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財閥壟斷到「MeToo」風潮,回顧南韓電影產業的轉型與挑戰

從財閥壟斷到「MeToo」風潮,回顧南韓電影產業的轉型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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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國家瀕臨破產到大財團挹注資金的興起,南韓電影產業政策可視為經濟發展政策的一環,背後的思維模式,主要是將電影當成一種產品,可以幫國家賺取外匯,並且創造許多就業機會。

文:范維君(漢陽大學社會學博士)

南韓電影產業歷經20多年轉型才有今日的成果與蛻變。1994年南韓正式確立文化產業扶植政策,之後儘管歷經多次政權更迭,仍持續且有計劃地,對包含電影在內的文化內容產業[1]給予支援。20多年來南韓電影產業政策,由早期的保護轉為開放,但電影產業由少數幾家大型財閥企業寡佔,使南韓電影偏重製作商業大片,忽略地方性、獨立性及藝術性等小眾電影市場。

一、南韓電影產業現況

1. 南韓電影總產值2018年達20億美元

根據南韓電影振興委員會(KOFIC)公布的資料,2018年南韓電影總營收約2.37兆韓元(約20億美元),較2017年增加2.1%,其中南韓國內電影院營收約1.81兆韓元,線上電影營收4739億韓元,總外銷金額約885億韓元。

2018年南韓國內電影總觀影人次約2.16億人次,較2017年減少1.6%,其中1.1億觀影人次是南韓電影,佔比為50%,連續八年南韓國片市佔率超過50%。2013年南韓觀影人次首度突破2億人次大關後,連續第6年維持2億以上觀影人次。

南韓人口數約5,000多萬,平均每人口觀影次數約4.2次,名列全球前茅。然2018年南韓獨立、藝術電影共上映496部,較2017年的499部減少3部,進戲院觀賞獨立、藝術電影的人次僅110萬,佔南韓電影院總觀影人次的0.5%。

2. 電影發行龍頭CJ娛樂退居第三

南韓電影產業由少數幾家大型財閥企業控制,大型財閥企業對事業進行垂直整合,已建立從製作、發行到上映的上下游一條龍模式,形成少數大財閥寡佔局面。

南韓第一大電影發行公司CJ娛樂(CJ ENM),由於2018年發行的電影票房不甚理想,加上集團組織異動,從發行公司觀影人次市佔率來看,樂天娛樂2018年躍居第一,市佔率約17.1%,其次是迪士尼的13.9%,2003年至2017年15年來的穩居市場龍頭的CJ娛樂,2018年以13.3%市佔率落居第三。

3. 每週52工時與性別不平等的挑戰

2018年2月,南韓國會通過勞動基準法修正案,電影產業不再是每週52小時工時的例外行業,這表示南韓電影製作相關行業,未來皆得遵守每週52小時工時規定,預料這項勞動法修正法案,將改變南韓電影產業製作與生產。

此外,2018年南韓社會掀起「Me too」風潮,這股風潮也吹向南韓電影界。南韓社會存在嚴重性別不平等問題,電影界也不例外,除少數女演員外,南韓電影產業仍是以男性為主的職場,不當性別暴力問題嚴重。

2018年南韓77部商業電影中,女性導演參與的電影僅10部,佔比約13%。因此2018年8月,南韓電影振興院轄下成立南韓電影性別平等委員會,期望從制度層面改善南韓電影產業中的性別不平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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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台灣躍居南韓電影外銷第一大市場

2018年南韓電影作品外銷金額約4,161萬美元,較2017年增加2.2%。如以區域來分,亞洲地區外銷金額約2,792萬美元,佔比為67.1%,其餘依次為歐洲(9.8%)、北美(8.0%)及中南美(3.8%)。

如以國別來看,2018年台灣擠下日本,成為南韓電影成品外銷最大市場,外銷金額為715萬美元,較2017年的332萬美元,大增115.3%。2018年排在台灣之後的國家,依序是香港607萬美元、日本459萬美元、中國393萬美元及美國331萬美元。

二、從保護走向開放 南韓電影產業政策沿革

早在朴正熙當權時代,南韓就採取銀幕配額制(screen quota)[2]保護本國產業。軍政府主政時代,電影製片公司的數目與設立,皆納入國家管制,以便箝制人民思想與言論。此時期也對外國電影採取進口限額制,同時對國內電影製片公司採取管制措施,規定電影製片公司得投資一定金額南韓電影,才能進口一定數量國外電影。

南韓經歷1980年代民主化運動後,隨著社會逐漸民主開放,南韓電影產業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蓬勃發展。然而,1990年代中期以前,南韓電影市場已被好萊塢影片攻佔,南韓國片在本國市場的市佔率不到20%,因此南韓政府決定透過政策,展開一系列的電影產業扶植計畫,2000年代初期,南韓電影在本國市場的市佔率升提升至50%。

