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奸與抗日英雄誰來定?從李光耀等人的二戰事蹟省思兩岸的雙重標準

漢奸與抗日英雄誰來定?從李光耀等人的二戰事蹟省思兩岸的雙重標準
Photo Credit:AP/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作者透過前中華民國飛行員何永道,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及前新加坡駐日大使黃望青的生命故事,理解他們在二戰時期的抉擇,如何影響了他們未來的命運?誰又背負了漢奸或抗日英雄的標籤?

研究抗戰史的筆者,當把視野由兩岸擴張到東南亞之後,就忍不住注意到一些光怪離奇的現象。尤其是在對新加坡的歷史有所瞭解以後,更對於兩岸政府口中所謂的「漢奸」與「抗日英雄」之定義感到越來越模糊。過去在歷史上,無論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都以「通共」或者「漢奸」罪名清算自己的子民,製造了無數的白色恐怖或紅色恐怖。

然而一些在歷史上曾經通過共,或者當過「漢奸」的人,卻因位在戰後成為新加坡共和國的領袖,成為兩岸政府的座上賓,無論在台灣還是大陸都備受禮遇。反觀一些真正的抗日或者反共英雄,卻因為不符合海峽兩岸的某些政治正確,反而台灣跟大陸都待不下去,只能夠在新加坡找到一席之地,實在是讓人感到十分諷刺。

從何永道教官說起

提到對日抗戰期間兩岸共認的頭號英雄,首推陳納德(Claire Lee Chennault)將軍領導的中美空軍混合團(Chinese American Composite Wing)。而在今天的新加坡,就住著一位空軍官校第16期畢業,參加過中美空軍混合團第1大隊第1中隊的B-25轟炸機飛行員何永道教官,飛行技術卓越的他同時也是新加坡航空(Singapore Airlines)的元老級機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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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何永道提供予許劍虹
年輕時的何永道曾經是帥氣的抗日飛行員。

為什麼住在新加坡?不是住在台灣或者中國大陸?首先,何永道教官本來就是出生於英屬馬來亞的東南亞華僑,所以戰後選擇定居新加坡並不奇怪。他是基於對自己中國人的國族認同,才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回到祖國參加中華民國空軍的。許多抗戰時回國參戰的華僑,確實也在日本戰敗後返回僑居地定居,何永道做出這樣的決定是再正常不過了。

然而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何永道不敢進入大陸,而且進入台灣也要冒極大的政治風險。不能進大陸理由很簡單,他既然是中華民國空軍飛行員,而且還與美軍並肩作戰,站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共官方立場上來看就是「國民黨反動派」或者「美帝走狗」。在兩岸戰爭一觸即發,且中共又與美國在韓戰中大打出手的時代氛圍下,他只要一回到大陸就免不了遭到清算鬥爭。

可是1965年受老戰友邀請的一次訪台之行,卻讓何永道遭到警總調查,關押審訊了24小時之久。幸運的是,由於何永道也是英殖民時期部分獲得「受英國保護人士 」(British protected person)身份的馬來亞人民,也許當局忌諱外交風波,最終何永道還是平安獲釋,但是直到蔣氏父子相繼去世以前,他再也不敢進入中華民國這個他為之奮鬥過的國家。從這段經歷,又可以看出何永道的故事與其他中華民國空軍抗戰老英雄的不太一樣。

原來抗戰勝利後,何永道一度進入由前廣東空軍上校陳卓林經營的中央航空公司服務。戰後初期的中華民國,共有三家大型民航公司,除中央航空外尚有劉敬宜主持的中國航空與陳納德的民航空運隊。結果只有民航空運隊跟著中華民國政府來到台灣,中國航空與中央航空則在劉敬宜和陳卓林兩人率領下於1949年11月9日投效中共,史稱「兩航事件」。

劉敬宜和陳卓林的投共,並不是在於他們在意識形態上認同共產主義。恰恰相反,他們是從市場經濟的角度出發,認為在中國大陸經營民航比在台灣這塊彈丸之地經營民航更能獲利,才決定帶領手下12架飛機北飛中國大陸。當時人在啟德機場的何永道,顯然沒有太強烈的政治敏感度,就在陳卓林提出的《志願回國為人民政府服務簽名冊》上簽了自己的名字。

