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天皇》:日俄戰爭後,明治天皇仍有四項主要擔心之事

《明治天皇》:日俄戰爭後,明治天皇仍有四項主要擔心之事
Photo Credit: 内田九一@Wiki Public 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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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皇之所以信賴伊藤博文,不僅因為伊藤博文運用立憲制度,也是因為天皇對伊藤博文的外交手段給予極高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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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伊藤之雄(いとう ゆきお)

【終章:晚年的憂鬱與希望】
君臣能否同心協力

日俄戰爭後,明治天皇雖因戰爭獲勝而在自身權威與潛在權力上獲得無與倫比的地位,但除了個人健康問題之外,天皇仍有四項主要擔心之事,而其中二項是國內問題。憂心事項的第一件為,天皇和輔弼(輔佐)天皇的政府與國民之間的關係。

一九○五年九月五日,在東京市的日比谷公園召開反對《樸資茅斯條約》(日露講和條約)的國民大會,在該活動演變成暴動之際,明治天皇正在表御座所處理政務。表御座所鄰近櫻田門,距日比谷公園直線距離在一公里之內,日比谷公園內的騷動透過前院的林木間隙傳到了天皇耳裡。到傍晚時,人群的呼喊聲漸次高昂,混雜著器物破壞的聲音,一一傳進御座所裡。天皇似乎無法穩坐,從椅子上站起來在房中來回踱步。

當聽見槍擊聲音時,天皇大喊「憲兵開槍了」,無法再掩飾心中的不安。五日夜裡,天皇頻頻向侍從詢問事件的情況。翌日六日,暴動仍持續進行,死亡人數達十七人,傷者高達二千人。暴動的原因是,政府並未向國民充分傳達日俄戰爭中日本國力的實況,民眾承受著戰爭的犧牲與負擔,在疲於戰事之後認為政府應該獲取更有利的談和條件,因此才會對藩閥政府提出批判。

誠如在本書中提到的,在明治天皇青年時期也陸續發生征韓論政變、佐賀之亂、反對地租改正的農民暴動、西南戰爭等事件。日比谷縱火事件之所以能讓天皇動搖,是因為自少年時期以後在大久保利通、岩倉具視、伊藤博文等人的協助下,為了建立近代國家而培養出政府與國民之間的信賴感,將可能因此事件而再度崩毀。

針對一九一○年所發生暗殺天皇未遂的大逆事件,大審院(今最高裁判所)於一九一一年一月十八日做出裁決,幸德秋水及其情人菅野須賀等二十四人均被判處死刑。當首相桂太郎向天皇稟告此道判決時,天皇顯得十分激動,立即命桂太郎首相研議特赦減刑事項。結果,翌日,十二名犯人減刑一等,幸德秋水與菅野須賀等十二人判處死刑,另十二人判處無期徒刑。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對此事的研究中判明,除了菅野須賀等四人之外,其他人與事件並無直接關係。當時的明治天皇在對事實一無所知的情況下,接受官員方面誤陷事件的報告,最終對判決結果進行裁定。

話說回來,一向儘量不直接參與政治的明治天皇,何以在此時期如此積極參與司法權?這是因為大逆事件,與所謂天皇暗殺未遂事件的宮中問題有所關連。秉持著明治憲法的精神,明治天皇接受府中(政府)與宮中區別的原則。誠如本書中所見,憲法抑制天皇參與政府問題,僅能介入調停對立衝突。相反的,宮中與府中被區別開來,宮中問題屬於皇家的家政問題,即使到了日俄戰爭之後,只要有必要,天皇都會針對宮中問題表達自己的意見。例如一九○九年六月,元老山縣有朋元帥的心腹田中光顯宮相辭職後,即遵照天皇意願,由岩倉具定爵位頭繼任宮相職位。

降低君主對政府事務的參與,僅在需要調停時介入,但對於宮中事務則持續參與,此一原則即使是近代英國國王亦同樣遵守。伊藤博文向史坦恩習得的君主機關說成為明治憲法的精神,而明治天皇接受了此一精神,與歐洲立憲君主制發達國家的君主採取同樣行為模式。換言之,天皇即使未能親自見聞,也能將其素養涵化於身。

能否保有對陸海軍的控制力

明治天皇擔憂的第二件事,即是內閣與陸、海軍之間的互動關係。在本書中可見到,甲午戰爭時期天皇讓文官的伊藤博文首相列席大本營會議;日俄戰爭前至戰時,天皇調停桂太郎首相與伊藤博文所率領政友會之間的對立;以及陸海軍間的對立、陸軍內部的對立等,明治天皇進行多次調停。

