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與夢》:宇宙的根源是一組數字?有些人確信答案是「137」

《數字與夢》:宇宙的根源是一組數字?有些人確信答案是「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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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這是20世紀許多偉大心靈都在思索的問題,其中也包括了物理學家沃夫岡.包立和心理分析師卡爾.榮格。《數字與夢》這本書是兩位特立獨行者的故事——包立是涉足神秘學的科學家,而心理學家榮格則確信科學能回答某些折磨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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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亞瑟・米勒(Arthur I. Miller)

前言 Prologue

宇宙的根源是否是一組數字?有所謂的原初數字嗎?宇宙中的萬事萬物是否取決於某組數字,而這些數字能解釋一切?許多重大的科學發現都源自數學——諸如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黑洞、平行宇宙、弦理論和複雜性理論等等,而這些不過是眾多例子中的一小部分。上述所有發現不僅可以用方程式表示,也都描繪了物理世界的具體面相。

宇宙的根源是否是一組數字?正如道格拉斯.亞當斯在《銀河便車指南》書中所說的,那是不是「生命、宇宙和萬事萬物的答案」?物理學家、心理學家和神秘主義者都思考過這個問題。有些人認為是數字3——諸如三位一體和長度、寬度與深度三個維度。有些人則認定是數字4——畢竟,我們有四季、四個方向(東西南北)和四肢。還有些人確信答案是非常奇怪的數字137,因為它一方面非常精確地描述了光的DNA,另一方面又是「卡巴拉」(Kabbalah)這個字的希伯來字母數總和。這是20世紀許多偉大心靈都在思索的問題,其中也包括了物理學家沃夫岡.包立和心理分析師卡爾.榮格。《數字與夢》這本書是兩位特立獨行者的故事——包立是涉足神秘學的科學家,而心理學家榮格則確信科學能回答某些折磨他的問題。兩者都對自身領域做出巨大而長期的貢獻,而透過彼此間的大量對話,他們走得更遠,探索了兩個領域之間的中土,並且互相衝撞出火花。

1931年,沃夫岡.包立的科學事業如日中天,他發現了不相容原理——今日稱為包立不相容原理——能夠解釋物質的結構,以及某些恆星死亡的方式。

而就在這之前一年,他大膽推定應該還有一種尚待發現的粒子,這在當時是非常讓人訝異的假定。他堅持除了眾人視為理所當然的電子、質子和光量子之外,必定還有另外一種後來被稱為微中子的粒子。[1] 二十六年後,實驗室終於發現了包立的微中子。

但是,當包立的朋友和同儕競相追逐科學的閃亮獎項時,他的表現卻有所不同。他似乎對功成名就毫不關心。他不滿足於科學工作,而是在漢堡的酒吧流連,品嘗夜生活並追逐女色,致使個人生活逐漸陷入混亂。

1932年,得獎電影《化身博士》(Dr. Jekyll and Mr. Hyde)[2] 問世,劇中痛苦的醫生由弗雷德里克.馬奇(Frederic March)擔綱演出。包立的生活似乎也被撕裂成碎片。

解決方案顯而易見,他轉向世界著名的心理學家榮格求助,後者就住在不遠的蘇黎世郊外。包立當時三十一歲,榮格比他大二十六歲,信譽卓著且名聲響亮。他是歐洲和美國上流社會富裕紳士名媛間的當紅人物,他們帶著各類心理問題前來求診,希望能獲得解決。

當時世界仍籠罩在1929年華爾街崩盤的餘波盪漾中,德國納粹在兩年前的一場重要選舉中贏得了37%的選票,而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正朝向總理之路邁進;日本剛入侵滿洲;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剛當選美國總統。但是這些事件都沒有影響到榮格和他那些富有的病人們,他們感興趣的是更為神秘而私人的事。

榮格與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聯手,將心智的概念開闢為可以研究、可理解甚至能被治癒的對象。但這兩位傳奇精神分析師的方法卻大異其趣。

弗洛伊德的方法只涉及個人日常生活事件所產生的無意識領域,榮格則是打從一開始就想要揭示超越上述範疇的無意識深淵。榮格不僅是一名心理學家,他的興趣廣泛,橫跨中國哲學、煉金術和幽浮。他在世界各地即為殊異的思維方式中看出了潛在的相同模式,他確信這些模式源自於心智。他把它們稱為原型(archetypes),是心靈的基本要素。他因而發展出今日我們視為當然的集體無意識和原型的概念。

