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向情緒障礙者的病中實記:即使未經正式介紹,我也已經認識了真正的憂鬱症

雙向情緒障礙者的病中實記:即使未經正式介紹,我也已經認識了真正的憂鬱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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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躁鬱症會刪除掉絕大部分的記憶。這話大致正確,但我不知是否真能把這種病視為慈悲;對自己的行為和經歷缺乏記憶力,意味著一種廣泛、持續性的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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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湯瑪斯・梅勒(Thomas Melle)

第一次住進精神病院的人,大多因為心靈創傷。一旦逾越界線,門就自動關上。在此傅柯(譯註:Michel Foucault, 一八二六∼一八八四,法國哲學家,對精神病醫院之功能與源起的研究卓有貢獻。)無用武之地,不管是理性的討論或扎實的權力結構與排除機制,也幫不上忙:有關妄想的理論和故事都不重要,你在這裡與實驗對質,不,你就是一場排除了任何主觀影響的實驗和客體。你們這些來到這裡的人,棄絕一切刻板印象吧。(譯註:改寫但丁《神曲》地獄入口的銘文:「你們這些來到這裡的人,棄絕一切希望吧。」)

現在你在一個什麼都不對勁的地方,尖叫和拖著腳步的聲音在向你打招呼,瀰漫四周的是沉默等待多時的那種寂靜。只不過病患不是在等待什麼特定的東西,頂多是等待下一次發藥,等待第一次外出,更等待表面的解脫。他們沒有目的地等,那是一個陌生、照章行事,一個連公事公辦的細節都令人不安的世界,坐落於普通病房隔壁的是一棟只有X光檢驗室的建築物,就在整形外科的樓上。

只消眨眼的功夫,就能踏入妄想王國,我記得一次收治會談時,有一位壯碩、經理型的醫師,他陽剛的實用主義很合我的脾胃。我想,我同意立刻住院治療,純粹出於找樂子、有趣,或者安撫坐在我旁邊的朋友們。他們也答應會定期來看我。我當時犯傻,其實我還沒意識到自己已經喪失理智,而這使得我對陌生事物稍具免疫力。我當住院是一種研究,微笑順從,說不定還暗自竊喜。接下來幾天中,我和一些病友談話時,還假裝是醫師。其實我沒有遭遇什麼心靈創傷之類的事件,這要過一段時間才會在憂鬱症發作時出現。我的精神病太嚴重了,嚴重到看不出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先來一根菸,我邊想邊走下鋪著黑色人造大理石的長廊。吸菸室裡瀰漫打發漫漫時間的例行公事氛圍,我是新人,有些人懶洋洋地和我打招呼,有些人狐疑地盯著我。我一開始什麼也沒說,在這間充滿尼古丁、使人疲憊又麻痺的鴿子籠中,和其他人一起抽菸。空氣中有侵略味道。人來,抽菸後離去,門開了又關,沒多交談。兩根菸過後我站起來,大踏步回房間,坐在床上。我的室友在宣布自己是大明星之後,彈起不太高明的吉他。我立刻知道自己與他不同,他高估自己,我則不然。我聆聽了一會兒,很驚訝他的自我意象竟如此扭曲。然後我一躍而起,匆匆走過走廊,往亂七八糟的休息室看一眼,再瞧瞧紙牌遊戲以及書本,我很快就覺得乏味,然後大搖大擺回到吸菸室。我還花了五分鐘,把未來幾天的障礙賽跑道,立樁標示完成。


我在一間醫院住了幾個月,只見過一位主治醫師一次,而他可能成為我十年後幫助不大的鑑定人。他說,躁鬱症患者不記得所有發生過的事。反過來說,患者只記得很少的事情。凡與記憶有關的,躁鬱症不啻為一種慈悲的病,一位飽嚐躁鬱症之苦的精神病學教授凱.傑米森(譯註:Kay Redfield Jamison,美國心理學家,《躁鬱之心》作者。)這樣寫道。她指出,躁鬱症會刪除掉絕大部分的記憶。這話大致正確,但我不知是否真能把這種病視為慈悲;對自己的行為和經歷缺乏記憶力,意味著一種廣泛、持續性的失控。

相較於急性病症帶來的其他種失控,雖然是溫和的掏空,但同時病患遭受的攻擊問題也很多。我自己就很想知道,我發作時都做了些什麼,尤其是背地裡做的事。但這行不通,激烈或重大事件在剎那間留下的畫面,是可以記起來的,隱微的瞬間、每一次與人邂逅、片斷的影像也都回想起來。我當時的諸多行為,是從別人口中得知的;其他人也知道很多我的事。而有些畫面與情境條理清楚又鮮明,若試著把這些片段重新組合起來,並非不可能。


