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真彭派】強國人玻璃心:「民主」究竟是中國民族主義的解方還是毒藥?

【關鍵真彭派】強國人玻璃心:「民主」究竟是中國民族主義的解方還是毒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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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西方自由派人士,認為可以用民主消弭未來中國因為民族主義而跟西方爆發戰爭的可能性,這種想法或許有點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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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2019)年11月間反送中抗議者跟港警在香港理工大學進行的攻防戰,在月底暫時告一段落。回到這場戰役初始,港警剛剛包圍理工大學的當日,台灣正好舉辦跨海撐香港的演唱會。在這段時間中,台灣也有許多人忙著募款或是籌集物資,希望能將防毒面具、濾毒罐以及各種護具送到香港抗爭者的手上。

香港的反送中抗爭,在台灣掀起的同情跟支持,源自於習慣自由民主的台灣人看到香港民權遭到中國政府一步一步限縮,反射到中國一直以來對台灣的打壓,自然而然升起了同仇敵愾的情緒。

然而在與台灣一海之隔的中國,反送中運動激起了全然不同的情感。在中共官媒帶頭宣傳下,香港的抗爭並不被當作香港人為了捍衛自由民主所發起的公民運動;而是被視作西方帝國主義為了顛覆中國政治的穩定和諧所煽動的陰謀。

5月間發生一起反送中抗爭者將中國五星旗丟入海中的事件,更是讓中共官媒找到了激發民族主義的突破口。中國央視當時在微博發起了「五星紅旗有14億護旗手」的話題鼓勵中國網友轉發,這個話題在10天左右點閱量就高達50億次,轉發數超過1000萬。除了中國各行各業的名人,甚至連港台明星也都有人跟進轉發。

在這樣的宣傳基調下,香港人爭取自由的作為,成為了中國民族主義敵視的對象。而這套將民主運動跟西方陰謀掛鉤的論述,正是中共利用民族主義鞏固共產黨一黨專政正當性的典型操作。

中共三種維護統治正當性的典型操作

1989年六四天安門運動之後,如何將中國民間要求自由民主的聲浪,轉化為支持共產黨一黨專政的聲音,一直是中共主要的政治使命。從這個命題衍伸出來的論述,大致有三條主要路線:

  1. 自由民主是西方國家輸出,意圖禍亂後進國家穩定發展的陰謀。
  2. 中國人民素質不足,因此不適合自由民主。
  3. 以穩定的政治結構發展經濟造福國民,也是體現「自由民主」的一種形式。

其中第三條論述,在2008年西方經濟衰退後逐漸成為官方屬意的「顯學」,中國國務院甚至試圖用「發展權」的概念重新定義所謂的「人權價值」。但相較之下,前兩條論述的歷史相對悠久,有趣的是,第二種就連中國部分民主派的人士也有人接受。像是韓寒在2011年的《說民主》就表達了這樣的觀點,引起《環球時報》主編胡錫進的讚揚,在當時中國民主派掀起一陣論戰。

不過與這篇文章最關注的是第一種路線,也是跟民族主義最緊密結合的論述。

民族主義怎麼幫獨裁背書?

這一種論述的歷史最悠久,理論架構取材自蘇共批判歐美帝國主義的革命理論。諷刺的是,這套理論在當年希望達成的效果是抹除民族主義的疆界,號招全世界不分國籍的無產階級勞工團結起來,共同打敗乘著資本主義浪潮興起的西方民族國家。

然而在現代中國,這套理論卻跟民族主義相結合,形成一套「歷史詮釋」。在這個視角裡,中國在清朝初期的「康雍乾盛世」過著富庶強盛的生活,到了道光年間由於西方帝國主義叩關,導致中國富足安樂的生活被破壞。

在帝國主義的打壓下,中國在20世紀初期險些淪為西方列強的殖民地。後來在中華民國時代,特別是在中共「反帝國主義、反殖民」運動的帶領下,透過二戰加入反法西斯戰線,終於讓中國擺脫清末以來的積弱不振。接著在所謂的「新中國」建立後,中共更透過改革開放跟宏觀調控讓中國重回富強盛世。

這套精心設計的「歷史敘事」不只在中國有市場,對海外華人也有相當大的吸引力。我在近10年前曾聽過朱雲鵬教授的演講,朱教授就認為中國在清初盛世的GDP產值約佔全球的25%,未來中國繼續發展也理應回到這樣的水準。

