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係的責任》:在兒童性侵事件,強調關係體責任的人如何站得住腳?

《關係的責任》:在兒童性侵事件,強調關係體責任的人如何站得住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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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邪惡的確存在,但還有更多有待我們查索的因素。唯當發現有許多聲音存在於惡人的內心、而其中一些彌足珍貴且具有意義時,我們才可能掐熄自己心中那股倏忽上升的怒火。

文:席拉.邁可納米(Sheila McNamee)、肯尼斯.格根(Kenneth J. Gergen)

以兒童性侵事件為例

我們已經討論了四種對話邏輯,其中每一種都把重心從個人責任轉移到關係體的責任。我們認為,這轉移並不是輕而易舉就能做到的事情;它不是單單放棄固有的對話模式、去採取更新穎的對話行動就成事了。在討論與此有關的問題時,連我們自己都還免不了繼續指責個人或把問題個人化。然而,即使這樣的責任轉移確實可以促進生活中的一般人際溝通,但針對那些涉及人格嚴重偏差的個案——嚴重到我們不僅認為必須發聲譴責,甚至還認為如果不予以譴責,連我們自己的道德勇氣都將不保——我們還能這樣主張嗎?

在這情形下,把責任轉移到關係體的說法能讓人採信嗎?為了探討這問題,且讓我們現在來討論一項十分棘手、讓我們在衝動下只想究責個人的偏差行為。在討論時,我們會運用第二章論到的四種對話邏輯。它們能帶來改變而讓我們信服嗎?我們在此的目的,並不是要藉實際問題來證明所有強調關係體責任的作法已經、將會或可能推翻我們已經習慣的究責方式。我們真正的目標是:盡可能發現那些可促使我們珍惜、維繫、以及創造對話關係的意義出發點——也就是共識意義得以展翅起飛的契機點。

沒有比兒童性侵事件更能激怒社會大眾的事情了。怒不可遏的大眾只想衝去懲罰那個罪犯;就算不是邪惡的化身,他仍然常被大家認定是個喪心病狂的人。在最開明的社會裡,他或許會被冠以情緒障礙或心理有病的形容詞,但無論如何他仍應受到譴責,而最常見的譴責方式就是長期監禁或強迫住院治療。強調關係體責任並要求用其他方式解決問題的人,在這時候要如何證明自己的見解站得住腳?

請大家記得,我們在一開始就說過,強調關係體責任並不意謂我們打算推翻個人責任的傳統。我們的目的是要取得批判及反思的空間、以便討論這一傳統的侷限性以及可能的其他作法。我們在此必須強調,在兒童性侵事件上,我們很難以「罪犯自行決定犯案」為理由,來證明歸咎個人的作法是站得住腳的。在二十世紀,幾乎所有行為科學理論和新的精神醫學思維都大大挑戰了主體行動意志的說法。但同樣的,盛行於這些新理論和新思維之間的一個認定——個人行動是由環境和遺傳因素所決定——也無從找到最終根據,因為這種認定也是被建構起來的東西;它是從科學和精神醫學之思想架構所建立和理解的證據那裡取得授權和認可的。

同樣的,刑罰是否具有明顯的嚇止效果,這個問題至今都還沒有獲得明確答案,而關乎死刑之成效的爭論也始終未曾落幕。頗為反諷的是,在正義人士大聲疾呼施以嚴懲的同時,兒童性侵案的件數竟然屢增不已。在從憤怒轉而寄望嚇止手段的同時,大家也開始對性侵事件的發生機率變得加倍敏感起來——報紙、法院、學校、教會和一般大眾無不開始提高了警覺。結果,「一旦有心找到什麼,我們就一定會找到什麼」。這是因為:所有促使我們尋求正義和預防措施的分類性概念(categories of understanding)[1],會同時成為我們用來明確指稱原本意義不明之事的工具。我們的義憤會創造出必要條件,讓我們用性侵者和受害者的對比概念建構出一個世界。當我們如此建構世界時,越來越多的人就開始被我們指稱為性侵者。近年來,到處都有人自稱突然記起了童年時遭到性侵的往事,這就是實際的例子。

我們也必須思考究責個人的傳統如何截斷了意義建構的過程。當我們認定只有個人必須為他們的罪行負責、而法律(或治療)的執行就足使我們大鬆一口氣並良心坦然地回歸正常生活時,社會對話必會因此戛然中止。我們用簡單扼要的方法解決了棘手的問題,並使進一步討論成為不必要。但事實上,中止對話只會讓我們無從了解事情的全盤來龍去脈,也讓我們無從知道類似行為在不同情境中、被不同的人做出時會具有什麼不同意義。它也使我們沒有機會去討論:是什麼多重的環境因素組合造成我們所稱的兒童性侵事件?我們失去了好奇心,不再想用合作手段一起建構宜居的未來世界。最明顯的是,我們不再關注發生過的事情,我們不需要再做什麼或改採什麼其他行動,因為事情已經跟我們無關了。在令人髮指的事情再度發生之前,我們只要照常過日子就可以了。