接著他得出共時性(synchronicity)的概念,他一向認為這是自己最重要的觀點之一。他確信那些能將東西方思想聯繫在一起的強大紐帶,也可將看似冷酷的理性科學世界與被認定為非理性的直覺和心靈世界聯繫起來。

所有讓他感興趣的事交會在數字的領域。榮格對某些數字著迷——數字3和4,這些數字在煉金術和宗教中一再出現,並在諸如《易經》(中國的「變易」之書)這樣的書中,能以數字的力量預測生命事件的發生。但直到他遇到沃夫岡.包立,所有這一切才開始匯集在一起。

包立也有類似的精神,他也著迷於數字。他對數字的迷戀始於物理系學生時期,當時他的導師阿諾.索菲德(Arnold Sommerfeld)就曾以卡巴拉主義者的熱情頌揚整數的奧妙。其中包括數字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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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夫岡.包立(Wolfgang Pauli)

索菲德在1915年發現了這個非同尋常的數字,當時他正試圖解決原子的一項費解特徵:譜線的「精細結構」(fine structure),即每個化學元素發散和吸收光波長的特定組合,可視為每種光波長的指紋或DNA。這被稱為「精細結構常數」(fine structure constant,實際上它等於1/137,但為了便於使用,物理學家將其稱為137)。[3] 從他的方程式中首次出現數字137的那一刻起,他和其他物理學家都看出這個數字的重要性遠超出解決原本的問題。他們很快就意識到這個獨特的「指紋」,是某些自然基本常數的總和,這些常數是相對論和量子理論的核心數值,被認定是放諸四海皆準的。

但如果這個數字如此重要,難道無法從這些理論所運用的數學中推斷而出嗎?令人不安的是,沒有人能夠做到。

精細結構常數最終證實經過精心調整,而讓我們所知的生命得以存在於我們的星球上。如此看來,物理學家們開始將137稱為「神秘數字」也就不足為奇了。

當索菲德在1915年偶然發現137,正是整數在原子物理學界全面竄起之時。兩年前,丹麥物理學家尼爾斯.玻爾(Niels Bohr)已經研究出原子內的電子能級可以用整數表示,即所謂的量子數。他認為只需要三個量子數,就足以定位原子中的電子,就像只需要三個數字就能夠定位物體在空間中的位置——即用來顯示物體在三維空間中的坐標。但十年之後,二十四歲的包立讓我們看見,實際上第四個量子數有其必要。問題是第四個量子數無法被視覺化。

對於包立來說,問題的癥結在數字「從3到4的艱難轉化」,而數字137與此轉化相關。

三百年前,神秘主義科學家約翰斯.開普勒(Johannes Kepler)和玫瑰十字會的羅伯特.弗爾德(Robert Fludd)之間爆發了一場非常類似的爭議。開普勒運用基督教神學和古代神秘主義論證宇宙核心的基本數字是3。然而,弗爾德在卡巴拉、四肢、四季和四個元素(土、水、氣和火)的基礎上爭論:上帝創造世界是從2轉化到3再到4,他如此斷言。

但是數字137是哪裡來的?包立確信這個數字是如此根本,應該能從基本的粒子理論中推導出來。他無論是在清醒時或是睡夢中都在思索這個問題,到了無法承受的地步,於是尋求榮格的幫助。

榮格的心理學理論提供包立一個方式,去理解第四個量子數的深層含義,以及其與數字137之間的關聯。137這個數字超越了科學,來到了神秘主義、煉金術和原型的領域。對榮格而言,他在包立身上看到古老記憶的珍寶,以及可以幫助他將理論建立在堅實基礎上的偉大科學家。


20世紀初期是個一如文藝復興時期般的分水嶺。弗洛伊德開啟心智研究領域,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發現物質的量子性質,緊接著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和玻爾的原子理論接連冒出。然後是恐怖的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戰爭激起靈性的追求和回歸古老信仰的趨勢,這在德國尤其明顯。就在戰前,偉大的德國物理學家維爾納.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透過閱讀柏拉圖的著作尋求慰藉。1927年,索菲德應期刊之邀寫一篇有關占星術的文章,他提到:

