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德戴蒙《動盪》:我們是誰——澳洲什麼時候才會成為「共和國」?

賈德戴蒙《動盪》:我們是誰——澳洲什麼時候才會成為「共和國」?
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這七十年來,澳洲的改變並非針對迫切的危機,而是出於二戰以來,長期發展的漸進過程,而澳洲的英國認同從現實反轉為虛無神話,致使這個過程加速。

文: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

第七章 澳洲:我們是誰?

(前略)

從澳洲的角度來看,澳洲的身分認同,在一九七二年似乎突然發生全面性的變化,當時,澳洲總理高夫.惠特蘭(Gough Whitlam)領導的工黨二十三年來首次掌權。他初上任的頭十九天,甚至在任命新內閣前,便與副手展開澳洲選擇性變革的速成計畫,其速度和全面性,當代各國望塵莫及。這十九天的變化包括:軍事草案(停止國家徵兵);由越南撤出所有澳洲軍隊;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布國聯和聯合國交給澳洲託管半個多世紀的巴布亞新幾內亞獨立;禁止以種族選擇來澳參賽的海外運動隊(特別針對南非的白人隊伍而立的規則);廢除英國榮譽制度﹝騎士、官佐勳章(OBE)、爵級騎士勳章(KCMG)等﹞的提名,並以新的澳洲榮譽制度取而代之;還有——正式拒絕白澳政策。

惠特蘭的內閣人選獲得同意,就立即在速成計畫中採取更多措施:投票年齡降為十八歲;提高最低工資;賦予北領地和澳洲首都領地,在聯邦參議院中的代表權;在上述兩個領地成立議會;要求工業開發提供環境影響聲明;提高對原住民的預算;女性同工同酬;准許無過錯離婚;全面的醫療保險計畫;教育方面的重大變化,包括廢除大學費用,增加對學校的經濟贊助,以及把贊助高等教育的責任由各州轉到澳洲聯邦。

惠特蘭正確地描述他的改革是「承認已經發生的事」,而非憑空而起的革命。實際上,澳洲的英國身分已逐漸褪去。一九四二年,新加坡淪陷帶來首次的大震撼;一九五一年,太平洋安全保障條約代表了初步的覺醒,共產主義威脅東歐和越南則是警告。不過,在新加坡淪陷後許久,澳洲仍然對英國懷抱期待和支持。一九四○年代後期,澳洲軍隊在馬來亞與英軍並肩作戰,對抗共黨叛亂分子,一九六○年代初,他們也在馬來西亞屬的婆羅洲,與印尼滲透分子作戰。

一九五○年代後期,澳洲允許英國在偏遠的沙漠區測試英國原子彈,以維持英國作為獨立於美國之外的軍事強權。一九五六年的蘇伊士危機,英國攻擊埃及,遭到國際譴責,澳洲是少數幾個支持英國的國家之一。一九五四年,英國伊麗莎白女王首次訪問澳洲,受到親英民眾的熱情歡迎:七五%以上的澳洲人民走上街頭,為她歡呼。可是,一九六三年,當女王再次訪問澳洲,亦即英國首次申請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的兩年後,澳洲人對她和英國的愛戴已不復見。

在惠特蘭正式宣布之前,澳洲的白澳政策也開始類似地分階段解體。一九四九年,准許日本的戰時新娘入境,是第一階段。根據可倫坡亞洲發展計畫(Colombo Plan),一九五○年代澳洲總共收了一萬名亞洲學生。一九五八年,取消鄙視移民的聽寫測試,同年的移民法,允許「傑出優秀的亞洲人」移民。因此,一九七二年,當惠特蘭宣布廢除白澳政策,並否決所有官方形式的種族歧視時,引發的抗議遠低於廢除已實行一世紀的政策所會有的反應。一九七八至八二年,澳洲收容中南半島難民人口的比例,超過舉世任何國家。一九八○年代晚期,近一半的澳洲人不是在國外出生,就是雙親之一在國外出生。一九九一年,亞洲人已占澳洲移民的五○%以上。

