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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神化織田信長所吹捧出來的「兵農分離」政策

日本人神化織田信長所吹捧出來的「兵農分離」政策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今天來一個較為特別的題材,就是來談談織田信長的政策。其中一個他的「政策」曾經一度被日本高度吹捧,用來顯示信長的英明、遠見,更成為日本人「神化」信長的理由之一 —— 「兵農分離」。

被吹捧的理想光景

今天來一個較為特別的題材,就是來談談織田信長的政策。其中一個他的「政策」曾經一度被日本高度吹捧,用來顯示信長的英明、遠見,更成為日本人「神化」信長的理由之一——「兵農分離」。

相信大家通過戰國為主題的遊戲,以及相關的書籍,聽過「兵農分離」這個用語。這是從江戶時代便存在的一種歷史觀念,是當時的知識分子追溯當時的社會制度源流時,分析思考而成的一個概念,並且在後來的近現代史學分析戰國時代到江戶時代社會制度史的一個重要議題。

從字面上來說,「兵農分離」就是指要明確釐定及固定「兵」(武士)和「農」(百姓)的身份。在日本的歷史教科書,以及華文世界的書籍裡,這個政策成為了後來江戶時代「士農工商」階級四等制的先聲,而打響這個「曠世功業」的,就是被昭和時代的日本人吹捧成「凡事都有先見之明」的織田信長。

先撇開昭和時代的日本人對信長的理解,因為「兵農分離」的問題還沒解決。首先,最簡單的問題是:為什麼會出現「兵農分離」?我們在上面提到了「兵農分離」的字面解釋,不過,內裡卻不是那麼簡單,因為理論上的「兵農分離」是由幾層的因素組合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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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第一,「兵農分離」中的「兵」在一般理解上是泛指武士階級,普遍認為戰國時代的武士大多住在大名居城以外的地方,有的自據領地,只是關係上與大名結下君臣關係,有需要時才會率領自己的兵隊跟隨大名(大名自己也有軍隊)行動,事後率兵回到自己領地。

換句話說,有力家臣就是一個個半獨立的領主,他們既可以效忠大名,也可以隨時夾著私領私產倒向他家,製造不穩定局面。因此,在理論上的「兵農分離」的其中一個環節上,怎樣讓他們,以至中下級家臣都穩定下來,不會變節生事,是大名鞏固統治的重要課題。

我們已提到大名旗下的大部分家臣本質上都是有土地有私產的領主,中下級的家臣則是半農半士的存在,閒時自營農田,戰時則帶著百姓趕赴戰場,屬於一種難以介定的狀態。

在理論上兼且在理想上,大名都想將他們搬遷到大名居城下的城下町,切斷他們與土地的聯繫,由大名重新以自己(或政權)的名義,確認他們的土地權,但則需要他們留在城下,隨時奉公,參加政事,領地的管理便由家臣的家臣來管理,以減少他們的獨立性和反叛的可能。

至於那些領地不多,又或者根本沒有領地的下級家臣,則由大名直接給錢財或少量的土地作為工資。結果上,家臣與土地的聯繫隨著時代發展越來越稀薄,武士完全脫離農耕,成為專門的武士階級,開支和日常所需由大名提供的俸給來維持,而這些俸給就是由其餘的農、商、工繳納給大名的貢稅而來的。

至於農民(和漁民)方面,理論上的「兵農分離」上因為農民與下級武士的身份介定不清,而且在中世紀以來,農民糾合下級武士發展民亂,影響統治者的管治,站在統治者的角度而言,比起家臣反叛,農民抵抗統治的問題更為深刻和頭痛。因此,在規定大部分家臣集住在大名城下的同時,為了防止農民在戰亂時成為戰力,必須否定他們的作戰本錢,沒收他們的武器,也就是著名的豐臣政權「刀狩令」。

還有,為了讓農民專心生產,必須完全掌握他們的生產力,製作帳簿,將他們記入冊中,將農地、漁場與他們牢牢的綁在一起,否定了他們「向上流」的機會,固定他們的身份,穩定大名領國的發展和生產穩定。

簡而言之,理論上的「兵農分離」的核心目標便是統治者克服中世紀以來,社會中下層階級混亂,繼而引起各種混亂的問題。好了,以上的內容看來都十分明確清楚,但是,為什麼會扯到信長身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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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信長與「兵農分離」的真相

詳細的過程在此在贅,但簡單而言,就是從明治時代以來,強調學習西方的部分御用史家和好事者基於要指引社會與國民開智,製造「信長是具有進步思維的傑出人物」的形象。到了二戰後,戰敗的日本社會急需重新出發的契機和參考材料,「戰國之風雲兒」織田信長繼續成為了炙手可熱的理想人選。

在這大前提下,史家受到社會思潮影響,在分析這個部分時也難免不受左右,尤其是上面提到的政策大多明明是始於豐臣政權時代,但基於秀吉曾是信長的家臣,史家不知不覺便有了一個潛意識——秀吉必定是從「先進的」信長身上學習的。於是追根究底,還是將這個偉大舉動落在信長的肩上。

不過,隨著現時實證主義的歷史研究急速發展,以及反省過往「造神」主義的弊病,早年架在信長頭上的光環也逐漸褪色,我們今次談的兵農分離也是其中一個被新派史家「打臉」的一個項目。

從目前的研究來說,信長有沒有實施理論上的「兵農分離」呢?答案是「幾乎沒有」。為什麼呢?我們以下面一個來自著名的《信長公記》,經常被拿來作「證據」的著名小故事來反其道而行,好好說明一下。

時間是天正六年(1578)年,信長當時已經搬進安土城,作為他的新居城。同年正月底,住在城下,屬於信長直轄軍隊的弓眾(弓兵).福田與一的居所發生火警,詳細損失等不明。但是,信長事後認為這是因為與一沒有帶妻子來安土一起生活才導致的,似乎信長言下之意,就是認為與一妻子不在,他不能好好打理家居,終於導致火警。

無論如何,這場小事件發生後,惹起了信長的關注,立即命令近臣調查其他直轄的弓兵、馬迥(近衛隊)是否也有這情況。結果發現合共有120人跟福田與一一樣,都是留妻子在老家,獨自搬到安土上班,即日語中所謂的「單身赴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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