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演藝術行政人員的勞動困境(中):當藝術家跟藝術行政一樣苦,誰該為勞動環境負責?

表演藝術行政人員的勞動困境(中):當藝術家跟藝術行政一樣苦,誰該為勞動環境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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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藝術的召喚或許是吸引青年藝術行政入行的動力,卻也同時形成了某種藝術家與行政人員之間的權力結構,讓勞資雙方往往難以對話,甚至是直接影響團隊組織的運作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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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從業人員是否本身有著藝術或人文相關的學科背景或是創作│表演的實作經驗,絕大多數都還是抱著對耕耘臺灣藝文環境抱有一份憧憬、熱情、甚至是使命感,更期待能在舞台之外為自己所熱愛的藝術人文盡一臂之力。這份精神也往往是藝術行政入行時,業主在專業技能之外的第一項要求。甚至於,許多從業人員可能是對低薪資和高工時這兩件事已有初步認知的情況下,仍然選擇踏入這個行業。

這無疑也造就了相較於勞動權益、薪資成長、資本累積,藝文產業的從業人員往往更傾向注重於在參與和協助藝術家創作、發表的過程中,所獲得的自我實現與精神價值。然而,藝術的召喚或許是吸引青年藝術行政入行的動力,卻也同時形成了某種藝術家與行政人員之間的權力結構,讓勞資雙方往往難以對話,甚至是直接影響團隊組織的運作和效率。

天才達文西巴西特展:聲光藝術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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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做藝術行政要有一個認知是,他面對的不是一個正常的老闆」表演藝術雜誌總編輯,同時也常應邀各式藝文活動及相關課程擔任講師的黎家齊說到「所有的藝術家都是瘋子你知道?我常說,要想做藝術行政先不要考慮薪資還是待遇,你要先有一個認知是,你會碰到這個藝術家你原本看不到的那一面。你帶著憧憬進來,你要面對的是他的偏執、挑剔。有些藝術家做事獨斷、愛掌控、又兇,但同時也要有個體認是說,不是這樣的人他不會變成藝術家。」

而藝術家也往往希望團隊所有的成員都能貼緊自身的步調行事,最好在他靈感降臨的時候能夠24小時隨傳隨到「當然你說其他的行業有沒有這樣的老闆?我相信絕對有。但相對的是他們可能有比其他職業好8倍的福利,或是極高的薪資。但是對不起,藝術產業卻又剛好相反」。

比起一般的勞資關係,藝術行政與雇主│藝術家之間的權力架構可能更難撼動。以最基本的時間管理為例,企劃書、劇本、樂譜、燈光舞台服裝各種設計概念,甚至是新聞稿、邀請函等業務文本,藝術家不拖到最後一刻絕對不會輕易放手。哪怕提早一年半載便召開創作會議,製作期程表多半只能實現個五、六成,而一進入排練期更是無止盡的修改再修改。而行政團隊裡的每一個成員多半都只能選擇體諒,因為「一切都是為了藝術」,是為了讓藝術家腦海裡的畫面能更臻完美(當然這邊也不要太苛責藝術家們,畢竟誰知道靈感什麼時候會來?又不是生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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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額外耗費的時間成本,就只能靠行政人員的額外勞動、無薪加班來彌補,好讓有如天空之城的一切至美能在觀眾進場前確實落地生根、完好無暇。若是製作牽涉到其他的邀演│合辦單位,也是行政人員得硬著頭皮去擋下一封又一封的催稿郵件。而類似這樣衍生的行政成本,大多的從業人員會因為對藝術家的尊敬和對作品價值的嚮往及認同,選擇忍受

當然,就藝術家的角度出發,他當然會想把演出、作品做到儘可能地最完美再端進劇場,這也的確是作為藝術家或表演團隊的責任。然而卻也因為如此,這些勞力成本浪費背後的組織管理不良、額外勞動、甚至是雇主│藝術家本身的資源管理和專案控管問題相對也就往往會被忽略甚至是合理化,成為藝術這棟房間裡的大象

也正是因為這類對於藝術價值的無限上綱,原本從業人員對藝文產業的熱情與嚮往,假以時日卻容易成為無形中的道德勒索:因為你理當對藝術充滿熱情,所以多付出時間或奉獻額外勞力也是應該的,即便雇主│藝術家不主動要求加班或勞力支援,從業人員也往往會出於對作品的期待和對節目的責任感而主動犧牲勞力和工作時間,而形成常態性的自我剝削