時至二○一○年,實際出生在海外的澳洲人比例(二五%以上)乃排名世界第二,僅次於以色列。這些亞洲移民的影響力,遠遠超過他們的數量:雪梨的頂尖院校七○%以上都是亞裔學生,二○○八年,我在昆士蘭大學校園內看到的亞裔學生,似乎占學生數量的絕大部分,現在澳洲醫學院學生中,有一半以上都是亞裔和其他非歐洲裔。

在政治和文化上,澳洲也有其他改變。一九八六年,澳洲終止了英國樞密院的終審權,進而廢除英國主權殘存的痕跡,澳洲終至完全獨立。一九九九年,澳洲高等法院宣布英國為「外國」。文化方面,一九六○年代在澳洲獨領風騷,以肉派和啤酒為代表的英國烹飪,已廣納多樣化的國際料理,大大擴展了美食風格,而非僅是一九六○年代的義大利、希臘,以及偶見的中國餐館。有些澳洲葡萄酒,今天也榮登世界頂級之殿堂。﹝提示:我特別推薦一款很棒,但價格實惠的甜酒,迪伯多利酒莊(De Bortoli)的Noble One;好喝,但價格不那麼親民的佳釀,奔富酒莊(Penfolds) 的Grange紅酒;還有價格實惠,添加白蘭地的莫里斯酒莊(Morris)Rutherglen Muscat 的加度葡萄酒。﹞一九七三年揭幕的雪梨歌劇院,如今成為澳洲的象徵,也是世界現代建築的偉大成就,由丹麥建築師約翰.伍重(Jørn Utzon)所設計。

我們是誰的論題,不僅關於澳洲的現實身分,也包括每一個可能的象徵身分。澳洲的貨幣是否應該像英國一樣,採非十進制稱作鎊,或應該有澳洲自己的獨特稱號,例如roo(「袋鼠」kangaroo的縮寫)?(最後的決定是放棄澳鎊,改用十進制貨幣,採用美國或國際名稱的「元」。)澳洲的國歌,是否應該沿用〈天佑女王〉(God Save the Queen)?﹝一九八四年,英國國歌終於被〈前進,美麗的澳大利亞〉(Advance Australia Fair)所取代。﹞澳洲的國旗是否仍該保留英國的米字旗為基底?(現在仍然保持如此。)

一九一五年,英勇的澳洲士兵在加里波利對抗土耳其軍,捍衛英國利益的事件,是否仍該做為澳洲最大的全國性慶祝活動?還是應該改由一九四二年,英勇的澳洲人在新幾內亞的科科達小徑上對抗日本人,保護澳洲利益並獲得勝利來取代?(目前依舊是紀念加里波利戰役的澳紐軍團日。)以及澳洲是否應該以英國女王為元首,還是該成為共和國?(仍然奉女王為元首。)


澳洲如何融入我們探討的危機和選擇性改變的框架?

比起我們所討論的任何國家,澳洲的中心問題始終是關於國家身分,和核心價值觀的爭論(因素#6和11,表1.2):我們是誰?澳洲是否為英國白人的前哨基地,靠近亞洲,卻對亞洲鄰國一無所知?澳洲人是否為忠誠的英國臣民,需要英國的認同才有自信,得依賴英國保護,認為自己的國家在他國不需要自己的大使,且為了表現對英國母國的忠誠,自願送大批人到對英國有戰略重要性,卻與澳洲不相干的偏遠他方赴死?又或者,澳洲是否為鄰近亞洲的獨立國家,有自己的國家利益、外交政策和大使,與亞洲而非歐洲的關係更密切,且傳承自英國的文化內涵是否與時俱減?

