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德戴蒙《動盪》：我們是誰——澳洲什麼時候才會成為「共和國」？

文：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

第七章 澳洲：我們是誰？

（前略）

從澳洲的角度來看，澳洲的身分認同，在一九七二年似乎突然發生全面性的變化，當時，澳洲總理高夫．惠特蘭（Gough Whitlam）領導的工黨二十三年來首次掌權。他初上任的頭十九天，甚至在任命新內閣前，便與副手展開澳洲選擇性變革的速成計畫，其速度和全面性，當代各國望塵莫及。這十九天的變化包括：軍事草案（停止國家徵兵）；由越南撤出所有澳洲軍隊；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布國聯和聯合國交給澳洲託管半個多世紀的巴布亞新幾內亞獨立；禁止以種族選擇來澳參賽的海外運動隊（特別針對南非的白人隊伍而立的規則）；廢除英國榮譽制度﹝騎士、官佐勳章（OBE）、爵級騎士勳章（KCMG）等﹞的提名，並以新的澳洲榮譽制度取而代之；還有——正式拒絕白澳政策。

惠特蘭的內閣人選獲得同意，就立即在速成計畫中採取更多措施：投票年齡降為十八歲；提高最低工資；賦予北領地和澳洲首都領地，在聯邦參議院中的代表權；在上述兩個領地成立議會；要求工業開發提供環境影響聲明；提高對原住民的預算；女性同工同酬；准許無過錯離婚；全面的醫療保險計畫；教育方面的重大變化，包括廢除大學費用，增加對學校的經濟贊助，以及把贊助高等教育的責任由各州轉到澳洲聯邦。

惠特蘭正確地描述他的改革是「承認已經發生的事」，而非憑空而起的革命。實際上，澳洲的英國身分已逐漸褪去。一九四二年，新加坡淪陷帶來首次的大震撼；一九五一年，太平洋安全保障條約代表了初步的覺醒，共產主義威脅東歐和越南則是警告。不過，在新加坡淪陷後許久，澳洲仍然對英國懷抱期待和支持。一九四○年代後期，澳洲軍隊在馬來亞與英軍並肩作戰，對抗共黨叛亂分子，一九六○年代初，他們也在馬來西亞屬的婆羅洲，與印尼滲透分子作戰。

一九五○年代後期，澳洲允許英國在偏遠的沙漠區測試英國原子彈，以維持英國作為獨立於美國之外的軍事強權。一九五六年的蘇伊士危機，英國攻擊埃及，遭到國際譴責，澳洲是少數幾個支持英國的國家之一。一九五四年，英國伊麗莎白女王首次訪問澳洲，受到親英民眾的熱情歡迎：七五％以上的澳洲人民走上街頭，為她歡呼。可是，一九六三年，當女王再次訪問澳洲，亦即英國首次申請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的兩年後，澳洲人對她和英國的愛戴已不復見。

在惠特蘭正式宣布之前，澳洲的白澳政策也開始類似地分階段解體。一九四九年，准許日本的戰時新娘入境，是第一階段。根據可倫坡亞洲發展計畫（Colombo Plan），一九五○年代澳洲總共收了一萬名亞洲學生。一九五八年，取消鄙視移民的聽寫測試，同年的移民法，允許「傑出優秀的亞洲人」移民。因此，一九七二年，當惠特蘭宣布廢除白澳政策，並否決所有官方形式的種族歧視時，引發的抗議遠低於廢除已實行一世紀的政策所會有的反應。一九七八至八二年，澳洲收容中南半島難民人口的比例，超過舉世任何國家。一九八○年代晚期，近一半的澳洲人不是在國外出生，就是雙親之一在國外出生。一九九一年，亞洲人已占澳洲移民的五○％以上。

