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懲罰的三大思辨》:尼采質疑,為何無力清償債務的懲罰,會涉及對人施加痛苦?

《懲罰的三大思辨》:尼采質疑,為何無力清償債務的懲罰,會涉及對人施加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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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在於要了解如何及或許為何西方社會會從修復的邏輯進入懲罰的邏輯,從債務的情感協調進入懲處的道德協調。關於這個問題,格奧爾格.齊美爾在他的《貨幣哲學》中做了出色的分析。

文:迪迪耶・法尚(Didier Fassin)

在《論道德的系譜》(La Généalogie de la morale)的第二篇論文中,尼采或許是第一位重新提出懲處如同施以痛苦的證據來加以討論的作者:「這如此根深蒂固的首要概念,這今日或許堅不可摧的概念,是從何處獲取它相當於損害和痛苦的權力?」他自問。而他的回答並不令人意外:「債權人與債務人之間的契約關係似乎會立即存有『權利主體』,而這樣的關係則可追溯至購買、販售、交換和交易的原始形式。」這名哲學家從德文的解讀中發現關鍵,因為「『錯誤』(Schuld)的基本道德概念源自『債務』(Schulden)這非常物質的概念」。但這最初的概念是如何建立的?

「債務人為了增加對其還債諾言的信心,為了做出可靠的保證,維持其諾言的神聖性,為了以責任、義務的形式將還債的必要性銘刻在其意識中,他透過契約向債主保證,在他無法償還的情況下,可以他還『擁有』、他還有能力支配的東西來補償,例如他的身體、他的妻子、他的自由,甚至是他的生命」,而就債主的角度來說,「他特別能夠以各種方式毀損和折磨債務人的身體,例如似乎會依債務的比例切下他部分的身體」。多麼驚人的歸還制度。

在閱讀這些字句時,我們當然會想到莎士比亞喜劇《威尼斯商人》(Marchand de Venise)中的夏洛克(Shylock),這名放高利貸的猶太人不同意借一筆錢給他生意上的對手安東尼奧(Antonio),除非後者承諾,如果他無法在某個日期之前還錢,就要讓他從他身上徵收「半公斤的肉」。和我們記憶中的一樣,這名債務人無法支付其債主要求的欠款,因此被要求合理地執行這殘酷的規定。這名債主想起他從借款人身上所遭受的辱罵、戲弄和屈辱,他用以下的問題做出他著名的長篇人道主義結論:「如果您傷害了我們,我們不應當報仇嗎?」在這部劇作中,債務的清償因而成了對於傷害的復仇。這正是尼采提出質疑的地方。為何無力清償債務的懲罰會涉及對人施加痛苦?為何人們甚至會確立這兩者之間具有等價的關係?在擴大這明顯直觀的談話時,我建議就債務和懲處之間的系譜關係提供趨於一致的三重經驗元素:文獻學、民族學和歷史學。

「懲罰」(punir)這個動詞來自拉丁文的punire或poenire,「懲處」(châtier)、「報復」(venger)本身也衍生自poena,而poena一詞則是來自希臘文的poinē(ποινη)。埃米爾.班韋文斯特(Émile Benveniste)在其印歐機構的研究中,多次提出這個詞意味著「為了彌補犯罪所必須償還的債」、「用來補償殺人的報復」。他表示這涉及「要求為重罪付出代價」、「獲取對不法行為的彌補」,並使用「賠償」或甚至是「贖罪」等字眼,皆指出可能是「恨的情感轉移,並被視為是報應的報復」。

這就是我們從古典拉丁文的poena一詞中看出的交換意涵,這個詞的第一個意思是「用來彌補殺人的代價」,並進而延伸為「補償、贖罪、復仇、懲罰、懲處、刑罰」。只是在後來的晚期拉丁文中,這一詞有了悲傷的意涵,因為它被用於「折磨、受苦」的意義中。此外,我們會發現法文中的「刑罰」(peine)一詞,承襲了這曖昧不清的語意——懲罰和受苦——而英文則是用penalty(刑罰)pain(痛苦)兩個詞來區分兩種意思。