可計劃趕不上變化,依照陳卓林指示留在香港待命的何永道,很快就見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還有毛澤東宣布向蘇聯「一邊倒」的政策。根據這個政策,中共將停止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往來,意味著中國大陸將不會融入歐美國家建立的民航體系。接著韓戰爆發,美軍與中國人民志願軍在朝鮮半島上大幹了起來,更讓在美國受過飛行訓練的何永道不能輕舉妄動。

更重要的是,劉敬宜與陳卓林回到大陸一趟後,發現中共根本無心推動民航事業的發展。兩位老江湖見苗頭不對,居然將自己帶到中國大陸的兩航空地勤人員全部丟棄,一聲不響的逃回了香港來。這些沒有及時逃出淪陷區的中國航空與中央航空人員,從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就因為「政治成分不正確」,成為中共當局批鬥的對象,直到改革開放以後才得到「平反」。

這些遭受鬥爭的兩航飛行員,絕大多數與何永道一樣都是參加過抗戰的英雄。他們即便沒有如何永道一樣在前線與日軍苦戰,也駕駛著DC-2、DC-3客機或者C-46、C-47等運輸機飛越駝峰航線,為抗戰中的國民政府運送戰略物資。可沒想到一場國共內戰與一個莫名其妙的「兩航起義」,就讓這群英雄成為兩岸政府之間的夾心餅乾,讓人忍不住直呼歷史的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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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何永道提供予許劍虹
圖為2017年獲邀來台灣參加八一四空戰80周年紀念活動的何永道教官,備受今日中華民國空軍官兵的推崇。

受到歡迎的「合作者」

何永道因為「美帝走狗」身份回不了大陸,又因為響應過「兩航事件」來不了台灣,新加坡成為了他唯一的選擇。幸運的是,他的飛行技術受到總理李光耀賞識,還一度成為其座機駕駛。只是比起何永道在二戰時的表現,李光耀本人卻有一段難堪的過去。李光耀在回憶錄中,提及他曾在日軍佔領新加坡之初差點被日軍「肅清」的經驗。

可是對於自己在太平洋戰爭末期的表現,李光耀在回憶錄裡提的就比較隱晦。而根據東南亞戰地記者陳加昌的研究,其實李光耀進入了日軍宣撫班開設的昭南日本學園學習日語,並在結業後進入新加坡國泰大廈的日本陸軍報導部服務,從事情報工作,專門為日軍翻譯路透社、合眾社、美聯社、中央社和塔斯社在內的同盟國電訊。

換言之,二戰時李光耀扮演的角色正是日軍聘用的華籍情報分析員,而且從他替日軍分析中央社電訊的情況來看,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也是他針對的對象。這樣來看,抗日飛行員出身的何永道等同於成為了「通敵份子」的專機飛行員。兩岸既然聲稱繼承了「二戰中國」的法統,那台灣還是中國大陸也都應該把李光耀認定為「通敵份子」處理。

可事實上,無論是台灣的蔣經國還是大陸的鄧小平,都把李光耀視為貴賓看待。蔣經國需要新加坡的外交承認,不惜協助李光耀訓練包括空軍飛行員在內的軍事人才。鄧小平則把李光耀視為推動大陸改革開放的精神導師,甚至為了他不惜切斷對馬共的支援。顯見李光耀在抗戰時做了什麼,是否當了「漢奸」這件事情,看在兩岸領導人眼中絲毫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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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AP/達志影像
1978年10月12日,鄧小平訪問新加坡,並獲得李光耀接待。

李光耀並非新加坡領導人中,唯一二戰時有過「通敵」經驗的人士。如果說何永道因為簽名支持「兩航事件」就在訪台時遭到白色恐怖,那麼新加坡的第三任駐日大使黃望青過去的所作所為就更值得非議了。黃望青不只「通共」,而且還是1927年蔣中正清黨時,流亡南洋的左派人士,並在經緬甸進入馬來半島以後成為馬來亞共產黨的一份子。

黃望青也曾經投入星華義勇隊的抗日行動,可後來卻在1942年4月為日本憲兵隊捕獲。他為昭南憲兵隊特別警務隊的大西覺少佐吸收,變節成為了日軍鎮壓馬來亞人民抗日軍和盟軍136部隊的線人。此刻的黃望青,總是身穿軍服,手持日本軍刀,對外擺出一幅威風凜凜的樣子。可見黃望青不只是「通共」,而且還「通日」,理應被中華民國政府嚴肅處理。

然而戰後黃望青受到李光耀重用,出任駐日大使並且推動與兩岸外交關係的種種原因,他比何永道更早被允許進入台灣,而且同樣獲得貴賓級禮遇。在中國大陸,黃望青則更因為廈門大學法學院經濟系的學歷而受到更熱烈的歡迎。他在被日軍俘虜後當叛徒,出賣馬共同志的「罪行」早就被一筆勾銷,畢竟就連鄧小平都已經遺棄了馬共,誰又會在乎這支中共曾經扶持過的紅色游擊隊呢?

