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文讓台灣人理解香港2019年區選為何重要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半年來在街頭一次次衝撞、在和平示威中一次次呼喊的民意,將在11月24日受到檢視。
文:蘇蔚
引言:香港反送中示威持續至今已經半年,11月24日香港將迎來四年一度的區議會選舉。五年前的雨傘運動,讓2015年區議會、2016年立法會選舉發生前所未有的變化,引發一連串政治動盪。今年在反送中示威仍讓城市飄散著催淚瓦斯之時舉行區議會選舉,「體制外」抗爭蓄積的政治能量,能多大程度轉換為選票?
香港市民反對《逃犯條例》修訂運動,自六月激起百萬民意上街以來,抗爭並沒有因為政府九月初宣布撤回修例而停止,反而因為示威期間越演越烈的警民衝突、警察暴力未能被徹查、示威者死亡案件未能給公眾合理的交代……等等事件,造成大量不滿港府的民意。這些民意體現在街頭抗爭上,也預期會體現在周日(11月24日)舉行投票的區議會選舉上。
投票尚未開始,就已經能看到反送中運動為區選帶來的改變,有兩個關鍵字可以幫助讀者掌握關鍵改變:「沒有白區」、「登記選民人數創新高」。
不再有「自動當選」的候選人
本次區選,將有1090位候選人競逐全港18區共452個議席,這是區選史上第一次沒有「白區」──因為選區內沒有其他競爭者,因此候選人自動當選──產生的狀況。
2011年和2015的區議會選舉,分別有18%和16%候選人因為沒有競爭者而自動當選,這些自動當選的議員中,屬建制派的超過九成。2015年有68個「白區」,當中有66人屬建制派,或自稱獨立但立場傾向建制派。
近半年的密集的反送中報導,看到香港青年全副武裝對抗警方、看到中環的上班族自發堵路示威,可能讓台灣民眾產生誤解,認為香港民眾廣泛支持民主派,反對親北京的建制派。但落實到選舉層面,具有資金優勢,且與地方勢力關係良好的建制派,仍穩居香港政壇的主流。目前區議會,建制派與民主派議員的人數比約為7:3,建制派在18個選區中的16個選區席次過半。立法會70個議席中,建制派佔超過40席。
建制派可以理解為支持港府施政,與中國政府關係良好的政黨的集合體,堅定支持港府修訂《逃犯條例》。非建制派的組成則較複雜,「泛民主派」的立場是監督港府、對中國政府持保留態度的政治群體,雨傘運動後,青年參政和香港本土意識升高,出現主張香港前途應由香港民眾決定的「自決派」和更主張獨立意識的「本土派」,雖與傳統泛民出現路線之爭,但在政治光譜上仍屬建制派的對立面,本文仍以「民主派」統稱非建制派勢力。
今年受到反送中運動激起的政治能量影響,網民自發推行「反自動當選」運動,透過網路媒合有參選意願者和志工,挑戰建制派在某些選區的長期主導地位。不只素人,傳統建制派和民主派陣營也不輕忽這次挾帶強大民意的區選,紛紛推派候選人,造成今年有近三成選區有3人或以上競爭,甚至出現「撞區」現象──在同一選區有相同派別的候選人參選,可能造成票源分散,對手漁翁得利的結果。根據網民自發搭建的「Vote4.hk 投票指南」網站,本次撞區的選區有63個,其中民主派33個,建制派30個。
登記選民人數創新高
不同於台灣只要年滿20歲的公民就能有投票權(公投為18歲)。在香港,年滿18歲的公民要行使投票權,需遞交「選民登記申請」,經選舉事務處編入選民登記冊,才有投票資格。
年份 | 登記選民人數 | 較上一年增加人數 |
2012 | 3,466,201 | / |
2013 | 3,471,423 | 5,222 |
2014 | 3,507,786 | 36,363 |
2015 | 3,693,942 | 186,156 |
2016 | 3,779,085 | 85,143 |
2017 | 3,805,069 | 25,984 |
2018 | 3,814,318 | 9,249 |
2019 | 4,132,977 | 318,659 |
根據政府數據,本次地方選舉有413萬多的登記選民,達到歷史新高。其中在2019年新登記為選民的人數有39萬多人,當中年齡介於18至35歲的青年約佔48%。對比雨傘運動後的2015年區選,登記選民的人數有369萬多人,其中新登記選民人數約26.1萬。可見反送中運動讓更多以往不關心政治的民眾踏出了第一步。
選民登記冊一年更新一次。在反送中運動於六月爆發百萬民意關注後,呼籲市民「登記做選民」的聲音在網路上、街頭上蔓延開來,鼓勵民眾在2019區選登記冊編製期限內登記,才能在11月24日的區選中以選票發聲。
區議員能做什麼?
