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蟋蟀之歌》:女大生殺了性侵自己的繼父,大家關注的卻是「沒有想像得那麼漂亮」

《蟋蟀之歌》:女大生殺了性侵自己的繼父,大家關注的卻是「沒有想像得那麼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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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天啊,原來是這樣,龍年第一個出生的孩子是女孩。孩子父親一臉狼狽的站在那,過了一會,只見從分娩室出來的產婦也一臉不安。忙著擺弄攝影機和燈光的我們也陷入難堪的處境。

文:孫石熙

告知女性

每年1月1日,電視台為了把新年第一個出生的孩子搬上新聞,都會鬧得雞飛狗跳。因為媒體各自找到的醫院都不同,所以各家報紙、電視上的新生兒也各不相同。1987年末,我偏偏遇上值夜班,接到隔天一早要「造出」(?)新年第一個孩子的採訪任務。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去有名的C醫院婦產科,但那有點千篇一律了。為了播出「逼真的效果」,我們與永登浦一間偏僻的醫院聯繫(真是什麼奇怪的邀訪都有),幸好院方說有符合時間的產婦,否則又得跑回C醫院去。

我和攝影師不放心,晚上11點便趕到那家醫院。兩個人在八字沒一撇的分娩室門口安營扎寨、等了起來。分娩室的樣子不適合在此描寫就先省略了,總之院方遵守了「約定」(?),子夜剛過,便讓我們聽到「新年的第一聲啼哭」。

我急忙以啼哭聲為背景,錄下準備好的播報內容:「是的,1988龍年的第一個新生兒誕生了。今日凌晨零時一分⋯⋯」

我們匆忙錄好播報內容,緊接著要準備採訪。不過要纏著剛鬆一口氣的產婦做採訪,實在不是人做的事,我們只好把希望寄託在一直在走廊抽菸的孩子父親。

「恭喜您,這是您的第一個孩子嗎?」

「嗯。」

「您肯定很高興吧。等了很久嗎?」

「嗯。」

奇怪,通常這種情況,受訪者都會多說幾句話的,可孩子的父親卻一臉模稜兩可的表情,像答是非題似的回答。稍後,我們的疑惑便得到了解答。

「您生了新年第一個寶寶,請問孩子的名字取了嗎?」

「啊,取是取了,可是⋯⋯」

「怎麼了嗎?」

「怎麼說呢。那⋯⋯欸,我真是⋯⋯」

「您這是怎麼了?」

「我一直堅信第一個孩子是男孩,早就想好了男孩的名字,可這⋯⋯」

天啊,原來是這樣,龍年第一個出生的孩子是女孩。孩子父親一臉狼狽的站在那,過了一會,只見從分娩室出來的產婦也一臉不安。忙著擺弄攝影機和燈光的我們也陷入難堪的處境。

我們拍了半天無辜、漂亮的小公主,準備離開時,我突然走上前,對孩子的父親說了句近似恐嚇(?)的話:「我認識的人之中,有人為了生兒子,結果生了七個女兒。」

是啊,在這麼凶險的世界,有誰肯心甘情願的生下女兒呢?更何況又是在這麼一個大男人主義的社會,就算不從「傳宗接代」的「動物角度」思考,也沒人能夠阻止重男輕女的情況發生。


不知道這是不是玩笑話,據說已婚女職員在辦公桌玻璃下面放孩子照片的話,大家就會說她「不重視工作,只知道顧家」;但要是男職員做同樣的事,大家就會說「你可真是個顧家的人啊」。認為這種現象不合理的我,不會把全家照擺在辦公室的桌上。

就連在相對來說男女不平等沒那麼嚴重的電視台,女職員有時受到的不公平待遇也讓人瞠目結舌。且不說進電視台後遭到的不公平待遇了,首先想考進來就很難,錄取的7、80人裡,除了女主播僅有3、4名是女性,就算是考量到特性上的不得已,這都未免太過分了。有一年,E女子大學學生還聚集在電視台門前抗議,要求「錄用女性」。

好不容易錄取後,又要面對以男性為中心的組織,不只分配到的工作,升遷問題也是不言可喻。不久前大家一起值夜班,男職員可以睡在值班室,女職員卻因找不到適當場所,最後只能趴在桌上睡覺。就連值夜班也是迫於男職員的看法,女職員才主動提出值夜班的;還有,女職員結婚生子,上級會以「樣貌不雅」為由,極力勸說女職員提早放產假,再提早回來上班,怎麼看都很不人道。所以臨近預產期,女職員和主管(當然都是男性)之間就會展開無形的爭執。接著幾個月後的風景是,男職員熬夜喝酒、隔天上班後偷偷躲到值班室睡覺可以安然無恙;但熬夜帶孩子,隔天上班稍稍打了下瞌睡的女職員卻成了眼中釘。這種情況下,如果再提幼稚園的事,就會被當成不顧正業的人了。

說到這裡,可能有人會覺得我是個了不起的女權主義者,但我並非一味站在女性這一邊。若道出我對女性的批判視角,大家對我的看法可能會完全相反。

雖然有許多例外,但我認為大部分女性對於尋找自己的地位並不關心,或經常從個人角度去思考。我的這個看法純粹來自個人經驗,當然不夠全面,但即使不能一概而論,也至少在女性問題上提出了另一種思考方向。