20世紀,一個備受推崇的期刊認為有必要徵求占星術相關的討論文章,這難道不會讓人感到奇怪而不合時宜嗎?受過教育或讀過書的廣大民眾對於占星術的興趣難道勝過天文學?我們顯然再次面臨非理性和浪漫主義的浪潮,它們在百年前曾席捲歐洲與18世紀的理性主義相抗衡。

然而,他自己卻狂熱地寫下137的神秘特質。

許多物理學家都熱衷地尋找物理學與心智之間的某種連結,包括量子物理學界的另外兩位先驅——馬克思.波恩(Max Born)和維爾納.海森堡,以及包立與玻爾。正如包立所說:

我不相信舊有形式的神秘主義會有未來可言。然而,我確信自然科學本身會在擁護者中催生一種能連結古老神秘元素的相對應極端。

所有這一切都肇始於,哲學從排除任何無法被還原到感官感知的實證主義取向,轉而尋求超越表面的真實。藝術界也熱情尋求這類真實:為了表現真實,巴勃羅.畢卡索(Pablo Picasso)和瓦西里.康丁斯基(Wassily Kandinsky)發展出立體主義和抽象表現主義的新方式;作曲家如伊戈爾.史特拉汶斯基(Igor Stravinsky)和阿諾.荀白克(Arnold Schönberg)反叛傳統的音樂規則;而像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這類作家正將相對論納入他們的小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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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爾・榮格(Carl Gustav Jung)

包立只向非常少數的同儕提及他與榮格之間的討論。他害怕被嘲笑。儘管如此,他與榮格的會談使他確信,理解我們周圍世界的關鍵是直覺而非邏輯思維。許多科學家視包立為理性和邏輯思維的典範。他們認為,像包立這樣致力工作並卓然有成的科學家,必定過著全心投入物理學的生活。這仍是一般人和科學家本身認定的科學家形象。

我們必須想想現代科學的奠基者艾薩克.牛頓(Isaac Newton)。在他去世後的兩百多年中,人們都將他想像成一個沒有情感的人——「與棱鏡為伍,表情漠然」,正如威廉.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4] 寫道——他日復一日坐在書桌前計算著方程式。

曾有同儕問牛頓都在做些什麼?他回答說研究物理——但只在他的閒暇時間。牛頓保密的大量文件在1930年代公開,顯示出牛頓與同時代的人並無二致,他關注物理學的程度比不上對諸如新耶路撒冷城有多大才能在審判日接受所有靈魂、聖經年表,以及如何辨別物體相對於上帝的運動等問題。對他來說,他最著名的運動定律,不過是他致力達成此目的所使用的一種手段。

英國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購藏許多晚近發現的牛頓論文,正如他所言:「牛頓並不是理性時代的第一人。他是最後一位魔法師。」

第一位為牛頓立傳的作家,19世紀蘇格蘭科學家大衛.布魯斯特(David Brewster)堅稱「沒理由認定艾薩克.牛頓爵士是煉金術學說的信徒」,但我們在牛頓的文章中看到恰恰相反的證據——牛頓是彼時知識最淵博的煉金術士之一。我們現在理所當然地認為,應該從他所生活的時代——一個煉金術、魔法和神秘主義的世界——來理解他,就像與他時代相當的17世紀德國天文學家約翰斯.開普勒。包立就在開普勒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

未曾檢視過包立大量書信往來和著作的科學家們,仍將包立置於古老的牛頓式緊身衣中。但是包立意識到科學的煉金術根源。他相信,現代科學已經走到了盡頭。尋求突破和發展新見解也許需要採取截然不同的方法,並回歸科學的煉金術根源。

包立雖然是位生活在20世紀的科學家,卻對17世紀感到熟悉親近——對於任何像他一樣接受榮格所假設的集體無意識觀點的人來說,這是再自然不過的了。

今日有少數科學家直言不諱他們相信超自然現象。普林斯頓大學的一個實驗室花了二十八年的時間,嘗試證實超感官知覺(extra-sensory perception,簡稱ESP)——實驗利用猜測卡片內容的方法——以及心靈傳動(telekinesis)的證據,也就是心靈移動物體的能力。該實驗室於2007年關閉,在此之前曾接受高達一千萬美元的私人資金贊助。它的創始人是噴射推進系統先驅羅勃.G. 楊(Robert G. Jahn)曾說:「時候到了」。他聲稱已證實受試者「想著提高」和「想著降低」,可以改變隨機數字生產器的數字序列——但其實影響非常輕微,一萬次當中會改變兩或三次。包立和榮格討論過這類型的實驗,他們也相信物理學的邏輯無法解釋心智的力量。