之所以說這套理論是「精心設計」出來的,原因出在他將中國的衰弱全部歸咎於西方帝國主義的壓榨。卻忽略中國帝國體制的腐敗僵化才是積弱不振的原因,在列強面前抬不起頭來只是這項原因促成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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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紀念二次大戰勝利70週年的慶祝活動

現代歷史學界的研究已經證明,當時西方國家對鄂圖曼帝國、印度、伊朗常以幫助該國「現代化」為名提供高額貸款進行基礎建設,等到該國無力承擔貸款後,再以天然資源償債的方式掠奪這些國家。然而這一套在面對財政保守的滿清政府時卻收效有限,原因出在滿清政府的保守態度也體現在只有在財政有盈餘時,才會花錢投入在現代化建設上。(諷刺的是,過去18、19世紀西方帝國主義的掠奪手法,卻被現代中國照搬到一帶一路的政策中掠奪第三世界。成為中國積極輸出的「北京模式」)

相反的,滿清的問題出在過度保守的政策,無法充分回應國內爆炸性的人口增長。《1493:物種大交換丈量的世界史》提到在蕃薯與馬鈴薯這些高地作物傳入中國後,雖然增加作物種植的範圍,帶動人口成長。但當時並沒有人口政策與水土保持的概念,導致大量人口湧入山區開墾,最後導致清朝中葉開始全國水旱災不斷。對當時中國內陸真正具有巨大破壞性的太平天國、捻匪等戰禍都是這項問題造成的結果。

但是在上述歷史敘事中,中國內部的治理問題反而都成了配角,「抵禦外侮」才是中國近代史的主旋律。而民國之後的軍閥混戰、國共戰爭等兵連禍結的戰禍也都被轉化成是中共在「對抗」西方帝國主義在中國扶植的魁儡政權。

現代西方世界對中共獨裁的批判,也繼續被「嵌入」這套論述中。西方批判的聲音都被當作是帝國主義的陰謀,中國本土的「民主」、「維權」人士則負責承擔過去由「軍閥」承擔的西方魁儡角色,成為中共對抗的目標。

總而言之,在中共這套結合民族主義精心設計的宣傳下,所有內部問題的重要性都被淡化、擱置,轉而成為「抵抗外侮」的配角。中國一切問題的成因都是源自外部陰謀,而非中共的統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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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橫店拍攝抗日題材作品的劇組
對民族主義又愛又恨的中共

這一套發展到了極端,就成了「千錯萬錯,都是美國人的錯」。像是反送中事件延燒至今,中共不好好面對香港民意進行回應,也不檢討建制派港府以強硬手段激發社會對立的政治責任,反而頻頻將「美國」當做隔空放話的主要對手。網路上更不時盛傳「一切都是CIA陰謀」的鬼話,甚至連中國流行小鮮肉都是CIA的陰謀,這些都是上述經典老套的重演。

中共為了維持上述論述的正當性,就不得不鼓勵國內的民族主義,並且標榜自己能夠實現「民族復興」的目標。像是習近平的「中國夢」或是「兩個一百年」裡所謂的「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都是在這樣背景下提出的政策目標。

官方為了持續炒熱民族主義的氛圍,除了傳統的官方宣傳管道之外,在流行娛樂上也下了不少苦心。比較直接的,像是拍攝《厲害了,我的國》這種宣傳電影;而間接的像是讓民間拍攝大量的「抗日」作品。中國對影視作品審查相當嚴格,但對抗日題材的作品審查相對寬鬆,導致中國有大量劇組都投入拍攝抗日題材的作品。

在這些「抗日神劇」拍攝的高峰,2012年浙江的「橫店影視城」150個劇組裡,就有48個題材跟抗日有關。動員的30萬人次「群眾演員」中,就有60%,超過15萬人次的演員參與拍攝。拍到後面甚至有很多B級電影也搶搭抗日熱潮。像是什麼「貂蟬穿越大戰日軍喪屍」的題材,或是「手撕鬼子」、「用手榴彈擊落軍機」的荒唐情節也紛紛出現,形成中國特殊的社會現象。

不過中國政府對民族主義的態度也是若即若離、又愛又恨。適當的民族主義熱潮雖然可以幫助中國政府轉化國內對自由民主的追求,建立統治正當性。但過度的民族主義也容易破壞中國跟其他國家的外交關係,讓中國走上危險的鷹派路線,被引進周遭的地緣政治衝突。一但民族主義失去控制,也可能發生共產黨以外的組織或個人「收割」這個聲勢藉機坐大的情況。