一九九九年的夏天很放蕩,卻也很壓抑。我常和新朋友跑出去玩樂,天天享受酒精和音樂所帶來的狂喜。那是一段在餅乾、桶子以及藝術和科技俱樂部度過的日子。那是在柏林的一段時光,比起大學,柏林這座大城市所提供的東西更豐富有趣。這個城市多年來不斷對我們灌輸大城市該有的樣貌,混亂、夜店、搖滾樂以及所有聚集在那裡的人中龍鳳。大城市的文化讓我們眼花撩亂,也使得我們為所欲為。我們,我這樣寫好像在為別人說話,而不是只為自己;但我也是他們中的一分子。我在,而且任其驅使,透過夜晚與白天的生活,透過新的熱門書籍,透過報紙與想法,透過仍屬新興的網路,透過研究所的課,在這座城市。我把自己看成某種東西的一部分。

終於在這裡,終於上路了。然而從一開始就有一股壓抑感,胸膛、呼吸與目光都縮小了,我覺得自己好懶散,有時候只是晃來晃去,狂飲,卻是個非常用功的學生。怎麼可能全部辦到?就是辦到了。一段遠距離的感情,這段關係一開始藏有許多浪漫,卻無疾而終。日子變得蒼白,搭地鐵的時間變長了。柏林自由大學位於受詛咒、距市區頗遠的達勒姆(Dahlem)區,是一個真實而冷漠的機構。專題研究課不輕鬆,但我咬牙撐過,讀遍所有資料,甚至求知若渴。我努力對付懶散和失落感,事實上我全然茫然無措;不管在茫茫人群之外,還是在未知的世界各大洲,只要我所學、所知愈多,它們就日益畸形。

我著了魔似的寫了一篇與穆齊爾(譯註:Robert Musil,一八八○∼一九四二,奧地利著名小說家。)有關的作業,內容正確到我好像靠它吃飯。教授問我怎麼辦到的?回答她這個等於讚賞我的表現的問題之後,我便把這份作業給徹底遺忘了。為什麼就這樣忘得一乾二淨?而我又為什麼如此努力?在大學裡籍籍無名很正常,害怕與同學往來就太荒謬了,尤其是在我就讀的菁英氣息濃厚的研究所裡。我,最最膽小如鼠之人,不久就完全回到過去的狀態了。

我筋疲力竭,不知所措,不想承認這種處境,於是漫無目標跳起來,奔跑過街道、超市,尋找普尼卡牌的檸檬汽水,尋找隨便哪一種產品,能帶些什麼來的那種;結果一無所獲,於是我又滑回死氣沉沉、冷漠的公寓。我六神無主坐在廚房餐桌旁,在一片麵包上塗奶油,只吃了半片,然後試著回到課本裡。還行。

並不是到了柏林以後才變這樣的。而是從好久以前就這樣了。我從童年、少年到青春期都一樣:偏離常軌,始終與世界保持距離,而且不是只有幾小時或幾天,而是原則上非這樣不足以克制自己,這是一種很執著的感覺。總是這樣,像是受到某種熱忱鼓舞,包括令人憎恨的另一面:無意義、乏味、空虛。能讓我高興、擄獲我心的,總是沒過多久就死了、腐敗、變質了。豐盈最後總成虛空。

在杜賓根(Tübingen)(譯註:「我」所在的杜賓根位於施瓦本〔Schwaben〕,是十九世紀孕育理想主義的地方。)時已然如此,一股強大的學習動機鼓舞我的熱情,受到激勵。一九九四年,我幹勁十足、能量充沛上大學,有時連我也覺得不可思議。大學對高中畢業生而言,未嘗不是一種許可,讓年輕小伙子終於能專注在自己的興趣,再也不會受到少數只會唱衰學生、讓學生感覺綁手綁腳的師長干擾,遠離家人,以及對我而言,遠離市儈氣息和欠佳的人際關係。在大學課程中再造自己,繼續發掘自己,知識增長,能力增強,是我的目標。我希望成為一個向上提升的人,創作自己的成長小說。

早上八點,我自動自發邁著腳步去神學院上課,和神學系的同學一起苦學古希臘文,真的是苦學,用的是老掉牙的方法。然後繼續在專題研究課上和圖書館裡,把我以前認為是重量級的文學作品,一本接一本讀下去。而這也能幫助神經緊繃的我,減緩這些大塊理論給我的壓力。至少我是這麼想的,下課時則閱讀恩岑茲貝格(譯註:Hans Magnus Enzensberger,一九二九年生,德國詩人。)以及布洛赫(譯註:Hermann Broch,一八八六∼一九五一,奧地利作家。)的書。教育令我振奮,無意識的幸福感鼓舞著我,雖然我看不見它,也不十分確定它是什麼。