兩人還詳細討論意識的概念,當時大多數科學家認為意識是無稽之談的「禁區」。今日,利用量子力學概念探討意識是個新興研究領域,當中包括包立曾思考過的議題。

二十多年前,我很好奇地發現包立和榮格曾共同撰寫《詮釋自然與心靈》(The Interpretation of Nature and the Psyche)一書。我找到這本書,並且越讀越入迷。兩人所揭示的新面向很吸引我。身為一名物理學家,我知道包立和他對科學的貢獻,當然也知道榮格是誰。但是將理性的包立與反傳統的榮格放在一起?

我決心深入瞭解他們的故事。多年後,這個機會最終降臨。我從蘇黎世開始著手研究,在那裡我研讀他們往來的信件,這些信件存放在著名的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圖書館。我參觀包立曾居住的地區,他曾上門的餐廳和酒館,以及他曾走過的街道,並在他位於蘇黎世近郊措利孔鎮的家外駐足;這是一間樹木環繞著的不起眼郊區獨棟大宅,不是我原本想像中的宏偉房屋。

在漢堡,我走在包立生活、工作及遊樂的街道上。他經常光顧聖保利(Sankt Pauli)紅燈區的某些酒館仍在營業,也仍然處於同樣的暴力邊緣。

位於日內瓦城外,大型核子物理研究實驗室CERN(歐洲核子研究中心)內部的包立檔案室,是包立圖書館的所在地。在此,我翻閱他的兩本書,上面有他親筆標記的重要段落,是他在與榮格會面之前,以及兩人結識的那段期間所閱讀的書籍。

從措利孔鎮搭火車只過兩站就抵達榮格的哥德式大宅,我聽說此地不再對遊客開放。然而我還是寄了一封信,簡單注明收信人是「湖街228號的住戶」。幾天後,我收到榮格孫子安德烈亞斯的電子郵件,邀請我前往參觀。他是一位親切友善的人——就跟他祖父的形象一模一樣——向我展示榮格廣闊宏偉的居所。我很高興能踏進有著挑高天花板的大書房,榮格和包立曾經坐在這裡。一開始他們是病人與分析師的關係,接著成為朋友,仔細思索何謂心智、他們生活的時代以及他們所知的文明。我環顧餐廳,把手放在他們曾享用餐點的桌子上。大窗外的草坪一路延伸至蘇黎世湖。這兩位友人曾欣賞同樣的景觀,品嘗上好的葡萄酒和菸草。

榮格的餐桌、書房裡17世紀的煉金典籍,以及上頭有包立親筆注記的私人書籍,讓我感受到他們對共同追求目標的熱忱。因為包立意識到量子力學固然偉大並且吸引了濟濟人才,卻無力解釋諸如意識的生物和心理過程。這不是一個全面的理論。正如他所說,「雖然我們現在擁有自然科學,卻不能提供全整而科學的世界圖像。自從發現了量子層級的活動以來,物理學逐漸被迫放棄其原則上能理解整個世界的自豪主張。」對於包立而言,唯一的希望來自量子力學和榮格心理學的合體。

榮格和包立的心靈交會確實不同凡響。正如榮格所言,兩人因此來到「位於物理學與無意識心理學間的無人之境,是我們這時代最迷人但也最黑暗的狩獵場」。

註解

[1] 20世紀前中期的基本粒子是指質子、中子、電子、光子和各種介子,這是當時人類所能探測的最小粒子。隨著實驗和量子場論的進展,發現質子、中子、介子是由更基本的夸克和膠子所組成。同時人類也陸續發現了性質和電子類似的一系列輕子,還有性質和光子、膠子類似的一系列規範玻色子。這些是現代的物理學所理解的基本粒子。