所以中共雖然以直接、間接的方式鼓勵民族主義,但卻會在民族主義太過高漲的時候出手壓制。像是2005年在中國全國串連的反日大遊行,算是中共少數採放任態度,不進行鎮壓的大型群眾示威。雖然說這次反日遊行的發生,是中國幾十年來反日宣傳的成果,不過中共在媒體操作上冷處理這次遊行,在事後也逮捕了十幾名組織者。

至於前面提到的「抗日神劇」在五年前走向高峰後,也被中國廣電總局盯上,現在橫店的「抗日基地」也已經不復五年前的盛況。中共在面對民族主義的兩面手法,也反映在官方對待網路言論的態度上。

在中國網路上,許多激進的民族主義支持者被稱為「自幹五」或是「小粉紅」。自幹五的代表是「自帶乾糧的五毛」也就是不領中共薪水,自發性替中共辯護的網友。其中自幹五的代表「花千芳」與「周小平」,曾在2014年中國的全國文藝工作座談會上受習近平鼓勵「希望你們創作更多具有正能量的作品」。

中共的官媒《解放軍報》、《光明日報》也都稱讚過自幹五為「好網民」、「頑強戰鬥的自乾五」,共青團甚至宣稱「來生還做自乾五」。但花千芳與周小平在2014年被習近平「欽點」後,又接著被新加坡媒體報導,遭到中國廣電總局的「冷處理」

中共十一遊行揭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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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一大閱兵時,所有受閱的軍人似乎都不會眨眼。根據香港主權轉移時的護旗手宋月強先前表示,當年訓練幾個小時不眨眼,是為了不讓外國媒體拍到有損中國軍隊形象的照片。圖為十一受閱的戰略支援部隊方隊。(中新社提供) 中央社 108年10月5日 (編按:中國的「戰略支援部隊」在編制上即為負擔電子、衛星與網路作戰的軍種。)

從各種事件中,我們都可以看到中共一方面鼓勵民族主義,另一方面也擔心過度的民族主義會帶來負面的影響。畢竟很多出現在中國的民族主義聲浪由於不用負責任,都有相當大膽地宣稱。像是鼓吹要殺光香港、台灣民眾的「留島不留人」政策就是典型的例子。甚至還衍伸出奇怪的流行語

留島不留人,只留周杰倫。

所以我們看到中共面對民族主義的立場其實也相當有趣,既要當民族主義的煽動者,又要當民族主義的制壓閥。

到了民主世界,中國民族主義反而越演越烈?

我們前面提到,中共鼓勵民族主義有很大一部分是為了轉移國內對內政問題的質疑,並且建立自身的統治正當性。所以有不少歐美論述都認為只要中國轉型成民主國家,國內的民族主義就會趨於緩和,讓中國願意和平融入既有的國際秩序。

但這樣的假設目前正備受挑戰。有外媒注意到近年來在中國的海外留學生之間,民族主義的發展有越來越強烈的情況。

會特別聚焦在中國留學生這塊,正是因為我們前面提到的假說。如果中國的民族主義是中共為了建構統治正當性而製造出來的,那離開中國,到西方接受自由民主社會洗禮的中國留學生,理論上應會被開放多元的社會風氣「撫平」民族主義帶來的影響。

不過從這幾年中國留學生在各國的表現來看,現實似乎完全不是這個樣子,甚至有西方大學反遭中國留學生的民族主義影響,轉而限縮言論自由的例子。

今年9月,哥倫比亞大學校長Lee C. Bollinger霸氣發出聲明「聯邦調查局(FBI)『鼓勵』大學設立監管渠道,監視出生於外國尤其中國學生和訪問學者,哥倫比亞大學不會這樣做。」卻在11月以「哥大的一個中國學生組織表示將到該研討會會場舉行抗議,校方無法保障與會者安全」為由,取消了國際人權組織預計在哥倫比亞大學舉辦的「中國人權研討會」。

這些現象都反映了,中國的民族主義並沒有因為接觸到歐美國家的自由民主風氣而趨於溫和,反而越演越烈,甚至倒過來限縮歐美國家自由民主的風氣。

民主真的是化解民族主義的解方嗎?