「償還」(rétribuer)這個動詞也遵循類似的演變。它來自拉丁文的retribuere,「交換」、「回報」、「還債」,帶有酬報和懲罰的雙重意義。這一詞起初具有中性的價值,可意味著額外的報酬,或是為了回應好壞行為所做出的處分,而到了文藝復興時期,它開始具備特殊的道德涵義,但奇怪的是,它在法文和英文的意義截然不同:前者基本上是正面意涵,後者主要為負面。在宗教用語中,法文在加爾文主義的影響下,rétribution(報酬)和勞務的合理酬勞有關,而在英文裡則因聖經字面上的解讀而和最後的審判及神的憤怒有關。不論如何,今日法文的rétribution意味著我們從工作上賺取的收入,或是神學背景下的酬勞,而英文的rebribution主要反映的是因遭受損害而施以懲罰的概念,以及在哲學文本中反映了應受懲處的理論。

這粗淺的語言習題顯示出驚人的語義發展。原本衍生出懲處詞彚來源指的是債務和歸還之間的關係:對應受指責行為的彌補,往往是指犯罪(poena),並以盡義務或額外報酬的方式來支付(retribuere)。因此,這些詞彙所屬的語義脈絡首重的就是交換。它們可能帶有憤怒或怨恨等情感上的特殊意涵,而非道德上的意義。會從poena聯想到受苦似乎是從西元一世紀開始,而法文rétribution的報酬和英文rebribution的懲罰概念則是從文藝復興時代開始出現在宗教的詞彚中。悲傷和道德層面就此結合,讓懲處成為因罪行而強制施行的折磨。於是,在犯錯、合理刑罰和應受折磨的語言中形成了新的語義網絡。懲處屬於應償還債務的範疇;它成了一種施加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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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個月過去,俄烏戰爭仍在持續中,期間也讓我們看到了許多現代戰爭的科技應用,烏克蘭又是如何透過這些新科技的應用,使俄羅斯久攻不下?又有什麼值得我們借鏡之處?

文學經典名著《雙城記》以法國大革命爲背景,開頭寫道:「那是最好的時代,那是最壞的時代;那是智慧的時代,那是愚蠢的時代…」歷史總是一再重演,當前的烏克蘭,感受一定更深。

當全世界盡可能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戰開打,烏克蘭史上最年輕的數位轉型部長費多羅夫(Mykhailo Fedorov)稱此役稱為「第一次世界網路大戰」World Cyberwar I。俄烏戰爭,從跨國IT駭客攻擊、區塊鏈促成加密貨幣捐款、到上千顆星鏈衛星系統(Starlink)突破戰地邊境,解救烏克蘭斷網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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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烏戰爭新科技精銳盡出,其實烏克蘭花了兩年強健數位韌性

不同過往戰事,俄烏戰爭不再以槍枝火炮為唯一武器,數位科技可拿來防禦,更能反守為攻。有文章描述烏克蘭的背水一戰:「以網路為戰場,推特為大砲,全球駭客為軍隊,加密貨幣和NFT籌軍餉……企圖封殺俄國的網路、經濟、資金鏈。」

面對開戰,烏克蘭號召盟友取代單打獨鬥。

他們在網路徵召30萬跨國「IT軍團」以Telegram為基地,分享俄羅斯的伺服器位置,進行一波又一波阻斷服務攻擊(DDoS)。他們也向科技巨頭求援,用Starlink低軌衛星打造戰時緊急網路通訊基礎設施,甚至說服Google地圖停止顯示要道資訊,搜尋服務加入SOS警報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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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烏克蘭還運用加密貨幣當成人民逃亡的「救命金」,募集1億美金虛擬貨幣捐款,甚至發行「元歷史:戰爭博物館」Meta History: Museum of War主題的NFT,兼得籌款用途並借助NFT不可竄改特性,紀錄戰爭真相向數位社群散播。

烏克蘭在戰爭爆發時,看似立刻做足準備,事實上,他們過去花了兩年半時間,強健國內的數位基礎建設。

烏克蘭在戰事之前喊出2024年「手機政府」轉型目標,把各類政府服務「Uber化」。原本用來取得數位護照、登記車輛牌照的政府APP,在戰時馬上轉變用來申請急難救助資金、身份證明文件、登錄財產損失等多項緊急功能。

以烏克蘭為對象居安思危,台灣其實也在強化數位建設提升韌性

俄烏戰爭爆發後,國際把焦點望向台灣,Wall Street Journal點出台灣網路的脆弱性,因95%網路流量數據仰賴海底電纜接收、發送。這份報導指出,美國模擬中國侵台會優先攻擊周邊海底電纜,一旦戰事發生,極有可能有一小時的訊息真空期,讓台灣與盟軍通訊失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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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台灣近年非常重視網路基礎建設的重要性,像是行政院智慧國家推動小組提出智慧國家方案(2021~2025年),項下規劃數位基盤建設,為邁向智慧國家奠定基礎。