大部分女性在遇上性別歧視的高牆時容易軟弱,面對必然存在巨大的痛苦,因此很容易認為它難以克服──女性時而會因「身為女性」而率先放棄。我聽說過很多人遭遇性別歧視,卻從未看到有人把這些不滿的聲音凝聚成力量。雖然偶爾會有人去嘗試,但過程中又經常因其他利害關係而以失敗告終。

以我任職的公司為例,雖然工會設有「女性部」,但只是編制上虛有其名,從沒見過誰擔任部長。每個人的立場、處境不同,看待女性問題的視角也不同,因此也從未有女職員肯出面擔任此職務。

說到底,處於弱勢的女性若無法建立起某種型態的組織,那麼可以選擇的方法就只有一個──各自生存。遇到共同問題時,若只有幾個人站出來訴求,得到的戰果也通常微不足道且暫時。大多數時候,弱者都只靠自己的力量解決問題,唯一的生存武器也就是強調自己的弱勢,我甚至遇過同樣身為女性卻對此提出批判。不把自己設定為主體,而是放在客體、從屬的位置,獲得利益的同時,看起來也卑躬屈膝。

本來男性建立的差別化、不平等的社會結構就很牢固,那些受到上帝恩惠走進那座城牆的人才能輕鬆的說出這些話。為防範有人這樣反駁我,我(雖然有些卑劣)在字裡行間埋下了「可以脫身的洞口」。但儘管如此,不變的事實是,神不會改變男性優越的思考方式,男性更加不會去改變這一切。

幾年前在某女性團體舉辦的座談會上討論過這個問題。針對女性問題,我沒有任何特別的研究成果,主辦方邀請我或許是覺得可以聽聽像我這種從事大眾傳播工作者的想法。

在座談會上我說,大韓民國的女性過了三十代中半段、生活安穩後,在社會上幾乎跟死掉的人沒什麼差別。這話聽起來十分失禮,果不其然,很多人提出異議。我一邊解釋之前提到的「弱者生存論」,一邊提出在中國正因為這樣的問題,人們對社會問題意識也變得麻木。大部分人認同了我的觀點。參加這個活動也讓我感受到一點,儘管這次的座談會是帶有進步傾向的團體主辦,但很多反對意見仍來自情感上的「對決」。這樣看來,在這個國家,女性所經歷的不平等的嚴重性,單憑理智的倫理是無法解釋清楚的。


「我親眼所見,沒有想像得那麼漂亮啦。」

引起社會極大爭議的金甫垠事件(註1),這句話出自押送金甫垠去法庭的獄警之口(因為罷工,我被關進永登浦拘留所期間,金甫垠也關押在那裡)。

獄警無心的一句話,給我帶來不小衝擊。為什麼我們在任何情況下看待女性時,都是以這樣的視角呢?甚至是對那位從禽獸爪牙中逃脫的絕望女性。當我反省自己是不是也和那個獄警一樣時,不僅直打冷顫,因為我無法完全否認。

不幸的是,在這個男女共存的社會,女性地位一直都是如此。不僅性別問題,組成這個社會的政治、經濟的和文化層面皆是如此,在所有組織結構裡,女性都是不幸的。最近,我有機會讀到漢陽大學K教授寫的金甫垠事件診斷書。K教授診斷金甫垠的精神狀況為「創傷後壓力症候群」,「面對暴力,在加害者的要求下,被害者的行為完全與自己的意識無關,因過去受到傷害的經驗而感到恐懼,進而變得懦弱無力」的狀態。

「創傷」不僅來自性暴力,它的可能範圍擴展到社會整體時,金甫垠的痛苦便成為所有女性的痛苦。在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只憑經驗就能感受到恐懼,而變得軟弱無力,那這個國家的女性是很難從「壓力心理障礙──痛苦」中解脫的。

據說,日本的進步派女性政治家土井多賀子為了參加環保運動來到北海道,討厭蟲子的她走在草叢裡說道:「我對蛇、蛆蟲和男人都沒有抵抗力。」

旁邊的人聽了她的話都哄堂大笑,其實她的言語蘊含了對刁難自己的男性主義社會的尖刻嘲諷。多賀子的批判意識,使得她克服了自身所處的社會狀況。

註釋

  1. 1992年,女大生金甫垠夥同男友殺害長期性侵自己的繼父。

書籍介紹

《蟋蟀之歌:韓國王牌主播孫石熙唯一親筆自述》,時報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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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孫石熙
譯者:胡椒筒

揭發醜聞、針砭時弊的韓國王牌主播,走過MBC罷工,帶領JTBC崛起,孫石熙實現新聞公正的自由之路。韓國「最具影響力媒體人」孫石熙唯一親筆自述,韓國絕版超過10年經典,首度以繁體中文版重現。

他曾是MBC當紅主播,卻因領導、參與罷工而被捕入獄。他帶領JTBC揭發朴槿惠閨密干政、文在寅接班人性侵等重大事件。孫石熙何以成為韓國最具公信力的新聞人?他親筆寫下一路走來,如何對抗威權、堅守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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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朱家儀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