諷刺的是,大部分的雇主│藝術家或許是專注於作品的生成與執行,或是將自身對作品和藝術的責任感與道德觀無意間強加於整個組織和工作夥伴,雇主│藝術家對於這樣的道德勒索和勞力壓榨絕大多數都是沒有自覺的。而再灼熱的情感與理念都會有燒盡的一天,台上發光發熱的表演者尚且是如此,更何況是台下沒有掌聲,對於作品│藝術的歸屬感注定較為薄弱的藝術行政們。可想而知,當對藝文產業的熱情被反覆消磨殆盡之後,薪資的低成長與勞動權益的剝奪感便日復一日變得更為切身,屆時便是藝術行政從業人員離開的時候。

「除非你是對於藝術有相當的狂熱,你對這個團隊或是主持的藝術家情有獨鍾」包括很多團隊是夫妻檔一起經營,由藝術家的另一半擔起行政統籌的工作。通常都是透過類似的情感聯繫,或是從業人員對作品或藝術家有著特別強大的認同感,才會在單一的演藝團隊長久待著「其實是這份情讓他們一直撐下去。」黎家齊說。

當藝術家過的跟你一樣苦,誰該為藝術行政的勞動環境負責?

而相對於一般的勞資關係,勞動方在遭遇勞動不正義之後的生產價值往往注入於資方的營業額,藝術行政的額外勞動卻多半反映在看不見的藝術成果:作品的產生與實踐上,而這些未必可兌換成實質資本。換句話說,當藝術行政爆肝賣血的同時,雇主│藝術家可能也正在灰頭土臉的過活

國家兩廳院於今年四月發佈「2013~2018兩廳院售票系統消費行為報告」,是由兩廳院售票系統委託國立交通大學統計學研究所分析, 2013-2018年的表演場次、售票數、票房等數據。根據該報告,年演出場次從2013年的6,022場成長至2018年的7,060場,年售票數卻從189萬下降至186萬。上述兩項數據,相對於演出場次在這五年間呈穩定成長,售票數卻在平均185萬至190萬上上下下。這樣的現象有兩種可能原因,一是單場次觀眾較少的中小型節目增加,但影響最大的恐怕還是第二種:整個表演藝術產業呈現出供過於求的不平衡狀態

65%的民眾一年平均只買一次票,46%的民眾一年的購票數不超過3張,其中還有大量的一次性消費者,6年來就只買這麼一次。這背後當然與整體的經濟狀況(景氣不好的時候誰有心情進劇場跟你在那邊真善美)、還有國民的娛樂消費習慣(同樣一張一千塊,更多人可能寧願去吃899的燒肉而不是買一張600塊的票)有關。但不可諱言的是,在時代潮流瞬息萬變、節目又多到看不完的時候,不是每個團隊都有能力或視野去開拓自己的行銷能力和觀眾經營,整個產業其實是在反覆消耗同一批消費者

國內大部分的表演團隊除了票房收入外,都還需要另行經營其他業務諸如才藝教室、商業演出、活動標案承攬等等來支撐自身的營運。若是自身累積一定的品牌和口碑,則可能進一步藉由會員或貴賓系統的建立和培植獲取較穩定的民間支援。再更理想一點的狀況,則或許可以透過建立基金會的方式將自身的制度及體質組織化及穩定化(當然,到達這個境界的演出團隊在國內是屈指可數)。但絕大部分的團隊營運及演出活動還是十分仰賴公單位的各補助案的資源挹注,爭取補助對於演出團隊而言可說是命懸一線,補助爭取成功與否幾乎可決定一場演出能不能順利成行,更甚者,甚至是決定這個團隊的存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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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達志影像

引言所提到的演藝團隊扶植計畫後來由文化部移交至國藝會辦理,並更名為演藝團隊年度獎助專案,提供團隊一至三年「營運計畫」或「營運及年度計畫」的補助選擇,大大擴張補助演出團隊常態營運的彈性。在這之前的演藝團隊扶植計畫採每年遞每年審,許多團隊的營運皆仰賴這個計畫,一朝沒上的了船便得休止活動甚至是停止營運。 即便是一些歷史悠久、動輒20年以上歷史的大團隊,同樣得每年和這些補助計畫交手,才能保住轄下行政人員和演出人員的飯碗。