時至二○一○年，實際出生在海外的澳洲人比例（二五％以上）乃排名世界第二，僅次於以色列。這些亞洲移民的影響力，遠遠超過他們的數量：雪梨的頂尖院校七○％以上都是亞裔學生，二○○八年，我在昆士蘭大學校園內看到的亞裔學生，似乎占學生數量的絕大部分，現在澳洲醫學院學生中，有一半以上都是亞裔和其他非歐洲裔。

在政治和文化上，澳洲也有其他改變。一九八六年，澳洲終止了英國樞密院的終審權，進而廢除英國主權殘存的痕跡，澳洲終至完全獨立。一九九九年，澳洲高等法院宣布英國為「外國」。文化方面，一九六○年代在澳洲獨領風騷，以肉派和啤酒為代表的英國烹飪，已廣納多樣化的國際料理，大大擴展了美食風格，而非僅是一九六○年代的義大利、希臘，以及偶見的中國餐館。有些澳洲葡萄酒，今天也榮登世界頂級之殿堂。﹝提示：我特別推薦一款很棒，但價格實惠的甜酒，迪伯多利酒莊（De Bortoli）的Noble One；好喝，但價格不那麼親民的佳釀，奔富酒莊（Penfolds） 的Grange紅酒；還有價格實惠，添加白蘭地的莫里斯酒莊（Morris）Rutherglen Muscat 的加度葡萄酒。﹞一九七三年揭幕的雪梨歌劇院，如今成為澳洲的象徵，也是世界現代建築的偉大成就，由丹麥建築師約翰．伍重（Jørn Utzon）所設計。

我們是誰的論題，不僅關於澳洲的現實身分，也包括每一個可能的象徵身分。澳洲的貨幣是否應該像英國一樣，採非十進制稱作鎊，或應該有澳洲自己的獨特稱號，例如roo（「袋鼠」kangaroo的縮寫）？（最後的決定是放棄澳鎊，改用十進制貨幣，採用美國或國際名稱的「元」。）澳洲的國歌，是否應該沿用〈天佑女王〉（God Save the Queen）？﹝一九八四年，英國國歌終於被〈前進，美麗的澳大利亞〉（Advance Australia Fair）所取代。﹞澳洲的國旗是否仍該保留英國的米字旗為基底？（現在仍然保持如此。）

一九一五年，英勇的澳洲士兵在加里波利對抗土耳其軍，捍衛英國利益的事件，是否仍該做為澳洲最大的全國性慶祝活動？還是應該改由一九四二年，英勇的澳洲人在新幾內亞的科科達小徑上對抗日本人，保護澳洲利益並獲得勝利來取代？（目前依舊是紀念加里波利戰役的澳紐軍團日。）以及澳洲是否應該以英國女王為元首，還是該成為共和國？（仍然奉女王為元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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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如何融入我們探討的危機和選擇性改變的框架？

比起我們所討論的任何國家，澳洲的中心問題始終是關於國家身分，和核心價值觀的爭論（因素＃6和11，表1.2）：我們是誰？澳洲是否為英國白人的前哨基地，靠近亞洲，卻對亞洲鄰國一無所知？澳洲人是否為忠誠的英國臣民，需要英國的認同才有自信，得依賴英國保護，認為自己的國家在他國不需要自己的大使，且為了表現對英國母國的忠誠，自願送大批人到對英國有戰略重要性，卻與澳洲不相干的偏遠他方赴死？又或者，澳洲是否為鄰近亞洲的獨立國家，有自己的國家利益、外交政策和大使，與亞洲而非歐洲的關係更密切，且傳承自英國的文化內涵是否與時俱減？

直到二戰後，這個論題才開始變得認真，且持續至今日。就在澳洲爭論自己作為大英帝國海外前哨基地的身分時，英國也在爭論著自己身為該（正在衰落的）帝國的驕傲中心之身分，並努力爭取新的身分——和歐洲大陸密切相關的非帝國強權。