香港目前有立法會和區議會兩個層級的議會。立法會的主要職能是制定、修改和廢除法律,審核及通過財政預算、稅收和公共開支,並對政府的工作提出質詢。功能約略等同於台灣的立法院。(但在香港行政權大於立法權的制度設計下,立法會的權力不及台灣的立法院)。
那區議會可以概括理解為台灣的地方議會嗎?答案是否。區議會在英國殖民時期屬於諮詢單位,區議員職權在幾次修正後,區議會仍不是能夠行使法定行政權力的機構,對地方款項僅有部分掌控權,也不像台灣的地方議會有權制定地區性的法律。
港府會就地區政策諮詢區議會,區議會可以在地區建設、居民福利和地區公款運用上提供意見。一般香港民眾較常接觸到的區議員事務有:舉辦敬老活動、爭取設置路燈改善社區照明、爭取巴士地鐵線路延伸至社區……等等民生議題。若以工作內容來看,區議員與台灣的里長較為接近。
雖然區議員的掌握的實權看似不多,但在政治上仍有重要影響。近年來,港府會把一些和當地不相關的全港性議題交由各區議會討論,然後將「區議會支持」與「當地民意支持」畫上等號,做為施政的依據。例如今年五月,18區議會主席發表聯合聲明,支持盡早將《逃犯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沙田區民主派區議員發表聲明「區議會主席不代表我」,文宣中強調「建制派十八區區議會主席支持惡法聲明不代表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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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以為,只是跌倒而已⋯⋯」—居家照顧服務,幫助年長者走出老老照顧困境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老老照顧」家庭似乎隨著高齡化越來越多,但年長者照顧的問題,不該成為另一位長者的負擔。「老老照顧」反映了這個社會,對長者的支持和資源分配不足。我們期待的是,在經歷了大半輩子的努力之後,年長者應該能夠享有安穩、尊嚴和被溫柔支持的晚年生活,而不是面臨照顧其他老年人的壓力。
近十年來,隨著高齡化、少子化和各種社會發展趨勢的疊加,年長者的照顧問題浮上檯面,「老老照顧」的狀態,也逐漸進入公共話語中。所謂的「老老照顧」,是指65歲以上年長者,不僅要應對自己隨著年齡增長而來的健康問題,還要承擔24小時照顧另一位長者/失能長者的重負。
身體上的高負荷和精神層面的緊繃狀態,常使得這些年長的照顧者,處於身心失衡的邊緣。他們可能更容易罹患憂鬱、焦慮和失眠等心理健康問題。除此之外,照顧者可能因為照顧工作而無法安排個人時間,無暇參加社交和娛樂活動,導致感到孤獨和無助,與社會疏離。對於年長者而言,他們的社交資源和互動網絡本來就相對缺乏,這些內在的壓力就更容易被忽視,使得老老照顧的挑戰,在社會上長期處於被低估的狀態。
本來以為,只是跌倒而已⋯⋯
77歲的洪爺爺和72歲的洪奶奶,住在一個安安靜靜的小社區裡。他們夫妻倆有三個孩子,長女和次子都已經組成了自己的家庭,只有曾經小中風的長子與他們同住,一家三口靠著洪爺爺的豬血糕攤子,勉強的維持著生活。