「整體環境並沒有善待我們演藝團體」成立28年的老字號絲竹樂團,演出形式涵蓋室內樂、大型國樂團、跨界音樂劇場的采風樂坊, 團長暨藝術總監黃正銘表示「我們采風曾經締造五萬人的觀眾紀錄,但你說有得到社會或是媒體很多的關注嗎?其實也很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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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采風樂坊

而演藝團隊本身如果社會能量不足,相對獲得的外部資源或資金就比較困難,當然對團隊成員的待遇或福利就更難提升。而商業演出或活動標案固然是增加營運收入的一大面向,但若要顧及團隊品牌及表演品質,也不可能什麼樣的案子都照單全收「我一個企業家好友曾經跟我說,他說『黃老師,您就盡量接(演出)嘛,反正您的人(表演者、行政人員)養著也是養著啊,沒有演出也是在領薪水啊?』。

我心裡想,從企業經營的角度當然沒有錯啊,效益要最大化啊。但如果我們真的兩萬、三萬就去演,那我們的品牌經營怎麼辦?又或者說我們原本一場演出要排練十次,那我們現在要節省成本,改成排兩次,這樣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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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再換下一個場景,一場中型的劇場製作算上場地租金、主創者工作費、人員演出費、技術人員工作費、旅運費、行銷業務等等,費用支出至少也要150萬。以國藝會每年兩期的常態補助款約為25至40萬,加上其他部會的個別補助計畫(這個部分要看作品主題是否與該部會的政策方針有所呼應,相對而言比較有一點可遇不可求),公部門的補助款項或許可以到約50萬。

假設巡演兩地四場,觀眾總數預估1,600人,票價抓一個平均值500元,那票房收入就是80萬。這樣支出至少還有20萬的缺口,這部分就仰賴團隊平常的業務收入,當然,更多的時候是藝術家自掏腰包補貼。這裡還要補充一件事,雖然演出企畫書通常會把藝術家本人的工作費用(通常是作品生產中的統籌及核心腳色,譬如導演、編劇、編舞、作曲等等)也列入預算評估,但大部分的時候基於對作品的歸屬感與責任感,藝術家們通常都會無償提供自己的創意與藝術

「回到最原始的成本問題」表演藝術聯盟 秘書長李孟融表示「我們的物價一直高、製作成本一直變高,但相對的我們票價卻沒有提高、收入沒有增加,變成是一個強烈的惡性循環。」而一檔演出中,幾乎九成以上的資金都會投入在節目製作上,或是一些相對固定的人事成本(舞美設計、劇場技術等等)「最後就是很容易壓榨到後面的藝術家和藝術行政,只是藝術家他可能自己是老闆,他的犧牲我們比較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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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我們都同意最根本的一些法規賦予的勞動權益,像是基本薪資、休假、勞保等等,這些是一定要(提供給員工的)的」黎家齊也提到「但現在的狀況是,當這個團隊裡的作品『生產者』們--這些藝術家、表演者都不見得有這些保障的時候,其實你很難讓雇主│藝術家建立這樣的概念。」負責讓作品運轉的表演者,這些藝術家最親密的創作夥伴可能都未必有良好的待遇及足夠保障(工時計算、勞保勞退等等),甚至也是得大量接案或是經營副業才能負擔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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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表演藝術聯盟

而在收入有限、錙銖必較的狀態下,確實也不乏有雇主│藝術家會跳下來和行政人員一起揮汗、加班、徹夜趕工,我還記得在劇團工作時,常常是行政總監親自開車帶著我們和演員四處場勘、跑講座,有時才在倉庫確認完道具旅運、又驅車趕往排練場盯哨排練狀況。好幾次和她一起深夜回到台北時,我都快忘記她自己也是一位享譽國際的舞蹈家。

總和來看,除了少數組織完備、體質健全的老字號品牌,很多團隊都還是過著做一檔賠一檔、撐過今年等明年的日子。絕大部分的經費在處理完演出製作的部分便已所剩無幾,當然別提要提升行政人員的待遇。而這也讓行政人員從對實質收入和勞動價值的失望,近一步擴大成對整體產業環境的失望

責任編輯:王祖鵬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