二戰以來，澳洲愈來愈展現出誠實自我評價（因素＃7）的議題特性，因為澳洲人已開始體認到澳洲在現代世界情勢中的變化。澳洲人不得不認清，他們以往最親密的貿易夥伴英國，而今只是一個小貿易夥伴；他們先前最大的敵人日本，現在卻成了他們最重要的貿易夥伴，而且，澳洲作為英國白人在亞洲周邊的前哨基地，這種策略也不再可行。

澳洲變革的動力部分來自外在，部分則來自內部。部分動力來自英國國力衰退，英國海外帝國的終結，以及日本、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的崛起。同時，部分動力來自國內，因為移民使得澳洲的人口不再以英裔為主，轉而為與日俱增的亞裔，以及非英裔的歐洲裔，隨著人口結構的改變，政策的抉擇也有所不同。

澳洲非常明顯地闡釋了選擇性改變和建立圍籬（因素＃3）。重大的變化包括：澳洲人怎麼看待自己有了轉變；制定獨立的外交政策，不再交給英國決定；愈來愈多元化的族裔和文化（在城市比在鄉村地區明顯）；以及在政治和經濟定位上朝向亞洲和美國。但另一方面，其他重大事項並沒有改變。澳洲政府仍然是議會民主國家，仍然與英國保持重要的象徵性關係，例如英國女王照舊是澳洲的國家元首；澳洲的五元鈔票及硬幣上，仍保有女王的頭像；澳洲國旗上，依舊可見英國的米字旗；澳洲按例保持高度平等的社會價值觀和強烈的個人主義。

澳洲社會的澳洲風格依舊鮮明，例如對運動的熱忱：尤其是採澳洲規則的澳式足球（澳洲發明，只適用於澳洲）、游泳，以及英國的板球和橄欖球。澳洲的領導人們也參與這種全國性的休閒活動，即便有危險性：總理哈洛德．霍特（Harold Holt）一九六七年在任時，在水流強勁的海域游泳時，不幸溺斃。

大部分國家在做出許多選擇性改變時，都是經年累月，單獨進行不同的改變。澳洲總理惠特蘭，卻在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一日至十九日，為期十九天之內旋風式推動多項改革，是少數以單項計畫同時進行多項變革的例子之一。

擺脫地緣政治的約束（因素＃12），對澳洲非常重要，而這種自由（或缺乏這種自由）則隨著時間起了變化。二戰以前，海洋保護澳洲免受任何實際的攻擊風險，正如美國獨立後也依靠海洋的保護，直到二○○一年九月十一日，世貿中心遭到恐怖攻擊為止。自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九日，日本轟炸達爾文以來，澳洲人已經意識到，他們的國家不能再免於外在限制。

然而，即使在一九四二年之前，歐洲主導的澳洲社會，也必須依賴友邦的協助（因素＃4）：最初是英國，在第一艦隊抵澳之後的幾年裡，英國甚至提供食物，後來又提供防禦；但是從二戰起則仰賴美國。雖然澳洲在達爾文遭襲前，從未面臨直接攻擊的風險，不過從十九世紀下半葉開始，法、德、美國和日本的軍事和殖民擴張到太平洋島嶼，確實造成澳洲人的隱憂。澳洲太過仰賴英國艦隊的保護，導致一九三○年代未盡自我防禦之責（因素＃2），並任由軍隊萎縮。

這七十年來，澳洲的改變並非針對迫切的危機，而是出於二戰以來，長期發展的漸進過程，而澳洲的英國認同從現實反轉為虛無神話，致使這個過程加速。雖然澳洲人可能不會在自己身上使用「危機」一詞，我認為，把澳洲視為經歷了一場緩慢進行的危機有其用處，因為澳洲的選擇性改變問題，與其他因應突發危機的國家所面對的問題相類似。在這方面，澳洲最近的變化，和德國同一個十年的變化（第六章）雷同，當時德國也發生了緩慢的變化。

