而,這個算命真的準確嗎?

弗格森認為中共20年內會垮,然而,這個算命真的準確嗎?
Photo Credit: Reuters / 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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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統治模式和中國人德性的複雜性與奇異性,超越了此前任何西方的政治學理論及分析工具,在新的可以對中國「庖丁解牛」的「屠龍刀」出現之前,任何預言都難以讓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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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不僅是極少數能橫跨學術、媒體和金融三大領域的學者,還是著作等身的「明星歷史學家」,他出版的十五本書大多都是暢銷書,包括《帝國》、《文明》、《巨人》、《貨幣崛起》和《戰爭的悲憫》等。然而,這位研究西方歷史頗具深度和廣度的學者,一旦論及中國議題,立刻顯得隔膜和陌生,頻頻出現嚴重的錯誤和謬論。這不是他個人的孤立的個案,很多西方學者都是如此。這也說明中國處在與西方完全不同的另一個時空和觀念秩序之中。

弗格森早年專攻經濟史和金融史,後來越做越宏大,關注的是權力、戰爭與和平等政治哲學層面的問題。他多年集中研究「帝國」問題,曾經在一次訪談中說:「近二十年來,我花了大量時間深入瞭解權力的本質和戰爭與和平的原因。起初我重點關注的是德意志帝國和大英帝國,漂洋過海(大西洋)之後,我的注意力也許是無可避免地就轉向了這個不敢說出自己名字的的奇怪帝國——美國」。他鼓勵美國承認自己是「帝國」,並負起「世界警察」的責任來。

同時,他也注意到中國是一個正在崛起的帝國,這些年來,他頻頻訪問中國,將中國作為新的研究對象。他在論文《讓中美共同體再次偉大》(Make Chimerica Great Again)中沿襲「中美共同體」的概念,希望中國與美國「尋求和解」,因為」中美共同體」的瓦解和中美關係的崩潰對世界將是不利的。他認為中國在貿易戰中是弱勢一方,建議中國放下身段、做出妥協:「我們有種感覺,對於雙邊貿易赤字這個關鍵問題,中國的反應可能需要更加靈活。」

而弗格森此前在《文明》一書中指出,一種有競爭力和生命力的文明,必須同時具備「六大殺手級應用」(競爭、科學革命、法治和代議制政府、現代醫學、消費社會、工作倫理),缺一不可。而中國似乎並不符合這一標準——「中國現在已經滿足了我在《文明》中所寫的四項標準。對我來說,最大的問題是,中國能否證明我的說法是錯誤的?中國能否在既沒有政治競爭(代議制、普選),也沒有基於私有財產權的法治的情況下,保持經濟增長和政治穩定?這就是這個國家正在做的實驗。中國能否在自己的這條道路上走下去,沒有任何危機阻攔?如果能,我將會重寫《文明》這本書。」那個時候,他對中國的成功似乎還頗為樂觀。

而最近幾個月以來,弗格森對中國的樂觀期待逐漸趨於悲觀。弗格森在近期發表的一篇題為《外來的力量將推倒中國的防火長城》的文章中預言,儘管中國的領導人決意避免重複蘇聯的錯誤,中國的防火長城將在未來十至二十年一如三十年前的柏林圍牆般倒下,外國的壓力將會加快這個進程。如果中國的防火墻倒下,中共政權也就隨之垮臺。弗格森給出的是略微含混的時間段:十到二十年。那麼,弗格森給中國算的這個命真的準確嗎?