其實歐美國家一直存在著「自由民主的開放社會,能淡化民族主義」的迷思。這個迷思的源頭來自於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的《論永久和平——一項哲學性的規劃》一文。康德認為只要所有的國家都成為民主(共和制)國家,就會放棄發起戰爭。原因出在:

如果應決定是否應當開戰,必須有公民底同意,則他們將十分猶豫去開始一場如此可怕的遊戲,這是最自然不過的事;因為他們將必須為自己決定戰爭底一切苦難(諸如親自戰鬥、從他們自己的財產中提供戰爭底費用、艱苦底改善戰爭所留下的破壞,最後,最不幸的是還要自己承受一筆使和平本身變得苦澀、而且由於緊接不斷發生的新戰爭而無法清償的負債)。

康德提出只要所有國家都實行民主,進而成立國際聯邦來保障全人類的「人權」仲裁糾紛,就能建立永久的和平。康德的這套理論直到今天都還是西方世界的主流,也是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不停強調人權、促進國際組織合作,對外輸出民主主義的理論基礎。

可是從歷史反映出來的現實來看,實行民主制度並不會消弭戰禍,反而新興的民主國家往往也是民族主義最劇烈,最容易掀起戰禍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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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17世紀光榮革命後的英國,正是海外擴張殖民最興盛的時期。法國大革命後,國家被一個又一個激進政權所把持,而且他們都以輸出革命為號招對外宣戰,間接促成了拿破崙稱帝後的對外征服。1903年5月政變後實行君主立憲的塞爾維亞走向激進民族主義,最終引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

一戰後德國的「威瑪共和」以和平選舉選出了納粹黨跟希特勒,引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同一時間,經歷過大正民主化時代的日本也因為社會高漲的民族主義氣氛,導致國家遭到統制派軍國主義者把持。到了二戰後,印度實行民主後也迅速因為民族主義分裂成至今仍相互敵對的三個國家。伊朗也在推翻巴勒維王朝後跟伊拉克開戰。

直至今日,中東在2012年的茉莉花革命後,第一時間上台的也幾乎都是激進的民族主義政權,很多地方更因為部族仇恨直接爆發內戰。

唯一的例外似乎是美國,但美國在立國後同樣也經歷了一連串對原住民、加拿大以及西班牙、墨西哥的擴張戰爭。只是美國大部分的對外擴張是以購地為主,相對來說沒有這麼激烈。

這些歷史事實似乎都揭示了,跟康德還有他在歐美的信徒,所預想的完全不同的結果。反而更像是另一派哲學家對民主的評價。亞里斯多德(Aristotle)在《政治學》第三卷的第七章中,談到了民主(共和制)是最容易反應民眾「武德」的政體:

末了一種,以群眾為統治者而能照顧到全邦人民公益的,人們稱它為「共和政體」……引用這一名稱是有理由的。

一人或少數人而為統治者,這些人可能具有特殊才德;等到人數逐漸增加時,當然難於找到這麼多各方面的品德都是完善的人,惟有軍事性質的品德可以期望於多數的人們,武德特別顯著於群眾。所以在共和政體中,最高治權操於衛國的戰士手中,這裡必須是家有武備而又力能持盾的人才能稱為公民而享有政治權利。

亞里斯多德似乎是用了比較崇高的詞彙,去描述民主政治容易激發戰爭的潛力。羅馬時代的史家波利比烏斯(Polybius),還有文藝復興時期的馬基維利(Niccolò Machiavelli),都給予民主的好戰性優越的評價,認為正是民主激發戰爭的勇氣,讓羅馬共和奠定了地中海的霸業。不過英國的軍事史家富勒(J.F.C. Fuller),對民主好戰性的描述就顯得露骨多了:

人類的本性決不像和平主義者所想的那樣善良。他是幾千代互相砍殺的遺留,野蠻嗜殺的性格已經深入了其內心,像天生的本能一樣。害怕是一種最有力的心理因素,野蠻人與文明人在這一方面是毫無區別的。過去部落時代中,人類最害怕的莫過於滅種,而今天我們也是一樣,甚至於有過之無不及。

……民主的原動力不是「泛愛眾」,而是仇恨所有一切其他在自己部落、黨派或國家(民族)以外的人類,這種「全體意志」即足以導致總體性戰爭,而仇恨也就是驅使人們走向戰場的最有力激素。

照這樣的說法,難道康德錯了嗎?民主難道無法讓世界走向和平,反而會走向戰爭?如果如此,豈不是證明了像中共那樣的獨裁統治,反而抑止了中國走向民族主義的危害?難道中共的獨裁政治居然對世界是比較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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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道民主錯了嗎?