1. 看齊《侏儸紀公園》,南韓全力扶植電影產業

1980年代由於美國不斷要求南韓開放電影市場,原本南韓國片市佔率還有30%,但是到了1993年,已跌至15.9%低點,之後南韓國片市佔率雖有上升,但並非產業競爭力提升,而是拜銀幕配給制所致。

南韓政府打算以政策扶植電影產業的1990年代中期,各界其實並不看好。第一位文人總統金泳三,傳得知《侏儸紀公園》總產值,等於南韓出口150萬輛汽車的產值後,便決定開始全力發展南韓文化內容產業。

金泳三標榜「文民政府」, 強調南韓政府是由一般人民而非軍人組成,主張文化民主主義與文化福利國家,南韓文化內容產業正式步上發展期,電影開始成為南韓政府大力推動的產業。

1995年金泳三政府制定《電影振興法》,直到2006年的《電影暨影音振興法》推出前,《電影振興法》是推動南韓電影產業的主要法源依據。1997年雖制定「文化願景2000」計畫,由於政策配套措施不盡完善,造成推動效果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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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MF國難當頭,電影成危機中的一盞明燈

金大中上任時,南韓遭逢IMF危機[3]最艱困時期,受金融風暴打擊,南韓外匯存底大量流失、大企業相繼倒閉。在各界一片蕭條中,金大中決定將文化產業,當成南韓二十一世紀的重點扶植產業,全力推動包含電影、遊戲在內的文化內容產業。

相較於南韓過去的執政者為右派保守人士,金大中為左派自由進步人士,上任後便開始鬆綁南韓電影產業的諸多管制,對電影產業採取扶植政策。為了挽救南韓衰敗的經濟,採行新自由主義政策,民營化、鬆綁法規、透明化、開放等,成為金大中執政時的核心思想。

認為電影為文化產業中的重要組成,強調國家支援提升電影產業競爭力,金大中政府因此制定《文化產業振興基本法》,將文化部門預算比例提高至總預算的1%,提供文化產業支援,但不干涉內容發展。

此原則促使民間機構加入推動南韓文化產業。2000年3月接著發表《南韓電影振興綜合計畫》,2001年成立文化內容振興院(KOCCA),負責推動南韓文化內容產業,並且為韓流的擴散打下基礎。

同為左派自由進步人士的盧武鉉,當選後承襲金大中政策,相繼發表「邁向全球五大文化產業強國政策」及文化強國計畫,目標是在2010年,讓南韓成為全球前五大文化產業國。

盧武鉉與金大中電影政策的最大差異,在於盧武鉉主張更為開放的政策, 盧武鉉政府與美國進行自由貿易協定(FTA)談判,是否取消銀幕配額制爭議逐漸浮上檯面。

2006年盧武鉉政府對美國讓步,銀幕配額減至每年的五分之一(73天),引發南韓電影界危機感,認為美國電影將對南韓展開文化侵略。不過主張開放的一方指出,南韓國片年產量已達80部以上,每部電影只要播映1天,就可超過這個73天的配額底線,銀幕配額制形同虛設,重點應放在如何提升南韓電影產業競爭力。

3. 保守派政權沿襲扶植政策,黑名單事件震驚南韓社會

李明博政府上任後的2008年,為南韓電影產業低潮期,放寬銀幕配額後,南韓電影的國內市佔率從50%下滑到42%。李明博強調創意實用主義,採取選擇與集中戰略,對某些特定的文化領域進行培育,也針對文化內容外銷、著作權保護、電影製作及人才培育等方面提升產業競爭力。

此外,李明博政府將原先的文化內容產業,改稱為內容產業,將南韓文化內容振興院,改名為南韓內容振興院。不過李明博政府的政策內容,多沿襲盧武鉉政府,以電影生產者為中心的政策思考仍然明顯。

與李明博同屬保守派政權的朴槿惠,上任後高喊「創意經濟」,計劃推動包含廣告、設計、電玩、軟體、影片、音樂及藝術等15大類的創意產業,鼓勵與資通訊技術(ICT)結合,全力扶植中小企業,將文化財政預算提升為總預算的2%。

朴槿惠政府雖標榜國民幸福、希望新時代,提出創意經濟為南韓經濟成長動力,但私下卻對南韓電影創作進行思想箝制,制定藝文界黑名單,近萬名的演藝工作人員遭到封殺。此事件揭露後,不但震驚南韓社會,也加速南韓政權輪替。

整體而言,李明博與朴槿惠兩任保守派政權執政期間,南韓電影創作與言論自由受到壓抑,偏向左派的電影發行與製作受到打壓。不過,隨著保守政權勢力瓦解,代表自由與進步思想的文在寅政府上任,終於讓過去不少控訴政府與公權力腐敗的電影作品得以問世。

三、從本土走向國際,南韓電影產業背後的資本

1990年代以前,推動電影發展的資本,多是以本土資本為主。金泳三開始推動電影產業扶植政策後,三星、大宇等電子產業界的大企業資本,也開始投入電影、影音及音樂娛樂事業。