以衛星系統為例,數位基盤計畫就針對低軌衛星及地面設備投入驗證,建立低軌通訊衛星產業鏈。目前台灣積極投入自主研發關鍵技術與元件,籌組兩組低軌衛星旗艦團隊,放眼目標2026年前發射2枚通訊實驗衛星。

確實,目前已經有10家台灣業者組成「低軌衛星國家隊」,先後打進SpaceX、OneWeb及Kymeta國際供應鏈,有望一年賺進9,000億元商機。當低軌道衛星部署完備,擁有自主的衛星避免對外通訊失聯問題,等於一面強化軍事防禦;另一方面加速發展太空機會財。

除了空中衛星,台灣對海底纜線建設也持續加碼。

數位基盤建設針對亞太海纜及5G雲端聯網中心,完善在地光纖通道、強化安全防護,讓台灣成為國際資通中心樞紐。過去就有媒體點出,中美貿易戰之後,國際企業加碼把海底電纜連到台灣,將此視為新一代「護國圍牆」。

像是受到美國政府支持的Google,預計2024年啟用全新海底電纜APRICOT,這條總長約12,000公里的傳輸科技,將連通台灣、日本、關島、菲律賓、印尼多國,中華電信也有參與其中。未來幾年,預計有其他海纜通向台灣,其中一條是東南亞日本二號(SJC2),採用雙點登陸方式,也就是如果海纜被斷線,還能以陸纜方式備援,有效降低單一海纜站的事故風險。

資訊攻防成未來戰事重中之重,國家網路資安防護迫在眉睫

現代戰爭除了攻擊基礎建設,還會以細膩的AI科技進行攻防,對人民進行認知作戰。俄烏戰爭就曾以「Deepfake」仿臉AI技術,假冒烏克蘭總統宣布投降,迫使烏國政府急於闢謠。過去台灣就曾有影片示範如何快速「假冒」行政院政務委員唐鳳,三兩下功夫就能散播假訊息。

資訊烏賊戰,台灣與烏克蘭的處境,如出一轍。

調查指出,台灣連續9年奪得假訊息攻擊冠軍;至於烏克蘭,則是8年來頻繁受到俄羅斯的網路攻擊。身為假訊息最大受害國,台灣如何加以反擊?

民間成立的非營利組織「台灣事實查核中心」主動蒐集與公共事務有關的可能假訊息,啟動訊息事實查核,也加入國際事實查核聯盟(International Fact-Checking Network, IFCN)依循全球共同原則執行查核工作,甚至因應台灣人口超過9成有使用LINE通訊軟體,特別讓民眾能透過LINE訊息查證官方帳號,闢謠各種假訊息。

面對防不勝防的假訊息,被動防守不如主動攻擊!國內法人單位借助文字及影音圖形AI分析技術,針對社群帳號的行為進行鑑識、溯源,分析背後不實訊息的傳播策略。甚至進一步聯手政府部門、非政府組織,繪製「不實資訊生態傳播暨鑑識生態圖」打造不實訊息反擊體系。

從無國界組織的觀察來看,台灣新聞自由毋庸置疑,但仍有利益衝突、假新聞等問題;無國界組織認為台灣政府把脆弱的媒體生態視作國防威脅,「尤其台灣民眾對媒體信心是民主國家最低,導致民眾寧願相信假消息,也不願向專業媒體查核」。如果這情形沒有改善而遇到戰爭時,我們的新聞媒體與閱聽大眾反而是最沒有「韌性」的一環。

因為疫情關係,「超前部署」成為國人耳熟能詳詞彙,面對敵人也應該像打擊病毒一樣,平時就要鍛鍊防禦體系,尤其針對網路基礎建設,更須提前做足準備。

從俄烏戰爭鑑往知來,烏克蘭能抵擋攻擊長達三個多月,關鍵之一,就是未被摧毀的網路,對內持續通報撤退資訊;對外把第一手戰事消息帶向全世界。換言之,台灣更該從俄烏戰爭學習經驗,根據官方施政,台灣未來五年會投入最大心力,將自身蛻變成為智慧國家,綱領之一即是發展「數位基盤」網路體系,從基礎建設到資訊安全,不僅要反脆弱更要強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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