廈門大學甚至還替黃望青出了傳記,而且還很體貼的將他當日本憲兵的那一段過去從這本名為《從鼓浪嶼到新加坡》的作品中刪除掉。可見看在中共政權眼中,叛國與當外國人都不是罪。當了「漢奸」又怎麼樣?取得外國國籍又如何?只要你能當到外國的元首,然後給「祖國」統治階層帶來利益,過去的「漢奸」行為都能被視為中華民族的驕傲。

貼標籤的行為不可取

從台灣的立場來看,何永道理應是中華民國的抗戰英雄。同樣站在大陸的既有立場,他也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下的中華民族抗戰豪傑。可是因為政治不正確,而且又只是一個小小飛官,他必須要等到80年代以後才能自由進出自己所為之奮鬥過的海峽兩岸。與他同時代參加抗日的「兩航事件」飛行員,不是飽受中共政治運動折磨,就是被列入禁止進入台灣的「黑名單」。

反而是曾經替日軍報導部工作的李光耀,還有當過日本憲兵翻譯的黃望青兩人,從70年代初開始就能進入總統府或者中南海接受蔣經國、鄧小平等領袖接見。光是從這段敘述來看,就可以知道建立在對日抗戰上的兩岸民族主義論述根本毫無價值可言。蔣經國與鄧小平真正看重的,還是傳統上的成王敗寇觀念,誰能笑到最後誰就是贏家。

真正的抗日英雄,對政治事務並不瞭解,只知道以武力手段回擊侵略者。反而是「合作者」,因為於日軍佔領期間學會了如何在各方勢力之間遊走的政治手腕,不只最後生存了下來,還有機會在戰後成為政要,反而更加得到兩岸政府的重視。可見無論是「親日」還是「通共」,不過都是政治人物為了鞏固權力,強加給政敵或潛在威脅者的標籤而已。

一切都只是政治鬥爭的手段,被貼上標籤的人是否真的「親日」?是否真的「通共」?還真的一點都不重要。否則何以一堆白色恐怖時代以「通共」名義整肅他人的老情治人員,今日反而成為「反獨促統」運動的先鋒?怎麼過去扣人「美帝」大帽的中共幹部,如今卻拼命把孩子資產往美國送。其實領袖們比任何人都知道,意識形態只是拿來愚弄老百姓的。

筆者寫此篇文章,目的不是為了要攻擊李光耀或黃望青為「漢奸」,只是對兩岸還有國共兩黨動輒以民族主義搞道德綁架的行為深感厭惡,舉出一些自己研究或者訪談過的人物來當反駁代表而已。反而是李光耀這位高度務實主義者,筆者比較欣賞。雖然新加坡在他的統治下稱不上民主國家,但他至少比兩岸歷屆領袖更懂操縱狂熱民族主義或者愛國主義的風險。

更重要的是,他比兩岸領袖更懂得欣賞何永道這位飛行員,所以對李光耀筆者其實沒有什麼好說的。幸好隨著經歷過二戰的元首們陸續去世,何永道不只重新踏上了兩岸土地,還在2015年抗戰勝利70周年之際獲得馬英九和習近平的肯定,算是得到遲來的公道。可惜操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還有亂貼標籤的政治文化,在海峽兩岸還是沒有消失。

哪怕是在民主化推行成功的台灣,支持泛藍與支持泛綠陣營的老百姓還是在政客或名嘴操作下,動輒指控對方為「美日走狗」或者「中共代言人」,讓筆者深感無奈。藍營是否必然親共?綠營又是否就必然是「皇民」?政治如果可以那麼簡單二分法,就不會有何永道教官的悲劇上演。可惜大多數人不知道何永道的故事,人們也永遠得不到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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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杜晉軒
核稿編輯:楊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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