要回答這樣的問題,同樣可以從歷史著手。如果民主制度只會激發民族主義的好戰精神,那我們世界應該早就真的像古代西方世界被羅馬征服一樣,成為「美利堅共和」的行省。那些歐洲老牌的民主國家在過去雖然激發了兩次世界大戰,在戰後面對蘇聯卻相當克制,在蘇聯崩潰後也沒有趁虛而入侵略東歐。

甚至在近年面對中國跟俄羅斯的重新崛起,這些老牌的民主國家也同樣相當克制,這又是怎麼回事?如果我們對照歷史,比較精確的答案,或許在於稍微修正康德的假設。康德認為,只要實行民主,百姓就會因為自身的利害關係而選擇放棄戰爭。

不過從歷史上來看,百姓真的意識到這件事情,恐怕都要等到實際經歷過戰爭的痛苦,尤其是經歷過「自身造成的戰爭」所帶來的痛苦之後,才會真正轉而追求和平。像是英、法兩國經歷了一戰帶來的國力消耗,在二戰前對德國就採取低姿態的綏靖主義。

德國跟日本在經歷二戰後,也都從擴張主義轉型成貿易導向的國策。這10年間德國在收容中東難民的政策上展現極大的包容性;日本國內的「戰後和平主義」也成為制衡重啟軍備最強大的力量。美國同樣也在經歷了韓戰跟越戰的頓挫之後,國內反戰運動的力量才開始興盛起來。

而民主在這個過程中扮演了兩個角色。其中一個是讓人民有機會為自身的政策選擇負起責任,另一個則是確保政府決策跟執行政策的公開透明。

亞里斯多德曾論述民主(共和制)的公民由於同時經歷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角色,所以能夠比其他政體的人民做出更優越的政治判斷。不過從歷史來看,這也需要開放社會下的資訊透明。

德國作家哈夫那(Sebastian Haffner)在他的著作《從俾斯麥到希特勒:回顧德意志國》寫到,一戰後德國雖然也像英法一樣嚐到了戰敗的苦果。但由於德意志帝國政府內部的資訊不透明,讓很多國民並不了解德國戰敗的真正原因,德國國民從戰時宣傳得出來的感受,以為他們是在戰勝邊緣時遭遇「叛國賊」的背叛才失去勝利的果實。這樣的觀念促使他們後來選出了「更愛國」的納粹。

德意志帝國時代的資訊不透明,讓德國人民直到二戰失敗後,才真正學到掀起戰爭的教訓。

現在中國的網路輿論,認為台灣民主的混亂是讓中國對民主免疫的「疫苗」。中國網路這種觀念的謬誤,在於狗屁倒灶的「不只」是台灣的民主,而是世界上「所有」國家的政治都有他狗屁倒灶的一面,民主只是讓他「透明」的表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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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裁者的進化》、《製造俄羅斯》等書都揭露了像習近平、普亭之類的「英明領袖」比起民主國家的領導人,並非真的特別英明,而是有特別的機構有計劃的進行「角色設計」再根據這樣的設計進行包裝跟宣傳。從這個角度來看,崇拜英明領導人跟崇拜美少女偶像其實沒太大的差別。

這也不是說像習近平、普亭這種獨裁領袖必然比民主國家的政治人物更壞。民主跟獨裁的差別在於民眾有沒有辦法更透明、務實的去看到真實的政治,並且透過實際的參與去體會每個選擇帶給自身的後果。

新興民主國家的民眾特別容易被激進民族主義引誘,也是因為他們沒有太多為自己下的政治決策負責任的經驗,對狗屁倒灶的政治現實看得太少,對過去宣傳機器製造出來的「國族史詩」看得太多。

回到中國的問題上。透過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知道很多西方自由派人士,認為可以用民主消弭未來中國因為民族主義而跟西方爆發戰爭的可能性,這種想法或許有點天真。但中國早一天民主化,確實能夠確保中國人能早一天用務實的態度去面對國際局勢。但這很可能也要等到中國人體會到中國民族主義帶來的失敗後才會發生。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