[2] 英國作家羅伯特.史蒂文森最著名的作品,透過講述傑基爾和海德的故事,探討雙重人格問題及社會的黑暗面。

[3] 事實上,索菲德最初為精細結構計算的數值為0.00729。 它將如何以及為何被重寫為1/137的過程,將在本書稍後的章節鋪陳。

[4] 威廉.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是英國浪漫主義詩歌的主要奠基人和魁首,也是莎士比亞和彌爾頓以後英國最重要的詩人。他以飽含感情的詩筆詠讚大自然,在自然與人生的關係上,表達了一整套新穎獨特的哲理。

相關書摘 ►《數字與夢》:包立繪製夢中的曼荼羅,他的心靈在意識和無意識之間漸漸取得平衡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數字與夢:榮格心理學對一個物理學家的夢之分析》,八旗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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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亞瑟・米勒(Arthur I. Miller)
譯者:黃珮玲

科學的取徑往往來自非理性?

「我的真正問題一直以來都是神秘主義和科學之間的關連,它們之間的差異和共同點是什麼?神秘主義和科學都有相同的目標,就是要瞭解知識的合一……誰相信我們現在的科學形式就這層意義上來說會是最後的定見?」(包立)

是現代科學與神秘學的交鋒,物理學和心理學的碰撞,
也是20世紀兩位當代偉大的思想家――榮格和包立
之間合作、衝突和分離的人性故事。

「這位不帶感情的理性主義者第一次來找我諮詢時,他處於恐慌狀態。不僅是他,連我都感受到從瘋人院吹來的風!」——榮格寫包立

「我聯絡榮格先生,因為某些神經現象與這一事實有關:比起和女性建立親密關係,我更容易取得學術上的成功。而榮格先生正好相反。在我看來,他是非常適合治療我的人。」——包立寫榮格

這本書探討榮格(Carl Gustav Jung)如何分析他最著名的病人——開創性物理學家沃夫岡.包立(Wolfgang Pauli)夢的意像。包立非傳統且狂亂的生活,讓他處於精神崩潰的邊緣,於是找上當時炙手可熱的榮格為他作夢的分析。他沉迷於自己的夢境,藉此試圖挖掘某些超越物理學的東西。

這是兩個特立獨行的人的故事。包立,曾獲諾貝爾物理學獎的科學家,與同儕不同,他對自己的內心深處非常著迷,他相信人的心靈和物質宇宙源自同一原型。還有榮格,當時最著名的心理學家,他確信科學能回答某些折磨他的問題。這兩人都在自己領域做出巨大且持久的貢獻,並在蘇黎世湖畔榮格宅邸葡萄酒觥影交錯的晚宴上,他們的多次對話把他們帶到更遠的地方去。

在探索物理學與心理學這兩個領域之間的中土時,他倆一人從物質世界出發,尋找被理性壓制的情感面向,期盼無意識取徑能帶來洞見、解決量子力學種種待解問題,為從物質到意識指出一條明路。一個則在無意識心理學當中深耕,試圖透過類比物質世界的特性,讓心理學脫離神祕學範疇,進入科學研究的堂皇大道。

透過仔細探究並分析包立幾百個夢,兩人試圖從中找到人類心靈和宇宙原型的提示。而這原型究竟會以神話呈現,或是以數字表現,就是兩個學科的交會與探索。對包立來說,這個能解釋一切的數字也能提供靈魂方程的洞察力。它會是三位一體的3嗎?還是煉金術文獻中四個論點的4?或是糾結包立一生的奇怪數字子137呢?137既是描述光的DNA,也是「卡巴拉」這詞的希伯來字母總和,更怪異地,它也是包立離世時的病房號碼。

這本書是兩個同樣聰穎卻又截然不同的人之間非凡故事,紀錄兩人如何建立友誼,到彼此立場衝突,到分道揚鑣。正如榮格所寫,這帶領他們兩人進入「物理學與無意識心理學間的無人之地,也是我們這時代最迷人也最黑暗的狩獵場」。

如今意識領域已由腦科學研究開創新局,關於人的心靈、自由意志、意識等等也僅是大腦的作用。相較於現在科學一面倒認為人類就是物質性的存在,神祕學被壓擠到科學研究的邊緣,包立與榮格時代的科學家並不拘於一格,跨越學科範疇尋找跨越的可能,值得欽佩,也是一種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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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八旗文化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