和幾位研讀分析哲學的人交上了朋友,第一年將盡之時,他們把我從孤立的學習中釋放出來。我們經常在星期五晚上看過錄影帶後,走進「倉庫」,一間位於工業區的家庭夜店,自由搖擺著我們的身體。某種思路把我帶入欣喜若狂的境界,每個人都可能成為大人物,我深愛這種境界。

但這些事很快就變得乏味,《速度》(TEMPO)雜誌停刊了,這讓我罕見地感嘆了一下,不太想相信那位雜誌小販傳來的消息,心想,這下子我的青春徹底結束了。專題研究課變得更累人,也更無聊;我失去了學習動機但仍繼續上課。但我注意到,有些事情不太對勁,內心深處的我很確定,我其實無法讀書了,是的,甚至不具備生活能力。每天要做的功課,從起床、穿衣、出門、希臘文課、專題研究課、吃飯、圖書館、踏上回家的路以及睡覺,平淡無奇得令人沮喪。我從學生宿舍學到,如何在一個想法相近的社會空間裡活動的本事,就算有陌生人也無妨。曾經有一股原動力將我喚醒,而我自己也驅使它步步向前;然而現在它已不復存在。

應該要上路的新生活,停在原地打轉。我在書桌前吃的晚餐,一點兒也不好吃,我避免踏進就在我房間樓上的學生宿舍廚房,因為我擔心企管系和教育系的同學猜疑並忽視我。我無精打采,對什麼都沒興趣,就連兩場短暫的戀情也無法扭轉心情。到了第三學期,我終於不再修希臘文,蹺掉了大部分的專題研究課。我跑到城外的一座山丘上,俯瞰紅磚屋頂流淌的愁悶,俯瞰理想主義發功中的悶熱的施瓦本地區,或者直接上電影院,好讓自己的心回想起來,我本來打算做的事:寫故事,而非理論。我的心情為何如此惡劣?我究竟是怎麼降落在這裡的?

夜裡,站在赫德林(譯註:Friedrich Hölderlin,一七七○∼一八四三,德國浪漫派詩人,葬在杜賓根市立墓園。)的墓前,我覺悟到,這一切都只是以陰險複雜的方式在欺騙我而已。然後我繼續遊蕩到小亭子(譯註:販售香菸、書報、糖果、及酒的小型商店。),買便宜的酒Le Patron,靠它固執地喚醒我已麻痺的認知,挑戰課本,並嘗試寫點兒東西。但每天早晨,每一天我都是從垂頭喪氣開始,要到晚上才消散。才在杜賓根度過奮發向上的一年,接著就是一整年的疑惑和憂傷。

後來在柏林時我明白了,即使未經正式介紹,我也已經認識了真正的憂鬱症。


住進醫院前的那幾個星期,我和朋友逐漸感覺並且確定的是,我消失了。我還記得,我在柏林的那個夏天被炎熱折騰得厲害,我在第一年上學期寫的小說有多空洞,我卻無計可施。小說名叫《週六深夜》,整個故事就發生在一個週六的深夜,五個人度過了一個很糟的派對夜,幾杯黃湯下肚後,他們年輕生命的虛假基礎昭然若揭:舞池邊上演了一場悲劇。故事與當時流行的文學作品大異其趣,同樣的背景,但以否定取代肯定,以憂鬱及熱烈探求取代滿足。那四、五百頁是我花了幾個月,坐在電腦螢幕前趕出來的,寫完後筋疲力竭但快樂非常。故事誕生了,我滿懷希望把草稿寄給幾家出版社,也寄給柏林文學協會。各方反映應該如雪片般飛來。

但啥也沒發生,夏天一天天過去,希望愈來愈渺茫。文學作品可能要等很久,才會獲得些許反應,槓上了我天生的不耐煩,寫一本大概永遠不會付印的書,有如踢了我一腳,我現在正和那一腳的餘疼奮戰。我仍然處於之前拚命爬格子的激動與緊繃,以及伴隨創作而來的喜悅感之中,但我找不到任何足以緩和這種激動狀態的方法,或者能夠將其轉化成一種平靜的創造力也好。感知關上了門,心境如潮落。