南韓爆發IMF危機後,導致許多大企業資金運作陷入困難,主要大企業開始退出電影及音樂市場。然而,三星家族的分支第一製糖[4],卻決定大力投資南韓電影產業,期望將南韓的文化內容產業推向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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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CJ投資美國夢工廠3億美元;當時的3億美元,約等於第一製糖年營收的五分之一。第一製糖後來成立多媒體事業部,學習夢工廠的電影行銷、財務管理等好萊塢經驗,透過與夢工廠的合作,慢慢累積電影與娛樂事業的經營經驗,日後也成立製作公司,投資拍攝南韓電影。

CJ的「CGV江邊11」於1998年開幕,為南韓第一家擁有11個放映廳的複合影城,CGV電影院不斷擴張版圖,成為南韓電影產業發展的一大助力。除了電影、娛樂與表演事業外,CJ也開始投身電視、音樂與遊戲等內容文化事業。

此外,2000年南韓東洋集團[5]與美國企業LCE(Loews Cineplex Entertainment),各以持股50%方式,在南韓建立大型影城Megabox。大企業相繼投入上映市場的結果,使小型電影院與地方戲院開始退出市場,南韓電影產業也開始走向上、下游垂直整合模式,引進外資也讓南韓電影加速走向國際。

另一方面,2000年之後出現的Ilshin投資(Ilshin Investment),以及金大中政府設立的電影振興合作金庫,這些金融資本與政府資本的出現,則是讓南韓電影短暫回歸電影,不致於過快走向完全商業化的道路。以大企業資本為主的電影產業發展,雖對製作商業大片有所幫助,但在另一方面,卻也可能擠壓南韓電影本土的原創性與藝術性。

四、南韓電影的未來與挑戰

1990年代至2000年中期,可說是南韓電影產業的起飛改革期,雖然迫於美國壓力,南韓開始鬆綁銀幕配額制,南韓電影的國內市佔率出現衰退,但是南韓電影市場開放後,卻也受惠於大企業、金融及國際資本流入,加速南韓電影成功躍上國際舞台。

南韓電影產業政策,可視為經濟發展政策的一環,背後的思維模式,主要是將電影當成一種產品,可以幫國家賺取外匯,並且創造許多就業機會。

南韓電影近年來偏重大片製作,其實源於國家政策將電影產業化,且致力結合南韓科技強項融入電影製作。受少數大企業支配主宰的南韓電影產業,獲利很自然地成為首要努力目標。

觀察近年來,南韓電影製作開始走向網路與串流平台,小型、低成本電影如雨後春筍般興起。這樣的變化將如何影響南韓電影產業,值得持續關注。

另一方面,南韓電影產業致力於引進多元資金、多樣平台及製作多部作品,已出現是否已達「產能過剩」的疑慮與爭議。未來如無法順利擴大海外市場銷售,恐引爆南韓電影產業的供過於求危機。

參考文獻

  1. 김기홍,「한국영화콘텐츠산업의발전방안에관한연구」, 연세대학교대학원석사학위논문, 2006.
  2. 김인하,「규제와개혁 : 한국영화콘텐츠산업의정부정책」, 창주대학교대학원박사학위논문, 2017.
  3. 박광무, 「이명박정부의문화정책 : 정책기조와초기정책성과를중심으로」, 성균관대학교사회과학연구소, 2009.
  4. 이종수,「문화융성정책의문화생활기여도분석-‘문화가있는날’을중심으로」, 인문사회과학연구, 2016.
  5. 영화진흥위원회, 「2018년한국영화산업결산」, 영화정책연구원, 2018.
  6. 원도연, 「이명박정부이후문화정책의변화와문화민주주의에대한연구-이명박정부의문화정책평가를중심으로」, 인문콘텐츠학회, 2014.
  7. 홍순석,「한국문화와콘텐츠 : 21세기한국문화의중요성과콘텐츠양상」, 한국문화사, 2016.

註解

  1. 在南韓文化內容產業一詞,已成為一個普遍慣用的詞彙,意指包含電影、音樂、戲劇、遊戲與出版等各種知識相關產業。
  2. 銀幕配額制規定電影院每年要有一定天數播放本國電影,南韓為了保護本土電影產業,1970年代規定至少每年要有30天播放南韓電影,後來逐漸增加天數至146天。
  3.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席捲而來,南韓經濟陷入嚴重危機,當時南韓外匯存底只剩下39億美元,國家面臨破產危機。為了渡過難關,南韓政府不得不向國際貨幣基金(IMF)申請緊急援助貸款,代價是南韓國家經濟政策,必須接受IMF的干預與監督,從此南韓進入所謂IMF時代。
  4. 1993年第一製糖從三星集團分離出來,為了將事業版圖擴大,集團名稱改以第一製糖兩個英文字母的縮寫CJ。
  5. 2013年東洋集團爆發危機,2014年宣布集團解散,2016年相關企業結束破產重整編入Eugen集團。

延伸閱讀

本文經新社會政策雜誌授權刊登,原文發表於此

責任編輯:丁肇九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