就是有鑑於此,筆者轉而訴諸關係體責任的概念和作法,但我們並不想藉這責任觀來移除刑罰、做出更正確的判決、或擴散責任,卻想擴大對話並使之豐富多元化,進而使行動的選項也能豐富多元化。首先讓我們來尋找內在他者、亦即那些「有罪他者」的聲音。這樣的探索可以打開十分重要的空間,因為它從一開始就能打破「單整自我」之說的箝制、立刻顛覆那視個人為單一心靈——或就性侵事件來講,一顆邪惡心靈——的傳統思維。

邪惡的確存在,但還有更多有待我們查索的因素。唯當發現有許多聲音存在於惡人的內心、而其中一些彌足珍貴且具有意義時,我們才可能掐熄自己心中那股倏忽上升的怒火。各種強調性侵犯童年經驗的治療方式早已採用了這個作法,得以發現許多兒童性侵犯本身就曾經是性侵受害者——在犯案時,在他們內心說話的其實是他們長輩的聲音。如果再探討其內心中的其他聲音 (例如,有些聲音渴望成為負責任的父親和貼心的丈夫),我們就能打開一扇門,有機會重新黏合那或將永遠破碎的家人關係。

探索內在聲音還有別的意義。首先,他者的聲音可以用來引發具有預防功能的內在對話。例如,在詢問性侵者認為他的受害者、他的配偶、他的父母、他的朋友、他的法律顧問、或他的鄰居對此會有什麼感想時,我們發現這群人的聲音越來越具有份量。如果能找到方法使這些聲音持續在日常生活中發揮作用,那麼對性侵犯來講,建構價值觀的語言脈絡便會有所改變。內在對話因此可以成為一種預防工具。在更廣的社會層面上,探討內在他者,可以讓我們從更多方面來掌握那些不知不覺滲透個人價值觀的外來訊息。

例如,媒體上兒童性侵議題的討論會不知不覺促使這類案件更頻繁發生。在各種新聞媒體爭相報導駭人案件、追求收視率的同時,那些罪行就變得更為明確清晰、可被眾人理解。由於這類故事日夜滲透人心,許多從未想到兒童可以誘發性慾的人開始有了新的想法。透過媒體的聲音,性慾的版圖開始擴大,而後性侵兒童就逐漸變成「一種選擇」、不再被認為是荒謬的行為。要探討這些聲音如何成為性侵者的心聲,我們或可展開另一番對話,來討論媒體當負的責任。

現在讓我們從內在他者的討論轉移到相倚關係。在此,我們必須知道性侵兒童的行為也是被建構起來的;也就是說,這種行為並非純粹出於個人天性、或原本就存在於其天性之內。因此,我們現在要討論的是各種由文化建構起來、讓人據以認知外界的分類性概念:這些概念會用在什麼事情上和什麼人身上?文化和歷史環境會有什麼潛在影響力?愛撫兒童、用海綿清洗小孩的性器官、在床上和小孩一起裸體翻滾——這些構成性侵嗎?許多人會大聲說是,但也有許多別人會說否;換句話說,性侵兒童的行為是否存在,必須視相倚關係而定。這種行為也許在對談治療的某一時具有一種意義,但之後又可能具有另一種意義;如果對談持續進行,這種行為還可能另外生出其他意義來。就共創意義的責任來說,重點並不在於找到真理,卻在於每一對話者能夠維持相當程度的模稜態度,以求通往意義建構的大門永不會被牢牢關上。

在這情況下,去跟有可能成為性侵被告的人一起探討曾經影響過他的各種意義,應該是個智舉。他是如何詮釋他人的言語、行動、甚至沉默的?是什麼樣的詮釋或行動使這性侵行為成為可能?圍繞在他四周的人用行動和不行動給了他什麼樣的認知?這種探討不應僅侷限於童年故事或僅說給一個對談者聽的故事。在性侵嫌疑犯跟其父母、手足、朋友、治療師或律師的雙向對談中,我們可從相倚關係的角度發現哪一個故事特具意義?每一個對談都會導出新的問題和見解,使「事件」原因往四方蔓延出去。

讓我們現在把討論轉到如何召喚不在場的群體。一般人都很難相信兒童性侵犯在行動時代表了某個較廣大的社會群體。然而,我們在此必須對這可能性保持開放心態。舉例來說,一個男性性侵犯可以代表多少社會上的男性人口?男人為什麼會認為他們有權侵犯兒童?原因之一難道是男人的父權神話讓他們自認在家庭中握有生殺大權?在父權傳統的鼓勵下,男人往往認為家人「為我所有」、寄居在「我的城堡裡」,因此「我是主宰家中大小事情的皇帝和律法制定者」。這種神話也解釋了為何比起親生父親來,繼父性侵小孩的機率更大。繼父有義務撫養別人的「資產」,卻得不到回報,於是在象徵意義上,他有權(雖然沒有明講)要求對方的小孩容許他恣意而為。兒童性侵犯事實上代言了某種理應受到挑戰的傳統男性思維。