我突然著急起來,與我同年的史都克賴德-巴勒(譯註:Stuckrad-Barre,二○一○ ∼二○一三的德國夜間談話電視節目,主持人為Benjamin von Stuckrad-Barre。),一年前出了他的第一本書;接下來是班雅明.雷柏(譯註:Benjamin Lebert,一九八二年生,一九九九年第一本小說《瘋狂》被譯為三十三種語文,賣出一千兩百萬本。),還是個孩子呢,就憑一個寄宿學校的故事揚名立萬。我欣賞這樣的事,追蹤他們的報導,讀他們的書一點兒也不吃味,卻對我自己施加壓力。難道我不是早就應該掌握所有藝術手法了嗎?所有討論、文章以及想法,所缺少的,難道不就是我的洞察力,我的語言嗎?

這當然很異想天開也很虛榮,這我當然也明白,但我卻無力擺脫這種偏執的想法:寫那本小說。其實,我只是讀了我所能讀及理解的東西,然後用習得和美化過的手法,將這個醜陋時代的一切美好給記錄下來。但是,當我經常徹夜不眠,聽著「艾克斯雙胞胎」(譯註:Aphex Twin,英國音樂人暨作曲家。),與德希達(譯註:Jacques Derrida,一九三○ ∼二○○四,法國解構主義大師。)爭論的時候,已經有一個下筆如有神助的人超越我了。

諸位可能會為此感到好笑,會嘲諷一下那個自我感覺良好的年少輕狂,我自己也一樣,我的改變讓我覺得有點小尷尬,有些我寫在這裡的東西,至今仍讓我尷尬。在前人身上出現過的偏激、野心、孤注一擲還是期待過高以致失望更大的種種性格,如今也攫住了我。這種衝動和自己給自己的成就壓力,要成為偉大人物的想像,經常在幾天之後就希望幻滅,取而代之的是全然的懶散和最深的自卑感,這些都是典型的躁鬱性情——即使當時我的病還沒有被冠上這個名字。


躁鬱始於一種情緒過剩,不,其實它早就開始了:伴隨著一段潛伏期,無力、鬆散、混混噩噩的艱辛度過數個星期,有一種在水面上輕輕搖晃和迎接暮色降臨的感覺,差不多可拿諺語「暴風雨前的寧靜」來形容。有一段我大部分不是記得很清楚的時間,,思考與感覺的輪廓漸漸模糊,覺察變鈍了,內省則麻痺了。似乎只剩下一部分的我,以一種捉摸不定的方式存在著,一個幽靈般、行屍走肉。努力不懈的結果換來的卻是麻痺,隨之而來的是筋疲力竭,耗盡了力氣和自我。喝更多酒,孜孜寫作,睡得很少。

今天我問好友與熟人,他們剛開始是留意到我哪些發病的徵兆,是什麼樣的情況讓他想到:這裡有些不對勁兒。他們舉例說,那些行為完全在我慣有的模式裡,只不過略為粗暴、頑固和極端,顯得偏執了些。我接著一頭栽進一個特定的計畫,類似寫劇本或者悲慘的部落格,我只談與計畫有關的東西,心思完全被遙遠的平行世界給占據,不然就是心不在焉。我對跟我說話的人視而不見,反應衝動、激烈、誇張,然後我又急踩煞車,克制情緒,自責檢討。

全力衝刺、浪費、筋疲力竭、麻痺,然後爆炸。躁鬱症悄悄地跟在許多病患的背後,步步進逼,逐漸從輕度躁鬱、過度興奮以及過度活躍而上升至典型的狂暴。我不是這樣,儘管前面提及的麻痺狀態(亦可將之視為病症的一部分——但之後能有什麼呢?)發生在我身上時只消幾秒鐘。

麻痺由一種情緒過剩開始,震驚穿過神經,未經校準的情緒一股腦暴發,急速往下衝,接著大浪打上來。無法遏止的感受排山倒海,皮膚發燙,背部燒了起來,額頭發麻,腦袋空空如也,同時卻又非常擁擠:神經元過剩。思維模式瞬間失去又重新形成,脫離了既有的中心點而各行其是。腦子失神崩潰。這是什麼?但這個問題只會驀地閃現,無法在感受倉促的當下加以處理,因為目光已經陷落在某個細節,天空竟充斥著漫射的威脅。

第一個念頭隨即出現,於其上擴建,第二個,第三個,如此這般迅速建立,錯誤思維層層架構,終成一張短期內可以解釋情緒過剩的草圖。這張草圖錯誤百出,以瘋狂的假設為依據,然而人們卻再也無法分辨。它索性自動擴建,心醉神迷停不下來,像一個失去理智的人在家敲敲打打,拼湊起他脆弱的思維小木屋來,把過剩的感覺嵌入一個暫時、明天就失效的解釋中。