直到二戰後,這個論題才開始變得認真,且持續至今日。就在澳洲爭論自己作為大英帝國海外前哨基地的身分時,英國也在爭論著自己身為該(正在衰落的)帝國的驕傲中心之身分,並努力爭取新的身分——和歐洲大陸密切相關的非帝國強權。

二戰以來,澳洲愈來愈展現出誠實自我評價(因素#7)的議題特性,因為澳洲人已開始體認到澳洲在現代世界情勢中的變化。澳洲人不得不認清,他們以往最親密的貿易夥伴英國,而今只是一個小貿易夥伴;他們先前最大的敵人日本,現在卻成了他們最重要的貿易夥伴,而且,澳洲作為英國白人在亞洲周邊的前哨基地,這種策略也不再可行。

澳洲變革的動力部分來自外在,部分則來自內部。部分動力來自英國國力衰退,英國海外帝國的終結,以及日本、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的崛起。同時,部分動力來自國內,因為移民使得澳洲的人口不再以英裔為主,轉而為與日俱增的亞裔,以及非英裔的歐洲裔,隨著人口結構的改變,政策的抉擇也有所不同。

澳洲非常明顯地闡釋了選擇性改變和建立圍籬(因素#3)。重大的變化包括:澳洲人怎麼看待自己有了轉變;制定獨立的外交政策,不再交給英國決定;愈來愈多元化的族裔和文化(在城市比在鄉村地區明顯);以及在政治和經濟定位上朝向亞洲和美國。但另一方面,其他重大事項並沒有改變。澳洲政府仍然是議會民主國家,仍然與英國保持重要的象徵性關係,例如英國女王照舊是澳洲的國家元首;澳洲的五元鈔票及硬幣上,仍保有女王的頭像;澳洲國旗上,依舊可見英國的米字旗;澳洲按例保持高度平等的社會價值觀和強烈的個人主義。

澳洲社會的澳洲風格依舊鮮明,例如對運動的熱忱:尤其是採澳洲規則的澳式足球(澳洲發明,只適用於澳洲)、游泳,以及英國的板球和橄欖球。澳洲的領導人們也參與這種全國性的休閒活動,即便有危險性:總理哈洛德.霍特(Harold Holt)一九六七年在任時,在水流強勁的海域游泳時,不幸溺斃。

大部分國家在做出許多選擇性改變時,都是經年累月,單獨進行不同的改變。澳洲總理惠特蘭,卻在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一日至十九日,為期十九天之內旋風式推動多項改革,是少數以單項計畫同時進行多項變革的例子之一。

擺脫地緣政治的約束(因素#12),對澳洲非常重要,而這種自由(或缺乏這種自由)則隨著時間起了變化。二戰以前,海洋保護澳洲免受任何實際的攻擊風險,正如美國獨立後也依靠海洋的保護,直到二○○一年九月十一日,世貿中心遭到恐怖攻擊為止。自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九日,日本轟炸達爾文以來,澳洲人已經意識到,他們的國家不能再免於外在限制。

然而,即使在一九四二年之前,歐洲主導的澳洲社會,也必須依賴友邦的協助(因素#4):最初是英國,在第一艦隊抵澳之後的幾年裡,英國甚至提供食物,後來又提供防禦;但是從二戰起則仰賴美國。雖然澳洲在達爾文遭襲前,從未面臨直接攻擊的風險,不過從十九世紀下半葉開始,法、德、美國和日本的軍事和殖民擴張到太平洋島嶼,確實造成澳洲人的隱憂。澳洲太過仰賴英國艦隊的保護,導致一九三○年代未盡自我防禦之責(因素#2),並任由軍隊萎縮。

這七十年來,澳洲的改變並非針對迫切的危機,而是出於二戰以來,長期發展的漸進過程,而澳洲的英國認同從現實反轉為虛無神話,致使這個過程加速。雖然澳洲人可能不會在自己身上使用「危機」一詞,我認為,把澳洲視為經歷了一場緩慢進行的危機有其用處,因為澳洲的選擇性改變問題,與其他因應突發危機的國家所面對的問題相類似。在這方面,澳洲最近的變化,和德國同一個十年的變化(第六章)雷同,當時德國也發生了緩慢的變化。