在澳洲一系列的緩慢發展中，當然有一些值得注意的時刻：特別是「威爾斯王子號」和「反擊號」的沉沒、新加坡投降，以及達爾文的空襲，這幾件事都發生在七十一天內。只是澳洲的危機和變化，並不像一八五三年七月八日培里准將率軍艦抵達明治時期的日本；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三十日，俄羅斯襲擊芬蘭；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皮諾契特政變和阿言德死亡；以及一九六五年十月一日，印尼的政變，和隨後種族滅絕般驚天動地的打擊。

澳洲重新評估其核心價值， 及其進行的一連串選擇性改變， 肯定尚未結束。一九九九年，澳洲公投是否該放棄以英國女王作為國家元首，變身共和國。儘管公投以五五％比四五％的票數未過關，不過換作幾十年前，連要舉辦這項公投，都會讓人有無法想像之感，甭說有四五％投「否」的可能性了。生於英國的澳洲人比例正迅速下降中；看來，澳洲再次舉辦是否成為共和國的全民公投，只是時間問題而已，況且，這回投「是」的可能性會更高。

在十年或二十年之內，亞裔人口可能會占澳洲人口及國會議員的一五％以上，也會占澳洲頂尖大學學生五○％以上。澳洲遲早會選出亞裔總理。（在我撰寫本文之時，一名來自越南的移民已經是南澳州的總督。）隨著這些變化的展開，澳洲保留英國女王作為國家元首，貨幣上印有她的肖像；國旗上還看得到英國國旗，豈非太不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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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動盪：國家如何化解危局、成功轉型？（含32頁珍貴歷史圖片）》，時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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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
譯者：莊安祺

國家內憂外患的解套之書。
「不關心政治，就等著被糟糕的人統治。」——柏拉圖

當代最具權威性作家，
套用個人創傷的心理療程，
拆解七國如何挺過三大類危局，
借鏡歷史，在動盪中找到曙光。

• 《商業周刊》1673期書摘報導。
• 比爾．蓋茲指定必讀：「戴蒙擘畫出一條身陷危機時可以選擇的道路。」
• 《21世紀的21堂課》作者大推：「本書是化解全球當前危局的希望。」
• 普立茲獎得主、《槍炮、病菌與鋼鐵》作者全新力作。
• 《紐約時報》暢銷書。

有如《冰與火之歌》的動盪歷史，細說國家何以成為今日面貌。

自由民主國家芬蘭，為何對專制政權蘇俄敬畏三分，採行嚴格的言論自我審查機制？
原本篤信民主的智利，為何瞬間左傾，對政敵進行破紀錄的大規模虐殺？
西德總理布蘭特於波蘭首都猶太區一跪，何以能為外交局勢奠定決定性轉變？

賈德．戴蒙被喻為這個世代最具深度思考力、最具權威性的作家，他以個人的獨特洞見，抽絲剝繭國家面貌定型的軌跡。輔以12個化解危局成敗的關鍵因子，剖析何以有的國家能浴火重生，有的國家卻一蹶不振。

書中以七個國家（芬蘭、日本、智利、印尼、德國、澳洲和美國）遭逢的三大類危局（突發的內憂、外患和漸進型隱憂）為例：小蝦米芬蘭面對大鯨魚蘇聯的入侵、日本遭受美國培里將軍侵門踏戶、德國的新世代如何與犯下納粹暴行的上一代進行和解、智利皮諾契特總統的極權政體……等。對照分析各國的行動策略與結果，並以此檢視當前的世局。

歷史的傷口太沉痛，卻是指引未來方向的明燈。

日本與中、韓的歷史傷口未能有效化解，為何比人口老化更值得日本憂心？
在美國將中國視為最大潛在敵人之際，何以政治兩極化才是美國真正的頭號隱憂？

動盪，是世界的日常：國家的力量興衰、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改變、甚或全球共同面對的環境議題，都是身為世界一分子的我們無法切割的課題。身處在前景未明的動盪中，借鏡歷史，我們可以找到前進的方向。

Photo Credit: 時報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