但是以日俄戰爭為契機,被元老山縣有朋元帥派系所掌控的陸軍,以及深受山本權兵衛大將(前海相)影響的海軍,雙方的發言聲量均大增。另一方面,隨著元老伊藤博文步入老年,明治天皇本身也已五十多歲,且健康情形每況愈下。撇開山縣有朋透過派系掌握陸軍、內務省、貴族院等組織之外,其他元老如井上馨、松方正義也已衰老,黑田清隆、西鄉從道逝世,元老們的影響力也大為減退。皇太子嘉仁無法依靠,若再過數年自己或伊藤博文亡故,大日本帝國是否就無法決策出協調一致的國策?明治天皇恐怕一直對此揣揣不安。

一八八○年代後半期以來,天皇與最信賴的元老伊藤博文都抱持著相同的不安。伊藤博文於一八九九年在宮中設置帝室制度調查局,並自任其總裁。一九○七年二月一日,伊東巳代治在伊藤博文的授意下公布立案的「公式令」。原本天皇敕令發佈時,需要天皇的署名,以及主任大臣副署名,但根據「公式令」的規定,尚需要首相的副署名。若依此,與陸海軍相關的敕令也需要有首相的副署。此道律令成為首相得以制衡陸、海軍的法律根據,即使首相身為文官,亦可藉由不署名以對陸海軍產生威脅,也因此強化了對陸海軍的控制力。直到甲午戰爭時期,藉由文官控制陸海軍的想法逐漸明朗化,而此次律令格式的規範亦是再度確認政府的此一走向。

元老山縣有朋等人欲對抗公式令的規定,主張在軍事相關事務方面以軍令取代敕令,且即使未有首相的副署,僅有主任大臣(陸軍大臣或海軍大臣)的副署亦可成立。於是同年九月十一日,公布了「軍令第一號」。由於確定此一軍令制度,原先在法律上賦予首相得以制衡軍事相關事務資格的「公式令」,如今只剩空殼。面對海軍的動向及尋求建立軍令制度的山縣有朋等陸軍方面,已入老耄的明治天皇與伊藤博文顯然已無法抵抗。

是否能保東亞和平與安定

明治天皇所擔憂的第三件事為,在日俄戰爭後,包含俄國在內的列強雖然承認韓國為日本的保護國,但韓國在日本統治之下卻屢屢發起諸如義兵運動之類的抵抗行動。

誠如本書所述,在明治時期的日本政治指導者中最重視與列強間協商者即是明治天皇。同時,對於當時日本以軍事力為背景、強勢擴張日本的勢力圈與殖民地的政策,天皇亦抱持否定態度;此外,不論是甲午戰爭或日俄戰爭,天皇亦是對開戰一事最為慎重的一人。天皇之所以信賴伊藤博文,不僅因為伊藤博文運用立憲制度,也是因為天皇對伊藤博文的外交手段給予極高評價。

日俄戰爭後締結了三次的日俄協約,陸續解決了雙方在滿州與內蒙古勢力範圍分割的問題,日俄之間的緊張關係也稍稍獲得緩解。

日本於一九○五年十二月設置韓國統監府,元老伊藤博文被派為首任統監而前往韓國赴任。伊藤博文認為韓國有其歷史與傳統,韓國人也具備潛在力量,因此應維持其獨立國的型態,在日本掌握實權的情況下,以日本明治維新為樣本推動韓國的內部改革。伊藤博文的構想是,振興韓國的產業及教育,待韓國成為近代化國家之後,在日本的主導下日韓攜手合作以建立國際秩序。

然而,韓國在成為日本的保護國之後,對於目標推動近代化的統監府政策產生激烈抵抗。一九○七年六月,韓國皇帝高宗秘密派遣二位使者前往於荷蘭海牙召開的第二屆萬國和平會議,以確認保護條約之無效。獲知此事後,伊藤博文與日本政府於七月二十日強迫高宗退位,並強勢要求韓國訂定第三次日韓協約,約定解散韓國軍隊,只留下一部份。其後,同年八月以後一直到一九○八年,韓國人的抗日游擊等義兵運動聲勢居高不下。