弗格森提出了六個原因支持其論點。但在我看來,任何為中共算命的做法都是危險的。中國流亡知識分子的象徵性人物劉賓雁曾經在六四屠殺之後樂觀地指出,喪盡天良的中共政權將在三年到五年之內崩潰。然而,劉已在二零零五年去世,中共至今仍然屹立不倒。義憤是一回事,科學的論證又是另一回事。輕率地為中共算命,讓劉的聲譽受損,對於弗格森來說亦如此。中共統治模式和中國人德性的複雜性與奇異性,超越了此前任何西方的政治學理論及分析工具,在新的可以對中國「庖丁解牛」的「屠龍刀」出現之前,任何預言都難以讓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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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弗格森認為,當年蘇聯帝國只要繼續增長,是難以推倒的,但當經濟出現滯漲,整個制度就開始崩壞。而一九七零年代蘇聯及其衛星國的生產增長都出現了負數。若中國經濟放緩,老百姓對政府將開始理想破滅,正如蘇聯東歐當年。

然而,弗氏的這種「經濟決定論」並不適合分析中國問題。不要說只是「經濟放緩」,即便中國出現經濟崩潰,也不一定會引發政治崩潰,因為用王岐山的話來說,中國人民是能吃草的。毛澤東時代的三年大饑荒,餓死三千萬至六千萬人,幾乎是歐洲大國全體國民的總數,中共的統治仍穩如磐石。文革末期,連中共當局自己都承認「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但也只出現統治階層的內訌,而未出現全國性的民眾大規模抗爭——發生在天安門的四五運動,以紀念死去的周恩來的名義進行仍然遭到鎮壓,當時極少有人從根本上質疑中共的統治合法性。

第二,弗格森認為,經濟增長將孕育一個中產階層,他們就算不要民主也不願意接受空洞的政治宣傳。弗氏引用歷史學家提莫西・賈頓・阿什(Timothy Garton Ash)所說:「帶頭革命的,通常都會是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弗氏說,中國今天也有這些反抗的中產階級,像艾未未這些人。

然而,弗氏高估了中國中產階級的反抗性,中國的中產階級不是西方的中產階級——後者是公民社會的產物,而今天的中國沒有公民社會,中國的中產階級是中共特權階層的附庸,是中國扭曲的權貴資本主義制度的產物,他們並無強烈的對民主和自由的訴求。

其次,弗氏舉出的艾未未的例子更是大錯特錯,可見他掌握的關於中國的信息何其滯後。他應當讀一讀流亡德國的中國作家廖亦武對艾未未的揭露,艾未未不是中產階級的代表,而是典型的「紅二代」。艾未未也不是真正的反抗者,他只是做出反抗的姿態來經營自己在西方藝術市場的賣點。一旦目標達到,他立即與中共達成「和解」。艾未未與張藝謀的策略是一樣的:張藝謀靠販賣讓西方觀眾好奇的東方神秘主義賺錢,艾未未則靠販賣讓西方誤認為是「反抗藝術」的粗糙不堪的「非藝術」而「發大財」。

第三,弗格森認為,一黨專政而沒有真正的法治,滋生了貪腐、環保倒退、政府功能失效。在一個沒有問責而基本上是一個貪腐的制度下,就算反貪腐者,也會是貪腐的一份子。黨凌駕在法律之上,只會邁向無法無天。

弗氏對中國的腐敗無法根治的看法是正確的,但腐敗並沒有真正威脅到中共的統治,腐敗也不必然導致政府垮臺。中共政權是腐敗且高效的,而非腐敗低效,它可以在幾個小時內跨省抓捕異議人士,可以在幾個月內大招關押百萬維吾爾人的集中營。而另一方面,中國民眾對腐敗早已司空見慣,並且自動融入一種腐敗的社會文化中,比如教師和醫生放棄了基本的職業道德,利用職業身份為個人謀利,而且毫無羞恥感。正如中國經濟學家所說,腐敗成了中國的「制度潤滑劑」,或者用中國的官方術語來形容,腐敗在中國是「正能量」。

第四,弗格森指出,沒有任何一套監視人民的制度,足可防止一個失去合法性的政權倒台。東德的特務機關斯塔希只需依賴一個龐大的民間相互窺察網絡,就不需要任何人工智能都可以知悉國內的一切。但知道人民私底下說些什麽,並沒有防止東德的垮台。