這個系統從一個微小、突變的細節出發,像一棟瘋狂的幻想之屋般密集生長。它不斷變化、變形,就像柯寧翰(譯註:Keith Cunningham,美籍劇作家,也從事卡通動畫創作。)的卡通片那樣,快速變出各式各樣的形狀。其他細節一一出現,長成絞鍊,長成柱梁,不斷被拋棄和取代。一個停不下來、持續建造世界以及毀滅世界的過程刻在進行。妄想是一個過程,並非狀態,可持續數小時、數星期、或數月之久,也可能長達一年。

一些無關痛癢的基本假設概括了所有的變態,精神病患只好一再引用這些假設的說法,而這類假設大多為躁鬱天性:我,也就是它們(譯註:指的是一切有形無形導致躁鬱的因素。),在外頭的某個地方密謀策畫著。然而由於這些基本論點含糊籠統,所以精神病患能夠不斷從它們身上召喚出變體來。

這種感覺的基礎就是這樣遞增上去的,憑藉著這個基礎,在上面展開蟲蛀、惡毒且病態的天堂和地獄之旅。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背對世界:雙向情緒障礙者的病中實記,一個作家的十年碎片日常》,臉譜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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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湯瑪斯・梅勒(Thomas Melle)
譯者:楊夢茹

人心中都藏有一口深淵,大多數人只會偶爾瞧上一眼;
躁鬱症,卻是完整穿越這道深淵的一次旅程……

行過十年躁鬱深淵的心境剖白,透過書寫,走出心之絕境的自我追尋歷程

……
「那些生氣勃勃的人……似乎住在另外一個遙不可及的世界……」
「覺察變鈍了,內省則麻痺了。似乎只剩下一部分的我,以一種捉摸不定的方式存在著,一個幽靈般、行屍走肉。」
「驚慌一波又一波襲來,我把它們趕走,讓它們消失。句子、廣告詞及格言穿過我的腦袋……成為環繞於耳朵內部的擾人噪音……」
「猛然間含義都和以前不同了。所有的東西都在動,握不住也無法理解。」
「病態的思想、荒謬的想法、錯誤的系統,時時氾濫成災……」
「憂鬱不是我以為的那種麻木不仁,而是一種持續的屈辱,一種尖銳、永恆的痛苦、無助和悲傷。」
「你再也不知道自己過去是怎麼樣的一個人。雖記得自己的所作所為,卻覺得陌生。」
「病患不知如何釐清自己正在經歷的感受。這是什麼?是憂鬱症?為何如此激烈,如此可怕又令人痛苦?」
「當重新恢復意識時,回憶又為他增添一種說不出的羞恥,無時無刻不使他往下墜,愈墜愈深。」
……

現代生活看似井然有序、一派和諧,
然而在社會光鮮秩序夾縫中的陰影,卻藏著許多苦於精神疾患之人,
其中,專業上也稱作「雙向情緒障礙」的躁鬱症,甚至位列全球最常導致終生殘障的十大病症。
湯瑪斯‧梅勒提筆所寫的本書,正是他因躁鬱症所苦的十餘年的紀實回憶錄,
精神病患者難以掙脫心魔、受縛於躁鬱狀態的苦況,在字裡行間表露無遺。

一九九九年起十餘年內,是病情糾纏作者最劇烈的時期。
周而復始且難以掌握的發病、進院治療、逃脫、復發的循環,
令他飽嚐一發病「人生便失去了連貫性,原本有前因後果的歷史,
回顧時卻崩解為毫無關聯的片段和斷簡殘編」之苦。
本自以為瞭解的「自我」已面目模糊,再也不知自己究竟是誰。
於是,躁鬱的血淚、無從釋放的心中內壓與崩解的精神狀態,
必須藉書寫找尋出口;愈是不堪,愈要撿拾躁鬱利刃下碎裂的日常,
以此勾勒病中自身剪影,拼湊十年間的人生光景;既是記錄,也是自我救贖。

作者以赤誠靈動的筆鋒,將精神失常期間的樣態與心理活動坦然以告:
從病徵初現、而後精神全面潰散、生活斷裂脫序、
最終不斷在與理智拉鋸──對這些事的描摹敘寫,
可見積累甚深的文學與哲思底蘊,盤繞著病中的狂想和囈語,
共同交織成自傳色彩和文學感染力俱豐沛的人生編年之作,令人心折,同時亦隱隱閃現著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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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臉譜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