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運心理學》︰我們如何用思維捷徑處理新聞資訊?

《社運心理學》︰我們如何用思維捷徑處理新聞資訊?
Photo Credit: Tyrone Siu / Reuters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人類做決策時,常常遵從三種思維決策捷徑: 定錨捷徑、 代表性捷徑和可得性捷徑,這些思維捷徑亦會影響我們如何看待新聞資訊。

作者:Lo’s psychology

人類大腦雖然相當發達,但是仍受制於動物本能之下。我們一方面可運用精密的邏輯推理(logical reasoning)做出決策,這種思考系統在某些心理學領域上稱作System 2——System 2的思考遵從準確的運算法(algorithm)作出推理及決策,運算結果通常較少錯誤,但其缺點在於需要大幅消耗能量;另一方面,我們亦有一個思維系統稱為System 1,主要是依靠大腦的思維捷徑(mental shortcuts/heuristics)去決策,因毋須經過精密思考而運作得非常快速。雖然速度很快,但經System 1運作下的決策通常充滿錯誤。

大腦在運用資訊時,便需在這兩個系統中互相拉扯。假設你現在正在看新聞報道的示威片段,這段經過剪接的片段當中,有兩幫人在打鬥,你現在需要決定誰是誰非。若要追求更準確的決策,你不會單憑短片便妄下判斷,而會就整件事作詳細及全面的分析,例如「影片的剪接是否以偏概全?」「影片發佈者有否強烈的政治取態?」「整個衝突事件發生的根本原因是甚麼?」等一系列的思考方向。這就是System 2的思維模式——緩慢、細緻及較為精確。

但在現今資訊泛濫的年代,我們可接收到的信息是海量的。在「佔中」及「反修例」風波之下,幾乎每分鐘都有新的資訊通過各個社交媒介進入我們的大腦當中。大腦並沒有能力細緻地處理所有的資訊,最主要原因是,大腦天生就很「懶」。人類和其他動物一樣,天性懶惰。「懶」能為我們保存能量備用,這種模式具有演化適應性(adaptive significance)。所以,面對剛才所說的情形,大部分觀看者都不會啓用深入的System 2思維模式,而是選擇輕鬆快速和依靠思維捷徑的System 1,不出數秒便會立下誰是誰非的定論。

System 1不涉及深層的邏輯思考,只基於打鬥人士的衣著打扮(黑衣或白衣)、自己的固有立場和鏡頭內的畫面等,便以為是事實的全部。在System 1的思維模式下,決策也會準確和理性嗎?這是否定的。在充滿爭議性的處境之下,對資訊的情緒連結(emotion attachment) 會加倍放大其不理性。在相關學術研究當中,必數兩位行為經濟學家(同時也是心理學家 )Daniel Kahneman和Amos Tversky,他們是這課題的先驅,提出了許多重要的發現。

愈印象深刻 愈影響決定

Kahneman和Tversky在1974年發表了一系列人類決策失誤的研究,說明了人類的思考是何等的不理智。他們發現了人類做決策時,常常遵從三種思維決策捷徑(heuristics): 定錨捷徑(anchoring heuristics)、 代表性捷徑(representativeness heuristics)和可得性捷徑(availability heuristics)。其中,可得性捷徑能解釋為何有人會特別害怕乘坐飛機和投資。

人類在判斷風險的發生率(likelihood of risk) 時,通常都是根據該資訊有多顯著及多容易進入大腦(the salience and the availability of information)才進行判決的。愈使人印象深刻、愈容易想起的資訊,愈影響人類的風險評估及決策。例如飛機一旦失事,死亡率非常高,再經過傳媒大肆的報道,令飛機失事的資訊變得很顯著(salient)和入腦(available),並誘發出損失規避(loss aversion)的感覺。

損失規避,是指人類對「失去」時產生的負面情緒,遠遠大於「獲得」時感到的正面情緒。這感覺驅使少部分人十分懼怕乘搭飛機,事實上,統計學告訴我們,飛機相比起其他交通工具,失事率是最低的,是世上最安全的交通工具,因此,基於對飛機意外的恐懼而選擇不乘搭飛機是非常不理性的。

同類的例子還有很多,例如重大經濟崩潰過後,像是2000年科網股爆破以及2008年雷曼事件等,這種「血的教訓」在媒體傳播下實在太顯著太入腦,令不少人對所有投資產品都避之則吉;又或是對愛滋病的恐懼,亦是因傳媒的渲染而令大眾增加了無理的恐懼與歧視。事實上,在一年間因流感死亡的人數其實遠遠比愛滋病來得高,但我們從沒把流感當作一回事,可見人類的思想真的不太理性。

把可得性捷徑應用於反修例運動的話,可以從各網上媒體自8月開始,便不斷報道香港自殺及屍體發現的新聞作為例子。基於香港市民對政府及警察的極不信任,以及這些新聞令人產生的負面情緒,都是非常顯著及讓人印象深刻的。這些泛濫的自殺及屍體發現新聞資訊,讓大腦系統傾向相信它們的真實性及認定它們是與反修例運動相關的(correlated)。在談及其關連性時,理性的大腦是不應該在沒有確切證據前妄下判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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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 Kahneman, D.(2011). Thinking, Fast and Slow.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 Taleb, N. N.(2010). The Black Swan: The impact of the highly improbable(2nd ed.). New York: Random House
  • Thaler, R. H.(2015). Misbehaving: The making of behavioral economics. New York: W . W . Norton & Company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社運心理學》,蜂鳥出版。
作者:Lo’s Psychology(Dr. Lo為香港大學心理學系哲學博士,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一日成立Lo’s Psychology平台,其後三位心理學系學生Donna、Wan 和 Zippy相繼加入參與寫作)

社運心理學_COVER_3D

政治即生活,
而構成生活的便是人類思維與行為。

社會撕裂是必然、藍黃永遠不能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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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臉以後,警察和示威者的行動如何被影響?

二零一九年,全球民主海嘯,香港意外成為風暴中心。
「反送中」觸發的全面社會運動,我們看到人性醜惡、政治操作、世代之爭、立場鴻溝……利益和計算背後,也是一連串心理學及行為引發的後果。

香港大學心理學系哲學博士Dr. Lo團隊,以其專業的學術知識與切身的例子將社運的發展、支持與反對者的特質、政治冷感對比積極參與的取態、政府回應與警察執法等,多方面解構社會深層次矛盾是怎樣造成的,讓大眾了解自己如何被大腦引導行為,以不同的立場、形式投身社運,從而跳出固有框框,宏觀思考香港未來的出路。

責任編輯:Kayue
核稿編輯︰Ale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