在澳洲一系列的緩慢發展中,當然有一些值得注意的時刻:特別是「威爾斯王子號」和「反擊號」的沉沒、新加坡投降,以及達爾文的空襲,這幾件事都發生在七十一天內。只是澳洲的危機和變化,並不像一八五三年七月八日培里准將率軍艦抵達明治時期的日本;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三十日,俄羅斯襲擊芬蘭;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皮諾契特政變和阿言德死亡;以及一九六五年十月一日,印尼的政變,和隨後種族滅絕般驚天動地的打擊。

澳洲重新評估其核心價值, 及其進行的一連串選擇性改變, 肯定尚未結束。一九九九年,澳洲公投是否該放棄以英國女王作為國家元首,變身共和國。儘管公投以五五%比四五%的票數未過關,不過換作幾十年前,連要舉辦這項公投,都會讓人有無法想像之感,甭說有四五%投「否」的可能性了。生於英國的澳洲人比例正迅速下降中;看來,澳洲再次舉辦是否成為共和國的全民公投,只是時間問題而已,況且,這回投「是」的可能性會更高。

在十年或二十年之內,亞裔人口可能會占澳洲人口及國會議員的一五%以上,也會占澳洲頂尖大學學生五○%以上。澳洲遲早會選出亞裔總理。(在我撰寫本文之時,一名來自越南的移民已經是南澳州的總督。)隨著這些變化的展開,澳洲保留英國女王作為國家元首,貨幣上印有她的肖像;國旗上還看得到英國國旗,豈非太不協調?

相關書摘 ►賈德戴蒙《動盪》:為什麼美式民主「政治妥協」在過去二十年內加速崩解?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動盪:國家如何化解危局、成功轉型?(含32頁珍貴歷史圖片)》,時報出版
*透過以上連結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聯合勸募

作者: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
譯者:莊安祺

國家內憂外患的解套之書。
「不關心政治,就等著被糟糕的人統治。」——
柏拉圖

當代最具權威性作家,
套用個人創傷的心理療程,
拆解七國如何挺過三大類危局,
借鏡歷史,在動盪中找到曙光。

  • 《商業周刊》1673期書摘報導。
  • 比爾.蓋茲指定必讀:「戴蒙擘畫出一條身陷危機時可以選擇的道路。」
  • 《21世紀的21堂課》作者大推:「本書是化解全球當前危局的希望。」
  • 普立茲獎得主、《槍炮、病菌與鋼鐵》作者全新力作。
  • 《紐約時報》暢銷書。

有如《冰與火之歌》的動盪歷史,細說國家何以成為今日面貌。

自由民主國家芬蘭,為何對專制政權蘇俄敬畏三分,採行嚴格的言論自我審查機制?
原本篤信民主的智利,為何瞬間左傾,對政敵進行破紀錄的大規模虐殺?
西德總理布蘭特於波蘭首都猶太區一跪,何以能為外交局勢奠定決定性轉變?

賈德.戴蒙被喻為這個世代最具深度思考力、最具權威性的作家,他以個人的獨特洞見,抽絲剝繭國家面貌定型的軌跡。輔以12個化解危局成敗的關鍵因子,剖析何以有的國家能浴火重生,有的國家卻一蹶不振。

書中以七個國家(芬蘭、日本、智利、印尼、德國、澳洲和美國)遭逢的三大類危局(突發的內憂、外患和漸進型隱憂)為例:小蝦米芬蘭面對大鯨魚蘇聯的入侵、日本遭受美國培里將軍侵門踏戶、德國的新世代如何與犯下納粹暴行的上一代進行和解、智利皮諾契特總統的極權政體……等。對照分析各國的行動策略與結果,並以此檢視當前的世局。

歷史的傷口太沉痛,卻是指引未來方向的明燈。

日本與中、韓的歷史傷口未能有效化解,為何比人口老化更值得日本憂心?
在美國將中國視為最大潛在敵人之際,何以政治兩極化才是美國真正的頭號隱憂?

動盪,是世界的日常:國家的力量興衰、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改變、甚或全球共同面對的環境議題,都是身為世界一分子的我們無法切割的課題。身處在前景未明的動盪中,借鏡歷史,我們可以找到前進的方向。

動盪_立體精裝書腰_時報出版
Photo Credit: 時報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