東德的經驗對中國並不適用。東德共產黨政權的垮臺,並不完全是自身統治的失敗,而是因為蘇聯和其他東歐國家「螺絲釘鬆動」所引發的連鎖反應。而且,東德居民可以對照柏林墻另一邊的西德同胞的生活,從而對東德統治當局產生嚴重不滿。

但今天的中國並不擔心被其他國家的民主運動波及,跟阿拉伯之春同步的所謂「茉莉花革命」,在中國只是一場數百人參與的小規模的聚集,最多只能算是幾粒微不足道的肥皂泡。同時,中國每年有數千萬人到西方旅行和留學,他們並沒有通過對照而對中國政府嚴重不滿。比如,到台灣旅行的很多中國人都覺得台灣的城市破舊,而對台灣的民主無感。

第五,弗格森指出,在一個對全民監察的國家,人人都滿嘴大話,但這樣子只會導致例如車諾比的核災難發生,而這其實是蘇聯制度死亡的喪鐘,又或者是蘇聯笨拙的公關手法,導致柏林圍牆倒下的主因。

這個簡單的類比同樣不適用於中國:從二零零八年四川大地震以來,中國發生過死亡人數更多的若干天災人禍,每次都凸顯出專制政府的無能和腐敗,但每一次都沒有構成政權統治合法性的危機——甚至大部分中國人被總理溫家寶「多難興邦」的講話感動得熱淚盈眶。中共的宣傳手段不僅是笨拙,簡直就是強詞奪理、睜開眼睛說瞎話乃至殺人越貨、毀屍滅跡,但整個社會照樣是一潭死水。

第六,弗格森指出,蘇聯的崩塌首先是它的周邊出現裂痕。柏林圍牆倒下,是一九八八年夏天波蘭事件(團結工會發動全國罷工)蔓延到匈牙利然後到德國萊比錫的一串連鎖反應的結果。「這就是為什麽我們要關注香港、新疆和台灣的發展,而不是把焦點放在北京。」

弗氏所說的要更多關注香港、新疆和台灣,而不是僅僅矚目北京,無疑是正確的。但如果仔細研究所謂「帝國中心」與「帝國邊陲」的關係,就可以發現昔日的蘇俄與今天的中國完全不同。美國學者胡安・林茲(Juan José Linz)和阿爾弗萊德・斯泰潘(Alfred Stepan)在《民主轉型與鞏固的問題:南歐、南美和後共產主義歐洲》一書中指出:「蘇聯意識形態自信的逐漸喪失,以及採用強制手段控制帝國外圍和帝國內部的地緣政治意願的逐漸弱化,改變了整個地區的權力關係。」換言之,蘇聯在其統治末期,意識形態已經枯竭,進而失去了強力控制帝國邊緣地帶及衛星國的意願與資源,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甚至默許柏林墻的倒下以及各東歐國家共產黨傀儡政權先於蘇聯共產黨政權的覆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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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今天的中國,中共成功運用中華帝國的意識形態完成了對原有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升級換代」。正如學者王費凌在《中華秩序:中原、世界帝國與中國力量的本質》一書中所指出的那樣:「中華秩序的意識形態,與西發里亞體系特別是『美國秩序』——即二戰和冷戰後的世界秩序,觀念根本對立。一個固執不變的、重新崛起的『新秦漢政體』,必將強勢追求一個新的中華世界秩序。」中國對新疆、香港和台灣的壓迫越來越強勢,而不是減弱:中國將上百萬維吾爾關進新式集中營,中國將原本在英國憲制之下的「東方之珠」香港變成殺戮戰場,中國投入巨大的資源影響台灣的選舉及阻撓台灣民主化的鞏固,而西方對中國的反擊相當軟弱,使得中國更加肆無忌憚。

總之,弗格森的六個論據都不足以得出中國的防火墻和中共的極權統治,將在十至二十年內倒下的結論。中共制度的韌性、頑劣與邪惡,超過任何一個西方學者的想像;而終結中共的暴政,需要付出比終結納粹德國和蘇俄更為艱巨的努力。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