在性侵的控訴成立後,我們便可進一步探討不同群體間的關係。家中每個成員都有可能各自活在不同的意義圈內,例如家人間的小圈子、朋友圈、警察、檢察官等等。這些不同情況會帶來許多不同的故事、許多關於被指控之罪行及其意義的新說法。不幸的是,在現代文化裡,向個人究責的壓力依舊如此龐大,以至我們很難找出方法來分享不同群體所能提供的意義。通常,大家只想務實地為有罪或無罪找出答案;如果有罪的可能性極大,那麼大家就繼續訴諸懲罰與辯護一途——也就是說,一旦確定了衝突的輪廓,我們的思考就幾乎完全侷限在攻守模式當中。要擺脫這樣的模式,尋求符合共創意義之精神的新對話作法終究是必要的。

最後,我們必須考慮體系大鍋湯的問題。由於視個人為行動之源的思維無可避免製造了許多嚴重問題,我們當如何擴大自己對行動肇因的理解範疇?如果我們能把兒童性侵看做是文化所導致的問題、而非個人行為,那麼,是哪些文化面向導致這種行為的?這些問題特別重要,因為它們可以揭示新的選項、足以改變文化環境。它們可以防止大家採取簡單的解決之道(「他很邪惡,這事跟我無關」),同時要求大家思考自己如何不自覺地也有份於某種文化思維的塑造,致使兒童性侵案一再發生。一旦能開始討論這些問題,我們就能朝許多有益的方向前去。

我們之前提到,媒體在創造「兒童性侵」一詞之可理解性的事情上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但比起它們廣泛倚賴色情文字或影像的事實,它們這個角色的重要性又大為減色。媒體創造出一種文化氛圍,使眾人都認為性慾是生活的重心,並認為沒有性生活就代表了失敗、有缺憾的生命或背離常態的生命。此外,媒體也為年輕女性提供了如何穿著和如何舉手投足的模仿對象,使她們無論職業高低都認為性感極為重要。尤其嚴重的是,連少女、甚至女童都效法那些榜樣人物,在外表上變得越來越像羅莉塔(Lolita)[2]——瓊本內[3]就是一個實例。促成這些風潮趨勢的人包括了父母、服裝設計師、服裝製造商、選美大會主辦人等等。他們全都和媒體合作,為兒童性侵事件的發生創造了有利的環境。

在此我們要重申,在討論兒童性侵的問題時,我們的目的並不是要解決問題,也不是在迂迴暗示我們認可這種行為。我們希望增加行動的選項和理解的方式;我們用的方法是:展示如何交替使用先前論及的四種對話邏輯,好讓我們在面對這類棘手問題時擁有更多可能的行動選項。

在本書的第二部分,我們的回應者將要出聲說話。如先前提到的,我們非常希望能藉本書的形式,在小小規模上把「在對話中共創意義」的說法實踐出來。這些回應者代表了我們所擁有的各種重要關係,並將擴充、批判和限縮我們所提出之共創意義責任觀的意義。

註釋

[1] 此為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的用語,意指人類據以把現象界萬物分門別類、進而理解世界的概念之詞。參見第二章譯註4。

[2] 譯註:在俄裔美籍小說家Vladimir Nabokov的名著Lolita中,十二歲女孩羅莉塔是故事男主角 (一名中年文學教授)的繼女及他迷戀的對象。

[3] 譯註:原名為JonBenét Patricia Ramsey,是美國兒童選美皇后;一九九六年、六歲時,她在家中遭人殺害。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關係的責任:永續對話的資源》,心靈工坊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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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席拉.邁可納米(Sheila McNamee)、肯尼斯.格根(Kenneth J. Gergen)
譯者:吳菲菲

在紛擾的外在情勢與內在世界中,我們是否能不再相互指責,
而是透過持續對話討論、自我推翻與反思,
創造關係與意義裡更多元的面向與可能性?

現代西方的傳統倫理觀,不論在法律、心理、教育與社會組織等領域,都將責任視為個人的。然而這樣的責任觀,在20世紀末已無法因應全球化中日益複雜的變局,以及所遇到的重大挑戰。本書作者兼編者邁可納米和格根兩位社會建構論學者,提出了嶄新的關係責任觀。兩位作者首先由個人責任的論述著手,提出傳統責任觀於思維、意識型態或實際作法上的侷限,希望能擴大責任論述的範疇與相關實踐法,在舊有對話模式中製造裂縫,企圖藉由裂縫啟動新的對話模式。

全書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爬梳傳統個人觀的疏失,藉對話過程就是共創意義、進而改變究責個人的觀點與論述,並以兒童性侵這類絕非追究個人責任就能解決的案例為背景,試圖以社會建構論在對話中示範如何共同創造有意義的論述脈絡。第二部分則收錄心理學界、社會組織相關領域的專業人士對於社會建構論關係責任觀的各種迴響,無論是認同或是質疑。

第三部分是兩位主要作者針對第二部分的答辯。兩人透過對談取得更深入的見解,進而擴充共創意義所涉及的關係責任觀。如同邁可納米和格根所說,最後一章為兩人最初提出的討論提供了更豐富的面向,以及更多反思的可能性。

無論如何,以社會建構論關係責任觀點而言,這是一場未能完成和結束的討論過程,書裡的對話永遠具有開放性,而無最終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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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心靈工坊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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