大約在五、六年前,洪爺爺就發現自己身體不太舒服,下腹部常常疼痛。或許是不願意面對自己生病的事實,因此只讓醫生開止痛消炎藥應付病狀,拒絕進一步的檢查和治療。但今年初,他突然四肢無力,倒了下去。這次,醫生檢查出了洪爺爺的疝氣問題,緊急動了手術。但手術之後,身體的復原狀況並不理想,脊椎也發現了退化和磨損等問題,再加上原本就有高血壓和青光眼,洪爺爺不僅無法做生意,連生活起居都得依賴洪奶奶的照顧。從起床到進食、洗漱、上下床,生活的每一步都需要依靠妻子攙扶協助。但是,洪奶奶自己也是一個70多歲的長者了,骨質疏鬆症和膝關節病痛已糾纏她多年,加上獨自照顧著失能丈夫的壓力,不管是在體力或心理上,對奶奶來說都是非常大的負荷。「我照顧他(洪爺爺),要背、要推、要抱⋯⋯照顧得我自己都生病了,全身都在痛。我們住四樓,沒有電梯,帶他去看醫生,要找爬梯機的人來幫忙,上、下樓一趟都各要花費900元,真的太貴了,負擔不起。」洪奶奶說。提供爬梯機服務的工作人員,看到洪家爺爺奶奶處在這樣的困境中,建議奶奶尋求外部援助,她才終於在今年八月,撥打了1966申請長期照護服務。

老老照顧的窘迫,有可能發生在每個人身上
「『老老照顧』的狀況,在已經是高齡社會、即將邁向超高齡社會的台灣,的確有越來越多趨勢。」伊甸基金會的居服員督導陳紹慈解釋道,在傳統的台灣家庭中,照顧長者通常會被視為是家庭成員的責任,然而,隨著現代生活節奏的加快、勞動力市場的變化、現代家庭組成的改變,越來越多的年輕人無法提供日常的家庭照顧。這使得許多中老年人,在自己可能也需要被照顧的情況下,仍得承擔起照顧更年長或健康狀況較差的老年人的責任。「許多家庭會陷入『老老照顧』的狀況,有幾個主要原因,一是資訊的缺乏,比方偏鄉、經濟條件較差、資訊取得不易等等,讓這些家庭可能不知道,其實有其他的管道可以提供協助;另一是傳統觀念的束縛,很多人會認為把父母親送到老人院,就是代表不孝。」

一直以來,伊甸基金會嘗試用許多不同的方式,提升一般民眾對於長照議題的認識和敏感度。因此,從都市到偏鄉,伊甸基金會在全台各地設立長照服務站、關懷據點、長照機構、日照中心、社區輔具站等實體單位,定期安排社區服務,包括訪視、弱勢長者餐飲服務等等。也透過社群媒體,例如YouTube、Facebook、Instagram和Podcast等平台,向不一樣的族群和年齡層傳播關於長照的觀念。「我們會這麼做,是因為我們知道,傳播新的觀念不容易,改變舊的觀念更是困難。就像獨自照顧洪爺爺的洪奶奶,如果不是提供爬梯機服務的工作人員建議,她可能要更久,甚至永遠也不知道自己是可以獲得幫助的。」陳紹慈說道。

除了讓大家認識被照顧者的需求之外,近年來,伊甸基金會努力將照顧的範圍,拓展到照顧者身上。「因為照顧者所承受的身心壓力是驚人的。比方他必須承受情感上的壓力,尤其是照顧親密的家庭成員時,可能會特別悲傷、無助或焦慮,在所照顧對象的健康狀況惡化時更是嚴重。」另外還有與社會隔絕、經濟壓力等等,陳紹慈也提醒道,照顧者還有很大的一個壓力來源,是自己的身體負擔:「照顧工作往往涉及體力勞動,而且是很大量的勞動,比方協助病患移動、翻身等等,在沒有接受過專業訓練的情況下,照顧者自己可能也很快就會受傷。」