一九○八年五月六日,在韓國統監伊藤博文的請託之下,陸相寺內正毅與首相西園寺公望商議後,上奏天皇請求增派軍隊前往韓國以鎮壓義兵。接著便按照慣例,由參謀總長奧保鞏上奏,請求派遣步兵二十三、二十四連隊(合計約數千名兵力)前往韓國。當時,雖然天皇已經進入後宮(內廷)了,卻仍再次前往表御座所,對上奏內容進行裁決。由此可知,天皇對韓國的抗日運動一事非常在意。

另一方面,在韓國統監伊藤博文的指示下,韓國皇太子李垠從一九○七年開始至日本留學。且根據明治天皇及伊藤博文的旨意,李垠在日本的待遇準同日本皇太子嘉仁親王。此外,伊藤博文亦會吩咐相關人員,在李垠旅行時遣人陪伴服侍,留意不讓其有不便之處。據天皇侍從日野西資博回想,明治天皇對韓國皇太子亦十分關心,頻頻指示宮相岩倉具定拿取各式各樣的珍奇之物送去給李垠。此外,李垠進宮參見天皇時,天皇也對其特別親切,「就如同(天皇自己的)孩子般疼愛」,從旁看起來,韓國皇太子就如同日本「皇家子女」一般。

但是一九○九年十月伊藤博文遭到暗殺,一九一二年七月明治天皇駕崩,李垠的準皇太子嘉仁親王般待遇被取消,降級至與日本皇族子弟相同待遇。

伊藤博文身為韓國統監,在海牙密使事件中採取嚴厲的對應手段,因此被外界誤解為其對韓國抱持高壓的統治構想。但是從明治天皇與伊藤博文對待李垠的態度來看,二人與山縣有朋等日本其他政治領導人物迥然不同,而是對韓國與韓國人都採取尊重的態度。此外,由於李垠是韓國未來的國王,在培育李垠成長的同時,明治天皇與伊藤博文亦將未來日韓兩國的外交關係託付在李垠身上。

明治天皇的繼承人

明治天皇所擔憂的第四件事,其實與前三項不安之事亦有關連,即是繼承人皇太子嘉仁親王是否能充分做好身為天皇該做的事。前文已述,由於嘉仁親王的少年時期十分孱弱,但儘管如此,明治天皇卻對嘉仁親王抱持過大的期待,教育過程也不十分順遂。

根據侍從日野西資博的回想,雖然明治天皇十分擔心嘉仁的健康情形,但嘉仁隨著年齡漸長也明顯對父親有些畏懼。當天皇在表御座所時,只要有人前去拜謁天皇,嘉仁即會在等候室裡等待。當拜謁者離去後,即使侍從不需過問天皇意見,嘉仁亦可前往拜謁天皇,但嘉仁卻仍命日野西資博「你去請示」。於是日野西資博前去詢問天皇是否方便接見嘉仁,天皇卻多半回答「再等一下」、「再等一下下」等口諭。也因此,嘉仁亦曾有等待一小時左右的情況。

然而天皇在晚年身體情況日益惡化後,也對嘉仁成長遲緩此一現實較能坦然接受了。一九○八年十一月禁衛師團舉行機動演習時,嘉仁二十九歲,位階為陸軍少將(兼海軍少將)。曾擔任侍從武官的上田兵吉對當時嘉仁向明治天皇報告演習相關事項時的樣子,留下了深刻印象。據上田兵吉所述,當皇太子攤開數張地圖說明戰況時,明治天皇向皇太子提出疑問,但皇太子在地圖上找不到該地點。由於東宮武官無法在天皇面前對皇太子伸出援手,正感焦急之際,皇太子終於獨力回答了天皇的問題。此時明治天皇說了「所謂演習,實為非常困難之事」,似乎對皇太子的回答十分滿足。

此時天皇五十六歲。如前述所見,天皇對皇太子期待過度之餘,卻導致皇太子有畏縮的傾向。但到了天皇死前四年左右,終於能夠與皇太子的發展進度相契合,父子也能自然地相處了。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明治天皇》,廣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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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伊藤之雄(いとう ゆきお)
譯者:林靜薇

明治天皇(一八五二〜一九一二,在位一八七六〜一九一二)

十四歲即位時,正逢動盪的幕末時代。原是無力的象徵性君主,在建立明治憲法時確立了其政治權力。合乎憲法的政治斡旋、絕妙的平衡感、頑固的性格、與表面大相逕庭的後宮生活等,本書將透過新材料,描繪出過去從未被攤在陽光下的人物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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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廣場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丁肇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