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被鄙視的民主」到「成功的民主」──東亞地緣戰略變遷與台灣民主化

從「被鄙視的民主」到「成功的民主」──東亞地緣戰略變遷與台灣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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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我們可以發現這個論述不僅從側面強化了「蔣經國是民主改革者」的論述聲量,更將推動台灣民主化的行動者:「台灣人民」在概念上予以掏空,台灣會有民主化是因為一中政策的國際環境,與領導者高瞻遠矚的共同合作所致。

文:賴怡忠(讀錯書,入錯行,生錯時代的政治邊緣人)

12月10日是美麗島事件四十周年。四十年前因著美麗島事件出現反對菁英一批批前仆後繼,不畏犧牲,以及台灣社會當時展現出對公義與正直的堅持,蔚成龐大的民主浪潮,導致原先在美麗島事件訴諸軍警鎮壓以肅清反對勢力的蔣經國,之後也被迫向國際媒體承認自己既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蔣家人不能也不會參選總統、以及解除持續四十年來的戒嚴令。

而反對運動之後從組黨、進入公職體系與開始執政,因此出現的領導群世代遞嬗,更是沿著美麗島事件而有所謂的美麗島政團世代、美麗島律師團世代、民選公職、野百合世代等之區分。因此美麗島事件不僅是台灣民主發展重要的助推器,更是日後的反對運動與形塑今日政黨政治的關鍵觸媒。對台灣政治發展的重要性不言可喻。

民主運動保護台灣,免於被一國兩制吞噬

更重要的是,在1978年底美中宣布建交後,中共先是在1979年提出《告台灣同胞書》,之後提到兩岸「三通四流」。在1982年鄧小平更正式提出「一國兩制、和平統一」的對台呼籲。而台灣當時不僅失去美國承認,還面對中國直面而來的和平統一喊話,壓力不言可喻。

蔣經國面對中國一波波壓力,先是提出「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透過阻絕與中國的任何接觸,意圖防制內部投降聲浪的擴大。但還是極為擔心民心浮動與統治力的不穩,因此對內採取更高壓的手段,這就使得原先已經不民主的社會變得更緊縮。蔣經國對美麗島事件近乎歇斯底里的強硬處理,存在著這樣的外在背景。

只是後來的發展,在蔣經國被迫向台灣社會的要求讓步時,也因此使得台灣社會參與了對台灣未來的議題討論,特別是黨外之後提出的「民主、自決、救台灣」呼求。

原先與一國兩制毫無關係的香港(鄧的一國兩制主張原先是針對台灣),卻因為沒有民主機制與缺乏政治運動能量,導致港民的前途就在中英兩國的隔空對話下被決定。在某種程度我們可以說,如果沒有美麗島事件在當時啟動了台灣的新一波民主運動與自決主張,或是如果美麗島事件晚了幾年出現,那種港民一覺醒來發現自己被迫變成其他國家居民的狀況,就可能會先發生在台灣人民身上。

台灣的民主運動帶來的,不僅是民主化與真正意義的選舉政治,還包括了其對台灣前途影響的能力。台灣人民自決成為無法被忽視的基本前提,台灣人民的主張與看法現在更可以透過選票展現。這也是從有總統選舉以來,當國際觀察家在看台灣選舉,特別是總統選舉時,幾乎都會視其為對台灣前途的另類公民投票。

但台灣民主化還是來得太慢

但是台灣民主化出現的時間畢竟還是太慢,而這個時機點直接影響到台灣的國際地位認知,特別是一中政策與美中台關係。這個問題帶來90年代一個奇特的現象:一個台灣前途須由台灣人民以民主方式決定,台灣與中國彼此互不隸屬,台灣無意與北京爭奪中國代表權等的種種和平主張,竟然被包括美方在內的國際主流戰略社區,長時間汙名化為「導致台灣海峽不穩定的麻煩製造者。」

中國對台灣的武力威脅被說是對台灣尋求政治獨立挑釁主張的「自衛作為」,台灣民主化所帶來的自決呼聲,被視為是破壞美中台「一中默契」戰略平衡的不穩定因子。接受一中的才是負責任民主,不接受一中前提是不負責任的民粹政治。

先前以種種非法手段壓制台灣民意的國民黨,被這些戰略主流派視為是可以打交道的「理性政治力量」,推動台灣民主化的政治運動反被當成是不具思考能力與無能治國的壞小孩。這種種荒謬無比的現象持續很長一段時間,直到2017年十二月美國發佈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全面反轉美國過去對中政策的方向後,台灣民主的正面價值才被真正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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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後,美國對台政策不再思考一中一台,逐漸向一中政策傾斜

美國對台政策在六十年代曾思考過「一中一台」,包括1959年由加州大學教授Robert Scalapino主持的「康隆報告」中,除了建議美國須向中國「試探與談判」,容許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並入常之外,也有「承認台灣共和國」的建議。於1971年有關中華民國的聯合國席次保衛戰中,美國建議蔣介石接受雙重代表權。甚至在1972年在草擬《上海公報》,面對有關對台灣部分時,美方代表團還特別以「海峽兩岸的中國人」主張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而不是以「海峽兩岸的人」為提出此主張的主詞。

以「中國人」取代「人」的爭議,代表當時參與協商的美方團隊內部有人認識到,台灣有人不同意「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因此才出現這樣的調整。而台灣民主化後,從原黨外力量浮現出有關台灣-中國關係之主張,與上述的美方意見極為相似。

只是美國簽署《上海公報》之後的變化,特別是與中國建交後,內部已經不再有「一中一台」或是「兩中」的想法,「一中政策」開始成為主流。甚至這個「一中政策」在操作上日益趨近中國的主張。因為即使在1972《上海公報》簽署後,美國在與中華民國依舊維持正式邦交的情形下,依然有總統、副總統等層級的訪中之行,建交前的美國駐北京辦事處也已具有近似使館的層級與功能。這表示從1972到1979,美國同時與台海兩岸政府維持正式的交往。與台灣的正式邦交並未影響美國與中國的領袖層級會晤。

美國這段期間固然不再提一中一台,但其承認一個中國的「一中政策」,並不表示美國與另一邊不能發展高層級的官方對話。只是之後與北京正式建交後的美方作為,反而華府出現刻意自我限縮與台北的交往。美國以務實為名忽略蔣介石政權要華府不與中國接觸,但之後並沒有以同樣務實的態度發展與台北的交往。反而要透過《台灣關係法》來規範與維繫美國與台灣的經濟、社會與文化等非涉政治的民間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