像洪奶奶的情況就是如此——她自己的膝蓋和骨質疏鬆的問題,就在照顧洪爺爺之後變得更加嚴重,因此,提供適當的支持和關懷給照顧者是非常重要的。這樣的支持包括提供實際的照顧服務和經濟援助,包括心理和社會支持,包括讓照顧者擁有喘息的時間。因為,只有照顧好自己,才有能力更好的照顧別人,所以伊甸基金會的努力,不僅提升了照顧者的生活品質,同時也加強整個長照體系的效能和持續性。
安享晚年,應該是我們共同期待的未來
在居服員開始協助洪家之後,洪奶奶終於感到身上的重擔減輕了一些。「他(洪爺爺)是很固執的人,又餓不得。以前我得幫他洗好澡之後再去弄飯,他會因為餓了而生氣。現在有一哥(居服員)來幫忙,我可以趁這個時候趕快去處理午餐,他一洗好就可以吃,真的覺得輕鬆很多。」不只如此,洪爺爺也非常喜歡一哥的協助。只要是一哥要來服務的日子,洪爺爺總是早早就期盼著他,不斷詢問他人什麼時候會到。另外,洪奶奶也在個管員的評估和協助下,申請了居家用的輔具,這樣即使居服員不在,她獨自照顧洪爺爺也會輕鬆一點。

「我們在評估每個家庭的狀況的時候,都是先看他們當下最緊急的需要是什麼,就從這邊開始安排。這也是我們和每一個家庭認識彼此、磨合的開始。因為我們往往在評估的過程中,就會發現家庭中還有更多需要協助的地方。我們必須慢慢地、一步步地協助家庭接納更多的服務項目,或者嘗試其他的服務方式。」伊甸基金會居服員督導說到,協助個案家庭,必須設立短、中、長程目標。以洪爺爺為例,現在他接受了沐浴、肢體關節活動這些服務,然後也申請了輔具,這屬於短程的目標,拉到中、長程來看,居服員督導更希望可以鼓勵洪爺爺出門、願意去看醫生,讓他的脊椎得到真正妥善的治療和照顧。「因為洪爺爺還蠻喜歡和居服員相處,所以未來我們也期待可以透過居服員的引導,讓他能夠走出家門,接受治療,甚至體力可以好到能夠進入我們的日照機構或社區據點,參加活動。」伊甸基金會期待著,在大家的協助下,洪爺爺和洪奶奶能夠生活得更舒適,好好享受老年生活的每一個美好時刻。

「老老照顧」家庭越來越多,老夫妻互相陪伴很美好,但年長者照顧的問題,不該成為另一位長者的負擔。「老老照顧」反映了這個社會,對長者的支持和資源分配不足。我們期待的是,在經歷了大半輩子的努力之後,年長者應該能夠享有安穩、尊嚴和被溫柔支持的晚年生活,而不是面臨照顧其他老年人的壓力。多年來,伊甸基金會投注心力,希望能夠成為年長者晚年的依靠。但我們更希望的是,有一天社會可以建立一個更友善、全面的支援系統,確保長者都能擁有一定的生活水準。這樣的系統應該涵蓋足夠的醫療照護、經濟援助、居住安排以及社交活動,減輕個人和家庭的負擔,並提升整個社會對於年長者的關懷與尊重,更進一步的,讓長者們享受他們應得的尊嚴和幸福。
伊甸基金會「老人照顧服務計畫」透過日間照顧、公托中心、關懷據點、居家服務、長者送餐服務、照顧者團體支持、照顧者資源連結等,讓長輩在熟悉的地方找到服務,也讓照顧者在專業的地方得到喘息,讓每一位長輩及照顧者一起安心、快樂地好好變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